王四四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悠久的“史记”传统，因而中国观众喜爱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长期以来，国产历史剧一直以主题严肃、品位高尚取胜，在为观众提供娱乐的同时，还对弘扬民族精神、继承优秀传统、提高观众辨别是非的能力、凝聚国人的强大力量起到了一定作用，因而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同。但新世纪以来，历史剧出现了一种“历史洗白”现象，对早已盖棺定论的一些历史负面人物，进行了“洗白”，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对负面人物的历史过错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反而有意识地突出负面人物的真情真性和日常生活，比如电视剧《大太监》把历史上中饱私囊、干预朝政的李莲英“洗白”成了为国为民、匡扶大清的正面形象；二是直接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把反派人物彻底塑造成正面形象，比如《陆贞传奇》中高湛的有情有义、陆贞的善良痴情与他们暴虐荒淫、弄权奢靡的历史事实完全不符。这种现象对国人，尤其是对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本文试图剖析造成“历史洗白”现象的多重原因，并对“历史洗白”的危害进行归纳，最后，尝试对这种现象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在概念上把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和有历史建构的影视剧统称为历史剧。

一、商业化·日常化·虚无化·象征化·复古化

新世纪以来，生产的历史剧数量增长迅猛，但由于多重原因，不同的历史剧出现了程度不一的“历史洗白”现象。

影视剧出现“历史洗白”的第一个原因是其商业化的本质决定的。影视从一诞生就决定了它的商业化属性。商业化本质上要求从速从快生产大量作品。对新剧本产生的时间和效率的过高要求，使得编剧难以静心创作。注重质量的好剧必然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编写少有人追根究底的历史反面人物的剧本，既轻松省事，又少惹麻烦。商业化的本质还要求影视剧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群众喜欢的主要历史正面人物已经被影视演绎很多次了，很难再翻出新花样。这样，叙述“反派人物”从量、新二字上都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一部以“历史反派人物”为主角的影视剧，还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弘扬正能量，就可能导致反派人物从黑到白。比如《芈月传》中的芈月，在历史上本是一擅权自私的女性野心家，但编剧为了满足传播重情守信的传统美德对芈月进行了洗白，最终观众看到的芈月是冰雪聪明、深明大义、有勇有谋的奇女子形象。《大太监》《神医喜来乐》中的慈禧展示了她不得已的诸多难处，赚足了观众对她的同情和叹息。再如电视剧《孝庄秘史》过多强调多尔衮和多铎的爱恨情史，从而掩盖了他俩奢好杀戮、玩弄权术的历史恶行。

文化的日常化是影视剧出现历史洗白的文化推手。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行评论，强调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行对人类、民族、国家的是非功过。从文化的视角看，这是一种选择性的经典式处理。随着文化旨趣的日渐日常化、大众化，锅碗瓢盆、生活起居等日常生活开始取代经典(宏大和崇高)成为文学叙事的文化主体，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开始成为观众关注的噱头。历史反派人物也通过其在影视剧中展示的生活情趣、艺术修养等逐渐使自己变“白”。日常生活的突出模糊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通过偷梁换柱，淡化了反派人物的主要问题，进而改变了反派人物在观众中的不良形象。例如，清末顽固守旧、丧权辱国的慈禧在《神医喜来乐》《大太监》等剧中通过她对传统医术、京剧等的痴迷，强调了慈禧对艺术精粹的爱护和支持。

近年来，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为影视剧的“历史洗白”提供了理论靠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打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鲁迅等以游戏的笔墨、荒诞的风格，对一些古圣先贤、英雄好汉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历史虚无处理，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施蛰存的《石秀》等，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众所周知，鲁迅等人的目的不是反伯夷叔齐、梁山好汉，而是反他们拥护的封建制度。但如今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目的却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特征就是认为人在历史中是无为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实质是抹杀历史真相。[1]在它们的影响下，影视剧频繁出现“历史洗白”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象征性的叙述是部分历史剧的创作目的之一。历史剧讲述历史，难免以史为鉴、借古论今。好似看《红楼梦》，远近高低各不同。又如一部《甄嬛传》，中医养生工作者强调剧中的养生之道是否科学合理，而城市白领或许把宫廷斗争看作职场竞争折射，政治理论家可能又看重封建礼教对女性群体和人性的戕害。因此，“历史洗白”不能摆脱“为坏人和走歪门邪道而成功者”正名的嫌疑。近些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部分人质疑富人的财富来源，心中滋长仇富情绪。叙述通过投机钻营、打家劫舍获得成功的人的历史剧类似剧情是“坏小子成长史”的港剧，试图阐释和说明成功者的成功不易，强调他们往往付出了超出常人数倍的汗水和艰辛，他们也有很多的无奈和不解，从而把自己不仁不义的责任推给社会和时代。

影视剧的“历史洗白”现象也反映了人们对古文化生态的一种怀念。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享受到便利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的恶化、道德伦理的丧失、人在竞争中的疲惫不堪等深恶痛绝，因而对颇具山水诗意的古代文化生态产生了一种理想化的怀念。这种复古情结，必然夹杂了不少国人文化根基中没有清除干净的封建元素，尤其是部分知识分子对在封建王朝时期读书人拥有的特殊礼遇念念不忘。格格、皇帝、妃嫔为主角的宫斗戏的盛行事实说明，封建等级制的观念还部分残存在广大观众的内心深处。

当然，影视剧中的“历史洗白”，也是社会在进入工业化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新世纪一些历史剧描绘世间的恩怨情仇，充满了血腥味，却接近了财富和义，超越了人对死亡的恐惧，通过讲述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群青年人打打杀杀的故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现代社会边缘人群所发出的吁求。在波德莱尔看来，拥抱魔鬼、亲近丑恶本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本能。

二、影视剧“历史洗白”的危害梳理

影视剧的“历史洗白”看似属于消费文化的范畴，但造成的社会危害却不容小觑。

第一，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传播了错误的历史知识。例如，很多普通观众通过影视剧《陆贞传奇》，了解了北齐女官陆贞和北齐皇帝高湛。影视剧给观众的第一印象是陆贞是一位淡泊名利、以德报怨、知书达理的好女子，高湛是一位英明孔武、痴情重义的好皇帝。而事实上，历史上的陆贞是一位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危害国家的女性阴谋家；高湛除了外表出众，完全是一个昏聩残暴、奢杀成性的暴君。因为北齐在中国历史上享国时间短、国土面积小，不是影响深远的王朝，所以一般观众对北齐历史的了解要远少于对汉唐等主要朝代，因而影视剧《陆贞传奇》对普通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形成有关陆贞、高湛的第一印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第一印象在青少年心目中形成后，就会对青少年以后认识这段历史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影视剧的历史洗白对一般观众和青少年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陆贞、高湛、慈禧、李莲英、袁世凯等早被历史唾弃的反派人物，通过影视剧洗白后，他们的言行就会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像近代以来，为个人私利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出卖国家利益的慈禧和袁世凯这样的历史人物，被洗白后，对青少年的是非判断、善恶标准产生的负面作用不容小觑。

第三，对历史反派人物的影视“洗白”不利于我国共同的精神家园建设。如果连慈禧、袁世凯这样的窃国大盗都被大肆在影视剧中正面宣传，那么显然会形成一种“卖国无罪、失职无罪”的谬论。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影视剧中的“历史洗白”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容忽视。

第四，对历史反派人物的影视“洗白”是对那些为国捐躯、鞠躬尽瘁的民族英雄的亵渎。中华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不息，代代相传，与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的付出是分不开的。既然慈禧、李莲英、袁世凯的卖国之举、祸国之行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置为了民族崛起而奋发图强，不仅做出了杰出贡献，甚而付出生命的林则徐、谭嗣同、秋瑾等人于何地？

三、给影视剧的“历史建构”拴上规则的牢笼

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以外，还有一些武侠剧、言情剧、谍战剧等都喜欢给故事建构一个历史背景，使得故事亦真亦幻，以图增强作品的可观性。对比金庸和古龙的作品，金庸的小说因一般有确切的时代背景而在观众中津津乐道。成功建构时代背景的例子还有琼瑶对《烟雨濛濛》的改编。新世纪初，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收视业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琼瑶把小说《烟雨濛濛》中原本发生在台北的儿女爱恋转设到了抗战时期的大上海，让儿女情长经受战争的考验，让青年子弟在国和家以及个人的情感之间做出一个平衡。金庸、琼瑶作品的故事纯属虚构，但历史背景不假，两人在艺术的真实与虚构之间均做到了“度”的成功把握。借鉴以上经验，笔者认为，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还是有历史背景的其他影视剧，若涉及历史问题都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管控和提升。

第一，影视剧的主创人员，包括编剧、导演、演员都要努力学习影视剧涉及的相关历史知识、历史文化等，必要的时候设立历史文化顾问。郭沫若指出：“优秀的史剧家必须是优秀的史学家。”“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2]在这一点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地历史剧做得比较好，《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等都较好地反映了历史真实。2012年至今持续热播的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连续剧《甄嬛传》，不得不说是近几年影视业绩的奇迹。剧组邀请了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和相关学者做顾问，在历史文化知识上下足了工夫。

第二，管理部门需要出台合理可行的制度对影视剧的历史建构进行规范。虽然有关部门在2010年7月开始执行《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其第一章总则的第五条“电视剧不得载有下列内容”之九明文规定：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但是事实上，因为条陈过于笼统而很难具体操作。因此，把影视剧的“历史建构”纳入法制范畴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影视主创人员要加强自律意识。每一个华人都有保护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义务，文艺工作者更应如此。在这点上，我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地的一些涉及历史的影视剧给我们提供了某些经验。他们的影视剧根据真实的程度往往划分出层级。比如很多影视剧的开篇就在很显著的位置标示“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等字样，让观众沉浸在故事的悲欢离合时，不忘保持一份理性。

第四，“失事求似”应该成为影视剧历史建构的基本文学规范。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剧的创作原则——“失事求似”，要求创作不能违背历史精神。“失事”保证了作家充分的创作空间，“求似”又是对作家创作的道德规范。郭沫若通过情节的虚构，成功地歌颂了正义，鞭挞了邪恶。对比1988年上映的电影《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和2012年出炉的连续剧《大太监》，不难看出，前者揭批了极端自私的王权制度是如何摧残一个正常人的，后者却把工于心计、为了个人权力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慈禧塑造成了有勇有谋、一心为国的正面形象，后者对慈禧的“洗白”显然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精神。

第五，要引导和培养观众的审美取向。影视剧出现“历史洗白”某种意义上无非是为了吸引消费文化中的观众。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消费文化也仅在有限的少数几个城市中形成。因此，影视剧还是要极力去为它的主要观众——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当然，广大群众的欣赏趣味也需要多措并举地培养和引导，挖空心思地提升观众的欣赏品位。比如推介优秀的文艺作品，黄金时间段留给有厚重知识支撑的文艺节目，等等。

第六，要强化文艺的道德批判。张光芒、赵勇、熊元义等学者都强调文艺必须保持道德批判。张光芒指出：“……在‘回归故事’和‘平民视角’的表层下深隐着对金钱的崇拜，对大众消费欲望的迎合……”[3]道理越辩越明，好的文艺作品总是能经得起舆论和时间的检验。比如对于连续剧《甄嬛传》的热议，检索知网，自2012年热播以来，已有数百篇文章研究该剧。由起初部分文章强调对甄嬛后期腹黑的批判，到如今大家逐渐形成共识，《甄嬛传》的主题是无人不冤、无人不惨，反映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对“美”的戕害，教育观众深刻认识封建婚姻制度的野蛮和非人性。

王元骧指出，真正优秀的作家总是站在广大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大众这一边，为他们摆脱苦难、争取自由、平等地生活而进行呼吁和奋斗。[4]历史上的慈禧、袁世凯等人物正因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而被历史所否定。影视剧的本质虽是娱乐观众，但任何文艺作品都难以摆脱意识形态色彩。法国的路易·鲍德里说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效果已经内在于对电影的摄放机器之中，电影摄放机正是通过自身，构造并设置了先验的主体和想象的同一体，并通过观看电影复制或强化了这一想象。”[5]这就是说，影视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近几年上演了很多诸如《美人心计》《大明嫔妃》之类的宫斗戏，除了传播腹黑阴谋，刺激观众的感官和挑动观众的情欲以外，实则看不出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当“历史洗白”和历史虚无主义结合在一起，尤其把矛头对准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事业做出奉献和牺牲的前辈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再沉默下去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6]两百多年前，清代思想家龚自珍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从内心说出的这句痛彻心扉的话，警醒今天决不可对影视剧的“历史洗白”现象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