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霖

《塔洛》：少数民族现实身份的困顿

张 霖

电影《塔洛》改编自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同名原著小说，它将视线追随一位从未接触过现代世界的牧羊人塔洛，讲述他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矛盾中身份迷失的历程。同时，以塔洛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青年人在面对此境遇时大多处于被新文化秩序压抑的状态，即面对现实身份出路问题时展现出困顿。笔者将从万玛才旦导演富有现实意义的镜头中展开阐释此部电影叙事里隐喻的虚拟与真实，以及导演赋予电影人物对意识观念危机中的民族身份重塑的态度。

《塔洛》 少数民族 身份 文化差异

在表现少数民族群体现状的电影中，《塔洛》如它的主人公一样，像一个未被喧嚣侵染过的憨厚青年，怀抱着青山从西藏的草原里缓步走来。电影中自幼以放羊为生的藏民塔洛带着他的小羊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青年人在面对社会新文明时的选择，在时代变迁带来的新的文化体验过程中，环境更替引发的痛感迫使像塔洛一样迷茫的藏族青年试图转变固有文化秩序，而这些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改变则是导演万玛才旦镜头下所关注的关于人的成长。电影《塔洛》以全固定镜头作为自然朴实的视角向观众传达藏族人在新语态、新景象下的困顿与迷惘，在以塔洛为故事主要叙事线条中探讨少数民族现实身份的出路。

一、现实主义视角的镜头意义

与万玛才旦之前导演的影片相比，《塔洛》的镜头设置更加具有导演在主人公塔洛身上投射的关于少数民族青年人的矛盾心理特征。以塔洛在公安局办理身份证为整部影片核心事件的开端，具有现实风格的叙事线路使得故事结构更加饱满，塔洛背诵汉语版毛主席语录的出场方式也将影片的纪实特点充分显现出来。

《塔洛》全片以黑白色彩作为影片基调，朴素色调设定下则弱化整部影片背景的立体感，这也是万玛才旦首次将其作品采用单色处理。由此，影片中削弱了普通观众对于少数民族电影中对风景观赏的首要期待，换言之，万玛才旦一改少数民族类型电影中风景“抢镜”的软性规则，将镜头对准普通藏族青年塔洛，单一色彩下集中性的视域选择使得人物身上的情绪表达更加突出，渲染力更强。长镜头中，风景成为人物陪衬，没有了既定想象中对藏区苍山草原的刻意描述，塔洛在狭窄的叙事空间中成为视觉中心。导演万玛才旦对于人的纪实性关注再一次从色彩语言中体现出来。

全固定镜头无疑又是万玛才旦又一次大胆的尝试，固定单一化的视角力图构造一种自然客观的叙事状态，人物调度的幅度朴素平淡。影片第一个镜头对准了塔洛随身带着的小羊羔，吃奶的小羊在近景镜头中如未经世事的塔洛一样，而从乳羊开始的对塔洛的外部描述便逐一展开。大部分以近景镜头刻画的塔洛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几乎没人记得他的名字，因为留了一个小辫子而被人称呼“小辫子”的他用汉语发音一字不差地背诵着不甚理解的《为人民服务》，没有被人记得的他却是记忆的强者，像一个在新文明到来之时有着默然判断的见证人。

作为主角的塔洛总是居于画框偏下，头顶的余留像是他对于未知世界仰视般的留白，除他以外的背景也因他而静默地存在，出于导演万玛才旦的选择而更换的场景和道具也在极力展现现实世界的原有因素。黑白影调中的塔洛没有展示其全身或者是某个部分的细节特写，但他用他朴实的话语早就为其装裱单纯且扁平的性格特点。单个镜头的画框将导演的组织逻辑和视角锁定在塔洛身上，而这种带有旁观色彩的注目却带有很大程度上的现实意味。

二、隐喻叙事中现实时空的虚拟与真实

让・杰克・里尼埃里在《电影中的现实印象》中写道：“在观看影片演出的直觉中，我们对这些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自然会理解成影片的全部现实……因此我们相信的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还相信这个世界的某一些结构和特别挑选出来的东西。”①万玛才旦为我们精心选择了他所理解的现实比喻，在流动性的镜头语言中渴望传达他对于民族现实境遇的迷茫，同时这种传达理念的过程建立在寻求到双向感知之上。《塔洛》的叙事空间被处理得简单明了，在公安局、城里、草原的空间环复叙述中，一方面表达虚拟镜像中人物的非虚拟遭遇，另一方面通过现实元素的描述来阐述其中包含的现实隐喻。

前往城里拍照片的塔洛遇到了理发店女孩杨措，她独特的短发及样貌吸引了塔洛的注意。声音先行入画的杨措告知塔洛“干洗”头发的方式，她身上潜在的对塔洛来说未知的文化涵义赋予了杨措新文明的表征姿态。首次进入镜头的镜子里为塔洛洗头的杨措似一个虚拟的假定性符号，与现实一镜之隔。模糊的镜面中折射出来的位于画左的塔洛和杨措，如朴素现实与未知未来相互碰撞出的失衡感。在理发店里透过门窗窥视塔洛的杨措不再利用镜面呈现，而是在现实镜头的前景中模糊站立，身影偏于焦距中心的她破坏了传统女性在于电影之中的象征秩序，即打乱了规范的场面调度，杨措所代表的非传统的欲望和创造力为其最终引导这部电影的叙事线路提供了一种超越性。

而被杨措窥视的塔洛则是一个被杨措对象化的自己，处于封闭空间的杨措在塔洛身上寻求到了可以将自我形象完善的契机，使得杨措的角色所挟带的现代文明倾向趋于理想化。塔洛和杨措在卡拉OK的房间里共处于电影镜头中的现实空间里，杨措带塔洛进入了一个塔洛从未涉足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杨措驾轻就熟自我沉醉，而塔洛对杨措以及她带来的未知感到新鲜和心动，最终在独唱一首与卡拉OK所划定的现代环境极为不符的拉伊后，塔洛醉倒在封闭却也斑斓的现代时空。醒来的塔洛和杨措再次被框定在模糊的镜面中，精神清醒的现实里，杨措的存在又一次被搁置于虚拟的描述。

而此时的塔洛满载从未感受过的爱情，镜头里的画面也随之开阔起来，他高唱着对心爱的人歌唱的拉伊，羊群与他在山谷间，自由且开放。“姑娘啊姑娘，在茫茫的大地上，知心的情侣一对对，我没有知心的伴儿，姑娘你来陪伴我吧！”孤独地咏唱爱情的塔洛留给我们一小块背影，回应他的只有此起彼伏的羊叫声和铃铛的叮咚作响，来自于现实里的声响逐渐悠远空灵，失真化处理的声音将塔洛带去到新文明散发出的陌生归属感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交融中，塔洛信誓旦旦地开始追寻爱情——虚拟化勾勒的世界。

带着卖羊所得的十六万元向杨措表达情意的塔洛将钱放在镜前，镜子里折射出的杨措和塔洛的镜像与镜前堆成一摞的钱重叠，金钱所隐含的物质世界在现实时空里将塔洛生存的天然形态割裂。塔洛第一次感受到了物质所能够带来的精神错位，错以为和杨措共处于同一个世界，他和她分别被两面镜子映照，并居于画面两端——虚幻的如同一个时空。

镜子将其外观赋予镜中那个不可触及的投影。没有了嘈杂的环境音，干净嘹亮的拉伊伴随羊叫声渐渐涌上塔洛的心头，镜子里的两人化为理想，来自于镜外的声源逐渐真实。塔洛闭上双眼，似乎在幻想他所建构的和杨措幸福美满的生活，眼前是一片辽阔的草原。

香烟、酒吧、说唱歌手，杨措给予的现代元素将塔洛包围，而此时的塔洛只想好好地唱一曲拉伊给心爱的女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替势必产生间歇痛感，而这些痛感所带来的不适使塔洛再一次沉沦在虚拟的表述语态中。

杨措和钱消失不见，塔洛失去的不仅仅是爱情和财产，更多的是迷失于对未来追寻的方向。塔洛重新回到了现实空间，他被理发店模糊的窗户形成的视角切割为非完整的形态。他往理发店里看了一眼，随后便消失在空旷的草原，镜头前景随风凌乱的网将塔洛重新隔离回他生长的空间，似是将他引向归途。碎裂的信念夺取了塔洛的记忆，熟记于心的毛主席语录怎么也背不下来，他不再是最初坚守传统文化根基的放牧人，而是在现实境遇里与未知想象中对理想产生动摇的迷路者。

文明冲突造成的记忆碎裂摧毁了塔洛建构的过去与未来，同时也强迫性地使塔洛接受自己另一个曾经传统认知中陌生且矛盾的文化身份。

三、意识观念危机中的身份重塑

不记得自己年龄的塔洛的记忆里清楚记得自己羊群的准确数量，不记得塔洛真正名字的他人只知道他叫“小辫子”，而塔洛也将“小辫子”这个外号视为可以称呼自己的名字。“小辫子”这个具有外部特征描述性的符号则替代了塔洛的本质成为其身份符号，而塔洛也在他人即社会主流语境建立的语态环境中形成了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念。他可以用汉语背诵下来《为人民服务》，并且他也是如此赞同他一知半解的背诵内容，因此，塔洛认为替别人放羊也是为人民服务。这种支持着民族的意识形态在塔洛身上发挥着主体性特征，并为他建构出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

城里德吉照相馆的老板大部分以声音示人，像一个无形的引导者，照相的客人在她的指导下拍摄了以拉萨布达拉宫、北京天安门以及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布景的照片。而为了使客人和布景的环境更为契合，他们被迫穿上了并不合身的西装，此时，纽约布景前的女客人抱起了塔洛随身的小羊羔。陌生化的身份塑造使得少数民族群体在尝试改变的过程中遭遇认知上的身份错位，他们在未知新文化到来之时呈现出了极为矛盾的焦虑感。

塔洛想要带心爱的女孩杨措去拉萨、北京还有美国纽约——这三个他从照相馆布景了解到的城市，塔洛从未去过任何地方，但照相馆老板所展示给他的这些城市足以让他想象其中的美好，新文明的叙事力量在塔洛的常识世界里获得了轻松的肯定。他在思念杨措的夜里损失了数只羊，一只死羊全身敞开，任凭塔洛掏出它肚子里的内脏。宰羊、煮羊、吃羊，整个过程尤为安静。沉默的塔洛被镜头切割，环境也由此静谧。没有任何节奏起伏的镜头里充斥着痛感，一种来自于少数民族内心纠葛的苦楚，在传统意识观念与现代文明形态相互冲撞的时刻，塔洛放下了赖以生存的自然与诗意，投奔在现实的虚拟描述中只为寻求一个未知的结果。

显然，杨措所处的文化环境与塔洛是不相符合的。与大多长发藏族女孩不同留着短发的杨措拿到钱后对塔洛说，你这小辫子太显眼了，剪了之后谁也认不出你。塔洛身上的文化气质与杨措存在的文化秩序格格不入，而此时，塔洛接受了杨措的话语控制，文化差异融合中，他者的吸引力使得塔洛迷失了方向，却沉迷于现有秩序营造的自我虚构的假象中不可自拔。

剪掉小辫子的塔洛重新回到公安局，而他只问了多杰所长自己是否像一个坏人。对于“好人”和“坏人”的理解，塔洛本有自己的定义，可终究他还是将自己放在了“轻于鸿毛”的位置。没有小辫子的塔洛和身份证照片上的他不似同一人，小辫子的丢失不仅仅让塔洛的外部样貌有了改变，他一直以来的信念也随之崩塌，传统观念塑造的身份意义便因此进入了新的困境。最后，他抽起一支卷烟，喝了一口酒，点燃一个驱狼的鞭炮。塔洛渴望找到新的归属，然而却在新的文化秩序里以失败告终。

以塔洛为代表的不曾碰触现代感元素的少数民族群体在面对无法同化的民族差异时表现出的焦虑、迷茫与激烈，也正是多元文化融合背景的当下我们每个人所处环境的缩影。万玛才旦在他的这部电影里用朴素的镜头语言完成了一次少数民族在文化矛盾中展露出困顿态度的精致表达。

【注释】

①杨远婴(主编).电影理论读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184.原载《电影世界》(法国大学出版社).

张霖，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