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元(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在商业电影批量生产的当下，陈建斌导演的《一个勺子》(改编自胡学文的《奔跑的月光》)是一部荣获多个奖项的优秀艺术片。它不限于观照故事的讲述及完整性，而是通过大量意象作为电影语言独具匠心地呈示了一场人性盛宴，能指与所指的张力在意象话语表达下极具弹性。尤其是贯穿始终的红色遮阳帽的主人由傻子转向主人公拉条子(马吉)后，意象的多义性骤然扩大并建构了影片的象征系统。这从某种程度上呈现了物作为艺术作品本源的功能——“比喻和符号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念框架。……但是在艺术品中使别的什么敞开出来的唯一因素以及与别的什么因素结合起来的唯一因素，仍是艺术品的物性”[1]。电影将个人体验融入与该意象的物性特征融为一体，使影视文学通过视觉展览诗意空间，并提出了诸多问题：怎样使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传播文学性的路径？影视文学如何用图像意象表达“用具体超越具体”(语出陈超)的诗学特征？传统道德标准下的“好人”置于当下群体中有什么生存困境和心灵锐变的过程？该意象有助于《一个勺子》成为一首着力于美学价值及生命体验的长诗。

一、戏与血：拉条子视角下的世界

意象是艺术片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保守文学性的图像方式，它借用影视效果给观影者直观感受，也因含蓄蕴藉性为观众提供了再创造空间。面对新的传播媒介对纸质图书的冲击，米勒曾提出：“如果一方面来说，文学的时代已经要结束，而且凶兆已出，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也是普遍的、永恒的。”[2]俨然，“只有当文学真正拥有自身的‘文学性’品格，才不至于被大众文化潮流所吞没，从而真正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3]。红色遮阳帽便是影片保守文学性的通途之一。它最初归属于真正的傻子。由于遮阳帽通常在夏季使用，因此有人在冬天戴着它时，其所有者将被视为存在智力问题。但电影结尾时，拉条子将破损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并透过它观看外面的世界。导演采用一分钟的长镜头拍摄戴上遮阳帽的拉条子眼中的世界，保存了人物情绪的完整性及时空的真实感，以此展示拉条子眼中的人群。他首先看到了穿着表演服的队伍。虽然从帽子下方可见人群的服装是色彩斑斓的，但映射在帽子中的物象却统一是红色。此刻，行人移动的裤腿在白色雪地的映衬下显得色彩更加明丽，而红色帽子中的景物却是颜色的大一统。这种双重色彩同时被拉条子尽收眼底，一方面他看到了人生如戏的无奈，另一方面红色使他深刻感受到人生如血的残酷。因此从该视角观之，拉条子的结局并非成了真正的“勺子”，而是他终于清醒地领悟了现实。他虽然并未因佩戴帽子而揭开骗子们争夺傻子的谜底，但从侧面展示了其精神的蜕变——通过帽子实践了大头哥的预言：“你把你自己打成傻子你就明白了。”此刻拉条子以大智若愚的形式解释了充满荒诞和无奈的人间。遮阳帽的破损，不但成就了拉条子看世界的方式，而且隐喻了主人公碎裂的心。

电影的最后是一群孩子用雪块投掷拉条子，同时喊着“勺子”。值得一提的是，男孩子曾在电影中部用雪块殴打过真正的傻子。傻子没有执行反抗行为，但做出了保护自我身体的姿势。因为孩子们的雪块不只拍打在帽子上，同时也侵犯了傻子的身体。然而，当孩子们殴打拉条子的时候，雪全部敲击在帽子上，最终导致拉条子视线模糊。与傻子不同，拉条子没有在被打过程中做出躲闪行为，而是任由事态发展。也许拉条子希望自己被打成傻子从而明白骗子们争夺傻子的理由，但更多的是缘于他对生活失去了反抗能力而变得绝望。用雪欺负拉条子的不是村长、大头哥、骗子、杨警官，而是孩子。孩子们通常阅历浅薄、能力微薄，应是善良的弱者，但他们却与欺负拉条子的人如出一辙。成人世界摧残了拉条子的心灵，孩子则是造成拉条子身体受伤的潜在势力。

如果说“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4]，那么“自我”能在另一个“自我”(即他者)的认知中获得更明晰的鉴定。红色帽子佩戴在拉条子头上后，并非带来了善良、老实、执拗等现实社会中“傻子”内在特征的磨灭，也不意味因为一顶帽子拉条子便变为傻子。这种行为是拉条子对自我的再解读和重新体认，呈示了由“指认他人为傻子衍变为自我鉴定为傻子”的人物身份置换过程，体现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与自我对话。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沉沦的此在具有闲谈、好奇、两可三大特征，并在该特征下此在失去本真而走向异化。“沉沦在世是起引诱作用和安定作用的，同时也就是异化着的。”[5]拉条子则是在追求本真的过程中由于力量微薄而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而非异化为“沉沦在世”之人，也没有异化为真正的傻子。结尾拉条子任由雪敲打着帽子，视线因此越发模糊。象征主人公的悲哀：他因无力而在现实中渐趋看不清世界，也认不清自己。红色遮阳帽成为提升拉条子认知能力工具的同时，也最终将他推入眩晕中，成就了自我发现与自我迷失的双重悖论性隐喻。借此主人公对自我认识人事的思维方式在质疑和反思中发生变化，原有的人生观、世界观坍塌。

二、表象和本质：红色遮阳帽对不同群体认知向度的干预

“电影可以作为一个话语和价值的对话场地，也可以作为一个艺术趣味、社会理想在其中进行抵触、妥协的公共领域来加以考察。”[6]《一个勺子》中的红色遮阳帽成就了小意象建构大象征的功能。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帽子原本具有御寒、遮阳等保护人体的作用。在影片里，它却成为傻子遭遇孩子进攻的缘由。孩子们见到戴该帽子的人便印象式地将其认定为傻子。所以影片结束时，拉条子佩戴红色遮阳帽的行为，在孩子的世界中便是傻子的举动。拉条子因此得到了和傻子等同的待遇。 “他从袄中取出了初见傻子时傻子一直戴着的红沿遮阳帽，戴上帽子，他彻底‘沦落’为世人眼中的傻子。”[7]电影所示，遮阳帽并未使拉条子造成“世人眼中的傻子”的局面(下段有具体释义)，而是孩子们认定了他是“勺子”。 当孩子们拾起积雪击打红色遮阳帽时。他们打碎的不仅是主人公的心，同时打碎了人性良性发展的前景。电影开放式的结尾引人深思，使之成为一首未完成的诗。

在世者作为被自身所充满的自为个体，由于萨特般“他人即地狱”的控诉而无法追求自我意义上的本真生活。虽然“烦作为原始的结构整体在生存论上先天地处于此在的任何实际‘行为’与‘状况’之前”[5]，拉条子的“烦”依然超出正常人的生存范畴，并在他者制约下沦入无法自拔的窘境。孩子毕竟具有未成熟的判断识别能力。在电影中，拉条子第一次戴傻子的红色遮阳帽是在准备刊登“失物招领”前。傻子脱帽照相，拉条子将他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那一刻，照相师并未将拉条子视为傻子。这隐喻着成年人比孩子具有判断力，他们不会全然依据衣着而划分正常人与傻子，其认知具有抽象性，甚至意味深长的哲思维度。正如电影中村长所言：“谁把别人当傻子，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傻子。”金枝子也哭诉过：“都说你是老实人，人好……好有啥子用？人好净受欺负。人好都没的好报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做不得好人的。”甚至拉条子本人也心知肚明：“现在谁不知道，说谁是好人，说谁是老实，就说谁是傻子。”成年人的视域中，傻子的内涵更为复杂。显而易见，拉条子能够参透社会现象，却在内心中无法遏制善良、老实、较真儿的本性，因此显得与世格格不入。一首充满信仰的诗歌吟哦着：“只要善良，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将幸福地/用神性度量自身。/……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荷尔德林《在可爱的蓝色中》)俨然，这在拉条子所处的世界中完全是个悖论，形成极大反差。体现了“只要此在作为其所是的东西而存在，它就总是在抛掷状态中而且被卷入常人的非本真的旋涡中”[5]。影片末尾，拉条子置于与演戏者和孩子们相反的方向，类似于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形象。

三、由保护到暴露：红色遮阳帽功能的转型

作为诗学的关键构件，新颖的意象能构建出优秀的诗歌。如庞德所示，优质意象可在瞬间表达出情绪情感的智性流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红色遮阳帽佩戴在了拉条子头上。此时世界显现在主人公眼中的景象是透过“面具”的，从而使该意象的内蕴在瞬息间膨胀。帽子的功能性因此发生改变。电影中其他佩戴帽子的人物有卖炒货的女人、带走傻子的“大旺”、操天津口音行骗的男人、第三拨行骗的戴头盔者。除了卖炒货的女人外，后面所列人物的帽子均可视为协助自我掩饰的工具，或者说存在该猜测的可能性。帽子的遮蔽功能借助其他意象扩大指涉力：无论是在夜色中领走傻子的“大旺”，还是佩戴帽子、口罩、头盔的另外两伙骗子，均可视为主体欲主动自我遮蔽。帽子与其他意象共同承担了自我保护的功能。

电影中的拉条子本拥有符合季节需求的线帽子，其功能是御寒。他的帽子将其装点成朴实的牧羊人形象，且帽遮起避光作用。此时，佩戴线帽子的拉条子能够借助双眼看清世界的表象。因此，线帽子的功能是保护拉条子的身体。然而电影结尾处，拉条子却戴上了本属于傻子的红色遮阳帽。该举动促使了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的粗鲁行为。此帽子成为暴露拉条子是一个精神正常的“勺子”——被欺侮者的媒介。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红色遮阳帽本该在夏天被使用，却在冬天成为傻子的配件，因此显得与世绝缘，打破了人行为的规律性，最终成为傻子的象征。荒谬不在于帽子的出现季节，而是什么人，在怎样的境遇下使用了它。恰如陈建斌所言：“最重要的是人，人在荒谬处境里的荒谬反应。”[8]拉条子戴上该帽子后，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在皑皑白雪中，所有人都与他相向而行。红色遮阳帽出现季节的反差性是人性裂变的象征，并使帽子的保护功能消失殆尽，相反成为主人公身体遭受欺侮的缘由。红色遮阳帽虽破旧不堪，却内蕴着众多人生遭际及人在困境中无力挣扎的无奈感。

四、结 语

陈建斌说：“因为没用任何视听效果，完全靠剧情本身，简单的人和人之间诞生出的张力，我认为这是戏剧的，因此戏剧舞台就是这样。”[8]《一个勺子》中，意象作为剧情本身，形象地表达了人际交往的驳杂性，同时是沟通影视与读者深度美学对话的桥梁。红色遮阳帽意象最终构成了剖析人性的象征体系。胡学文与陈建斌共同依恃简单的意象构建了庞大的现实生活的象征世界，提升了该艺术片的美学价值，使电影如同一首本体与功能同时在场的长诗。影片实现了微观意象、宏大表达的效果，使原本无生命的意象自动发声，获具诗学特征。其开放式结尾为观影者提供了悬而未决的案例，以第一人称视角穿透红色遮阳帽，将文本置于敞开状态，承载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同时，影片这种以意象建构象征系统的方式，扩大了文学性的表达范畴，实证申明了“文学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