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莉

(西安外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犯罪叙事对于人们来说有着普遍的吸引力，也是艺术创作者们深入分析、批判社会人生，表达价值观念的一个常用的切入点。在由安德鲁·戴维斯执导的《超完美谋杀案》中，叙事围绕着一桩谋杀案展开，尽管谋杀案的策划者自以为计划周密完美、天衣无缝，然而谋杀实施起来却不断遭遇意外情况，凶手为了弥补漏洞而疲于奔命，最终使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甚至向着与计划相反的方向发展。谋杀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吸引观众的题材，剧中人在犯罪和侦破两种行为上的“猫鼠游戏”对观众而言是扣人心弦的，而冠之以“超完美”表面有言过其实之嫌，实际上这正是全片的精彩之处。除凶杀母题以外，电影又在人物关系的层层揭示中拓展了戏剧情境，以伦理关系来调整叙事节奏，使观众在获取欣赏悬疑电影的紧张、刺激感的同时，又能感受到导演对社会暗流、对人在家庭中的生存状态的思考。

一、对前作的沿袭与超越

首先有必要对《超完美谋杀案》的整体叙事稍作梳理。电影中，男主人公史蒂文·泰勒曾经在华尔街的金融业呼风唤雨，然而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他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看上去风光无限的生活。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与他已是同床异梦。史蒂文发现妻子艾米丽与“画家”大卫·肖有了婚外情。备感羞辱的史蒂文决定用50万美金收买大卫，让大卫杀死妻子，自己便可以继承妻子的上亿财产，从而一举解决两个问题。而不料这却使他陷入更深的麻烦之中。一言以蔽之，电影讲述的是一个“谋杀未遂”的故事，而基本脉络则是由真相的隐藏和追寻构成。必须指出的是，《超完美谋杀案》是一部向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经典悬疑电影《电话谋杀案》致敬的电影。《电话谋杀案》影响了《超完美谋杀案》的剧情走向，同时，作为一部40年后的悬疑电影，《超完美谋杀案》则又对前作的叙事进行了调整甚至是超越。

《超完美谋杀案》保留了《电话谋杀案》中的主干内容(丈夫雇凶杀妻未能成功，妻子反而将行凶者杀死，丈夫重新布置现场，最终真相水落石出)和一些关键情节(丈夫自己给妻子打电话来制造杀人条件等)。这使得电影能够在叙事上拥有悬疑性和流畅性上的保障，矛盾始终聚集在丈夫、妻子和情人三个人身上，妻子在明而丈夫在暗，妻子相对丈夫而言居于弱势，即使是出轨，妻子也怀有对丈夫坦白的念头，这使得观众能够自始至终对妻子保持同情之心，也就能为妻子的安危而提心吊胆。除了在关键点上的相似之外，《超完美谋杀案》还有意在部分细节上显示出和《电话谋杀案》的继承关系。如两个家庭的装饰风格都有意使用了中国风，《电话谋杀案》中汤尼家中摆放着青瓷花瓶和白色的中式椅子，《超完美谋杀案》中艾米丽的衣橱、换鞋凳等，艾米丽母亲家墙壁上的画也都是中式的。中式家具是一种西方中产阶级富裕、有品位的象征，这也是丈夫的重要杀人动机之一。

但除此之外，《超完美谋杀案》又对前作进行了大胆的改动。丈夫、情人和妻子三个关键角色都被重新塑造。前作中的情人即推理小说家基本上是较为正面的形象，他和玛戈的交往更多的是出于爱情，而在《超完美谋杀案》中，大卫则是一个劣迹斑斑、阴险贪婪的惯偷，他对艾米丽并无爱情，只是觊觎她的金钱。正是因为大卫有这样的把柄被史蒂文掌握，他才不得不应允下杀人计划；前作中丈夫汤尼始终冷静、悠闲，在计划失败后迅速调整，几乎将妻子逼上绝路，在警方面前扰乱侦查视线时也淡定自若，令人不寒而栗；而在《超完美谋杀案》中，史蒂文为了遮掩真相而狼狈不堪，最后已经无法顾及杀妻的目的，而为了洗白自己而手忙脚乱，警方在同他第一次交锋时便对他产生了怀疑。而变化最大的便是妻子这一角色，这多少也是与40年后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有关的。在前作中，妻子玛戈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和被拯救者形象，她对事情的真相既不知情，又无法思考，直到几乎被送上绞刑架也无法自救，在日常生活中也只能困于家中，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而艾米丽则是精通阿拉伯语，在联合国工作的社会女性，她对自己的命运始终努力掌握，在意识到丈夫的财政有可能出问题后迅速去寻找银行工作人员和侦探调查真相，当发现丈夫有可能谋害自己时果断搬出家与闺密同住，甚至为了查清真凶身份而敢于独闯贫民窟，凭借一口阿拉伯语赢得当地人的好感。而艾米丽形象的强化，也就导致了警察形象的弱化，警察从前作中的拯救者、恩人变为一个提醒者。女性已经不再完全依靠男性的解救。

二、戏剧性结构

《超完美谋杀案》在叙事上的戏剧感极强。首先是近似新古典主义“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的结构。电影中全部事件的发生尽管并非在一昼夜之内，但是时间基本上都集中在三天之内，而场景则基本上全在艾米丽家和大卫住处两处，情节则服从于“谋杀”这一主题。从一开始史蒂文夫妇参加晚宴，艾米丽和大卫相约次日吃午饭，到次日两人约会，史蒂文上门挑明杀人计划，再到晚上行凶，再次日大卫勒索、逃走、被杀，史蒂文回家，真相败露、被杀，整个事件一气呵成。由于杀人为叙事的核心，一旦计划失败，策划者便迅速反目，大卫需要尽快勒索到一笔钱抽身，而史蒂文则要尽快杀死大卫灭口，死里逃生的艾米丽也迅速反应起来，这便使得剧情高度集中。时间上的严密也就导致了场景上的舞台感，夫妇相处、史蒂文讲述杀人计划、杀人计划实施、夫妇反目等全部是在艾米丽家进行的，艾米丽偷情、史蒂文寻找大卫等则全部发生在大卫住处。除此之外，偶尔插入夫妇二人的工作场所和街景。两个场所的交换，带有强烈的戏剧幕与幕有条不紊地转换的意味。

并且，大量的人物关系和行动细节由人物的台词一一揭示，如艾米丽闺密曾经也喜欢过史蒂文，史蒂文对艾米丽的求爱不乏虚荣之处；又如史蒂文在短短几个小时中策划出的看似无懈可击的假冒小偷入室的杀人计划等，这些台词都造就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观众的心理在不断被满足的同时又得到延宕。如大卫的真实身份和经历经由史蒂文之口被揭示出来，观众在期待两个男人针锋相对之前，在心理上又多了一层对大卫本人的探究欲望，观众会疑惑史蒂文说的是否是真的，大卫与之前的有钱妇人的关系发展到什么地步，他对艾米丽到底有无真心等，尽管这是电影，但是舞台张力已经足够。

三、叙事的互文性

如前所述，《超完美谋杀案》在叙事上带有非常鲜明的戏剧结构，是一部带有话剧意味的电影。然而其毕竟是电影，这也就使得《超完美谋杀案》可以突破舞台剧的局限。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叙事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为文本间性)上。互文性原本是一个由索绪尔提出的现代符号学的概念。而在电影艺术中，互文性则可以为一种叙事的对照和意义的多重性。

互文性首先体现在蒙太奇镜头的运用。由于不必像话剧一样给观众在长时间内展现一个固定的场景，电影可以将两组发生于不同场景、不同角色的镜头交替剪接起来，从而提供给观众一个更为立体的情境，两组镜头之间互相对照，最终共同指向一个意义。在电影中，艾米丽偷情一段和史蒂文收到经济形势不妙信息的一段，就是这样的蒙太奇。观众可以看到艾米丽与大卫甜言蜜语、肌肤相亲，处于极度的欢愉快乐之中，此处场景为大卫在布鲁克林一座废弃大厦里的混乱的工作室兼卧室；另一处场景则是史蒂文豪华的办公室，然而他眉头紧锁，因为其幕僚不断向他汇报惨淡的经营状况，从台词和史蒂文的表情中观众不难得知，史蒂文已经陷入绝境。两个场景交替出现，共同指向的便是史蒂文决意杀妻的动机——仅仅是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都不至于让他萌生如此极端的念头，与艾米丽和平地离婚分手他同样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而电影中曾经明确提及，杀人的两大动机一是金钱，二是红杏出墙带来的仇恨，当两件事同时发生时，史蒂文注定要走上一条犯罪的不归路。这种处理方式使得电影中的戏剧冲突更为合理。

其次是内涵的互文性。根据朱莉娅·克里斯多娃的阐述：“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①文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其中，除引用、抄袭等外，戏拟、重述、隐喻等也都是互文性的表现方式。电影亦不例外。电影中的所谓“超完美谋杀案”实际上存在两重含义，第一重指的便是史蒂文的杀妻计划，而第二重则是艾米丽的杀夫事件。如前所述，史蒂文的计划漏洞百出，最后还死于妻子之手。电影中艾米丽两次杀人，而这两次全部都是在法律框架内的正当防卫。第一次如果说还是纯粹的意外之下的反击，第二次便带有“谋杀”意味了。以常理而言，艾米丽在拿到录音带后可以镇定地与丈夫周旋后报警，而艾米丽却选择了拿起手枪，激怒丈夫，随后两个人厮打，就在搏斗之中，艾米丽开枪打死了史蒂文。正如她所计划的，这一次杀人也是可以脱罪的。而来处理这次事件的依然是阿拉伯警官穆，艾米丽再一次利用了穆对自己的好感。尽管火眼金睛的穆明白艾米丽有故意杀死史蒂文的嫌疑，但是出于对艾米丽的同情依然主动提出了这还是一次正当防卫，并且意味深长地对艾米丽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句：“祝你好运。”导演所想表达的是，展现给观众的、精心设计的谋杀永远不可能是最完美的谋杀，反倒是艾米丽这样看不见的谋杀才实现了“完美”。这里的完美不仅仅指的是艾米丽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而是指一种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上的兼顾。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如果史蒂文没有预谋杀人，随后又恼羞成怒地对艾米丽施加暴力，那么他就不会使艾米丽完成正当防卫；而从公义的角度来说，尽管艾米丽出轨在先，但罪不至死，史蒂文为了谋夺遗产而雇凶杀人，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施害者变成了受害者，这是符合观众的道德判断的。

而电影中死去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大卫的朋友朗尼，一个则是大卫，两人都是没有道德底线，为了金钱可以轻易对他人起杀心之人，对于死于非命的结局，这两个人也完全不是无辜的。对于观众来说，史蒂文的杀妻计划是一个“前文本”，观众已经默认这就是所谓的“超完美谋杀”，然而直到电影的结尾，观众才得知“超完美谋杀”的指向早已被悄然转化。在对这一道德判断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观众对于艾米丽是何时识破丈夫阴谋，何时起意杀人则争论不休，这则是电影文本处于“再生产”状态的体现。

《超完美谋杀案》取材于希区柯克的《电话谋杀案》，而又对后者进行了更加符合时代精神、更一波三折的超越。电影以戏剧性的叙事结构保证了叙事的紧凑，同时又以互文性的叙事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片中人行为的动机，尽管电影的主要看点是紧张的罪案侦破故事，但从其中的价值判断和叙事上的因果报应中，又不难看到导演在宿命意识上的超越视野，对于剧中各有过错和罪恶之人，电影都在不动声色之间予以较为巧妙的批判。对经典电影的翻拍早已为人们司空见惯，然而悬疑电影由于最终悬念的破解，是较难进行再创作的。而《超完美谋杀案》则完成了一次“超完美”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