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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西游篇》“颠倒”艺术的运用

2017-11-16向建京

电影文学 2017年16期
关键词:伏妖降魔大话西游

向建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2017年新年,贺岁大片《西游·伏妖篇》(以下简称《伏妖篇》)公映首日票房斩获3.56亿元,再夺上映首日桂冠。这些年周星驰的电影已经捕获了观众的心。颠倒艺术手法的运用,促进了周星驰电影的无厘头的进化,西游题材的电影脍炙人口,无厘头风格带给他喜剧之王的美称。

一、“颠倒”范式

颠倒由来已久,使用最早、最广的还是在哲学方面,古希腊“逻各斯”中心主义本体的变化,中世纪的上帝到文艺复兴回归人性,理性认知到“不可知论”,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1]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颠倒在狂欢节①中是重要的行为方式,把看似完成的、封闭的、稳定的东西彻底翻转,从而否定其本性,然后赋予一切东西未完成性、开放性和更替性。颠倒成了后现代主义进行解构的标识,不仅仅成了喜剧的艺术手法,而且也是喜剧艺术世界观的内涵之一。比如,阿里斯托芬的《骑士》《地母节妇女》。

颠倒很快运用到很多新领域,美国便有颠倒课堂:家庭作业是看教师事先录制好的教学视频,课堂上学生做实验和写作业,遇到问题向老师请教,和同学交流。我们也有翻转课堂,学生讲,老师听。电影领域也早在西方使用,周星驰电影正是在这种戏仿西方艺术手法中形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带给他喜剧之王的美称。

二、“颠倒”形式

《伏妖篇》带给忙碌到稍许凝重、节奏快到不敢轻易放松、可以暂时纵声大笑的人们以奖赏。人物形象、人物出场顺序、场景的颠倒、语言艺术的颠倒和任意性的运用,相信央视的“抗笑人”出场也是枉然。爱的主题、美丑、善恶,笑过之后带给我们的是思考。

(一)人物形象不断转换

《西游记》中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坚守佛道,从无破戒,已然是高僧,带有神性。孙悟空斩妖除魔并非完美,也绝对是正面的典型,八戒有点奸滑但还是可爱的,沙僧是任劳任怨的劳动典型。《大话西游》中以至尊宝为核心主角,正面形象被颠覆。《西游·降魔篇》(以下简称《降魔篇》)中陈玄奘成了第一主角,本领不高,却有坚定的信念,在段小姐的帮助下,收降了水怪、猪妖,依靠他的《儿歌三百首》收降了孙悟空,仿佛又回到神。孙悟空是众魔之首,人性、妖性互呈,成为反派主角。当陈玄奘找到猴妖被困居所,出现的却是一个疯癫的大叔。段小姐出现,眉飞色舞还教其跳舞,完全是七情六欲的人性。重获自由的妖猴又魔性大发,将玄奘直接扔到山下,还将其头发一撮一撮地拔光,完成“剃度”。尔后大开杀戒,将驱魔的虎人、天残脚、空虚公子以及段小姐化为灰烬。最后却被玄奘利用《大日如来真经》压回“人”。八戒、沙僧也突出了妖的身份和非人性。《伏妖篇》中唐僧和孙悟空再次变换。唐僧为师不尊,摆不正角色,与悟空称兄道弟,还带着歌姬同行。悟空桀骜不驯,野性顽劣,丢金箍,骂师父“扑街”,唯独嫉妖如仇依旧,善良如小善一样不放过。猪八戒和沙僧也是妖性不除,在背后咒骂师父“死秃驴”还商议干掉他。在《伏妖篇》中人物特点整体延续《降魔篇》的妖性,加入《大话西游》的顽劣人性。唐僧的角色有点向《大话西游》回归,但是唐僧并不是一个只会念经的和尚,角色的重要性与悟空有“并行”的趋势。

(二)人物出场顺序翻转

《西游记》中唐僧以收服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顺序西行取经,《降魔篇》中翻转为鱼怪—猪妖—猴妖。沙僧从妖到人,以吃人水怪出现,弹到岸上后变成了俊美的裸体男子被收降。猪刚鬣由人到妖,以油头粉面的京剧小生形象出现,在打斗中渐露原形,以凶残的猪妖形象在战斗中被收降。孙悟空则以人、妖、人的顺序分别出场。当玄奘来到五指山到孙悟空被困之所,正当玄奘琢磨师父说的猴妖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孙悟空等不及地跳将出来。见到的是中年疯癫秃顶的人,而不是猴,给人意外的效果。在玄奘被骗将其放出之后才出现一个雷公毛脸矮小的妖猴,打斗的过程中变成了大猩猩的形象,还出现了大猩猩顿足捶胸的经典画面,最后大猩猩也被《大日如来真经》压成人形,还弓腰驼背地抬头寻觅,在地球村的一棵大树下师父漫步走来。《伏妖篇》以续篇的形式,唐僧出场后呼唤悟净、八戒、悟空出场,相比经典原著先收降一个杀遍天下无敌手的大徒弟,再收两个“跟班”,更符合人们认识观的改造。

(三)人物出场场景颠倒

在《降魔篇》收降水怪的场景从荒无人迹的流沙河变成了更贴近人们生活的村民捕鱼场及日常嬉戏娱乐的普通河流。收降猪妖也从热闹非凡的高老庄变成了荒野的高家庄,阴森恐怖如同被弃的荒野寺庙。收降孙悟空的地点还在五指山,只是场景设置更为怪诞,同样进行了颠倒,不是在山下,而是在山上。在山巅之间的一片莲花池中心,不是压在石下,而是洞里。不是用一张封签遣石压制孙悟空,而是上下两个封印将孙悟空封在洞口里修炼。真正的封印是洞口正开着的那束最大最白的莲花,当玄奘被骗上当摘下莲花时,莲花着火一直烧到深入洞内莲花的根。荷花没有了,根也没有了,洞再也无法困住妖猴。“终于上当了”,孙悟空激动得由哭到狂笑,冲天而出。

(四)人物语言颠倒与任意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之于艺术就是符号,但却是文学的生命。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决定了语言与文学的无法分割性。语言之于文学恰如乐曲之于音乐。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给了周星驰语言表达的自由,语言是其最大特色。“还是算了吧,这个太贵了”“不贵,十块八块的嘛”“想当年我拿着两把西瓜刀”“来回砍了三天三夜”,这种“菜市场”语言,将过往历史虚无化,但戏谑十足。

在他的电影语言里,语言顺序可以随意颠倒,语词可以不断地重复纠结,体现了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文化特色。“肾虚,不不不是空虚;我是肾虚公子,不不不,我不是空虚公子,我是肾虚……”空虚公子反复颠倒语词的话让人捧腹。

通篇语言跳跃、反复,生活化、通俗化。当然,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是任意选择,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具有社会契约性。皮尔斯的“象似性符号”意指效果或许更能代表这里的语言风格。还把“解释”分为“感情的解释”,“爱你一万年”演变成“一万年太久,就爱我……现在”;空虚公子的那段“有力的解释”或“心智的努力”;悟空出场那大段的“逻辑的解释”。总之,反映了周星驰语言选择上的精巧和奇妙,俗而不俗 ,带给人意外惊喜、嘻哈不断。[2]

(五)美丑相对,彼此依存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指出:“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进一步指出,滑稽丑怪这种典型“收揽了一切可笑、畸形的丑恶”。

《降魔篇》中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玄奘;头发稀疏秃顶、表情诡异、性格暴戾、阴险狡黠的人形,毛脸雷公伴随“侏儒症”的悟空原型;涂脂抹粉的猪刚鬣;残暴赤裸的沙僧。《伏妖篇》中后宫佳丽三千,颠倒成后宫丑女三千。“个个跟雷劈了一样。”大、小人物的丑的塑造,俯首皆是,可谓是酣畅淋漓与极致的,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丑,更是丑的群雕,这种比丑手法同阿里斯托芬的《骑士》描写中,帕佛拉工和阿戈剌克里托斯通过比坏竞选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丑?不,美亦依然。段小姐至死不渝的爱,白骨精的小善用“善”作名,心地善良、长相甜美,被描写成“真”“善”“美”的妖,刻画出一种让人心痛的美。通篇人物角色的丑、形象的丑、环境的恶。所缺的正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构思的精巧,是对大美的追逐。

(六)恶由善生,善恶变换

人性论主题是一直延绵至今的命题,相比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文化,更认同中国传统主流的行善文化,惩恶扬善。“性本善、性本恶”无疑是从人性本体论层面来拷问人性,追求人性的善,这是哲学家的命题。实际上,人性伦理层面和人性道德层面才更加值得关注,心向善才是重点。

《大话西游》中基本的道德准则、勇敢、仗义、自我牺牲等都被解构了,至尊宝的勇敢、不怕死都不过是虚张声势,弟兄们的义气也让位于保命需求。对道德的嘲讽和怀疑,都是对恶的厌恶。《降魔篇》中,“水怪原本很善良,为救一个孩子被误认为是人贩子将其打死抛尸河中,任由鱼群饮其血、食其肉。他怨愤难平,化作水妖报复人类”。而猪刚鬣亦如此。《伏妖篇》中悟空为了证明甜美的小善是妖,先是用照妖镜照,原样!再照照自己反倒出现了猴脸雷公。原以为悟空会不顾唐僧的反对打死小善,悟空反打起唐僧来。小善忍不住了,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当年与未婚夫一起遇到山贼,我最心爱的人自己跑了,抛下我自己被蹂躏之后弃之荒野,后来化为一堆白骨。”

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纯真的童年。《儿歌三百首》在《降魔篇》通过对原始的、朴素的、纯洁的、逝去的人性本善的呼唤,祛除人的魔性,留住人的善性,改恶从善。到了《伏妖篇》却又在拷问“这个世界都是伪善”,突出“性本恶”。无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都可能善,也可能恶。告子早就说过,“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善恶泾渭分明,但也就在一念之间;无论初恶、初善,追逐的是个人的善,是社会总体的善。按照告子的逻辑做到“今有‘性善’”。周星驰提出这个问题,在于社会人性有缺失,难道善良随魔性一起被驱逐了?否则,老人摔倒之后扶不扶、怎么扶,不会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三、“颠倒”的走势

阿里斯托芬在诸多的喜剧中,也是通过颠倒手法完成情节的虚构,描述的生活状态是日常现实状态的整个颠倒。这种组织情节的结构,没有对人物情感的、心理的细腻描述,里面的人物感觉失灵,更多的是写行动、写人物的经历,读者所观大多不是他们的思想。体现出摧毁一切中心和权威的反逻各斯思想,喜剧艺术世界观不是为喜剧而喜剧。

马克思曾运用颠倒的方法,将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颠倒过来。马克思指出:“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3]“正、反、合三段式”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它被认为是唯物辩证法规律之一的具体表述。“正、反、合”是黑格尔作为纯理性的“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提出的。黑格尔认为,外在形式的方法是内容自身所具有的,“而内容就是精神”[4]。精神有时是异化的,精神是实体同时又是主体,是主体外化又同时复归的辩证运动,是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从《西游记》到《大话西游》,再到《降魔篇》《伏妖篇》,正好多次暗合了这一过程。如果《西游记》是正题,到《大话西游》就是反题,再到《降魔篇》也就合题了,可是到了《伏妖篇》似乎又到了反题。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的“正—反—合(正)—反……”的过程,不断蜗旋式上升的过程,这就是人类发展的规律。

四、结 语

《西游》为众人所追捧,有一个关键点,因为其是周星驰的电影,能够释放人们的笑点。通过戏仿手法的运用,以及它的滑稽、恶搞等喜剧风格的感染。无厘头的喜剧是后现代主义手法,但它又触及现实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悲从喜来如同绝处逢生,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以喜剧的形式写出了悲剧的命运。笑过之后是痛、是泪,痛并快乐着,背后隐藏的却是对救赎意义的终极延展,“真经”——理想信仰和真理的追求。

注释:

① 狂欢节,通常是基督教四旬斋前饮宴和狂欢的节日,四旬节前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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