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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域下城市社区的治理

2017-11-15陈蓉蓉

长江丛刊 2017年25期
关键词:现代化居民社区

陈蓉蓉

现代化视域下城市社区的治理

陈蓉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中,中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但也经历了前进中的阵痛。改革开放拉开了这场变革的序幕。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农业化向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转变。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社会分化与信息多样化,使得社会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而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平台,在解决社会矛盾,培育公民社会,满足居民基本公共需求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因此,注重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越来越成为政府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现代化 城市社区 治理

一、现代化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了集中力量加快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于是便产生了诸多弊端。城市社会以“单位制”为主体,各企事业单位、居民都从属于单位,单位包揽了一切,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工作融为一体,使城市社会缺乏活力。改革开放后,企业离开了单位而自成一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大分工,单位制松动,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由于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并且更加具有突发性和多样性。与此同时,由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在加快交流速度的同时也使得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以单一的政府为主体的传统管理模式开始向多元主体治理模式转变,传统整体性社会分化。为了弥补单位制解体后社会中所产生的真空状态,“社区”由此产生。所以说,社区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城市与城市社区治理

在古代,城与市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城”主要是指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以城卫君”是它的特点。“市”主要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古称“市井”(小贩)。正所谓“外有城墙护周全,内有市井以繁华”就是国泰民安的本质展现。我国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形成是在商周时期,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诸侯国的统治中心得到了快速发展。周代便形成了严格的城邑等级制度;秦汉以来形成了“一县一城”的新格局;宋以后至国民政府时期对基层施行的管理制度是:保甲制。保甲制是中国封建王朝专制下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的本质特点就是:以“户”为基本单位,十户为一家,十甲为一保,以管辖所在区域。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国城市发展形成了许多贸易港口城市、近代工矿业城市以及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等特点。因此,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所谓城市社区,是指:社区规模大,人口集中、密度大,居民以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为主,流动性强,具有综合性社会功能的社会区域共同体。是一种高级的社区形态。

1950年,在联合国的推动下,“社区发展”成为了全球性概念。我国在经历改革开放后,单位制弱化,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进行管理的街居制代替了单位制,20世纪90年代至今,“社区”作为区域性概念才正式引进并提出了“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的口号。但政府依然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加之国家不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使之与要求多主体主动参与并实现社会互动的西方“社区发展”理念相差甚远。换句话说,对于新中国而言,居委会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社区自治组织,行政色彩仍然很浓厚,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域的产物。而社区行政化趋向导致了社区参与的不足,正如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所指出的:国家普遍化的扶贫极有可能破坏人们间互助网络这一重要社会资本的形成。

在现代化大背景下,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社区组织不断兴起并开始要求加入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现代性要求政府加快转变职能,即政府应该是服务者而非划桨人,从而实现“管理-控制”向“治理-服务”的转型。所以说,社区治理理念是现代化的产物,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有关“治理”的定义,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解释是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与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的标准或理想治理模式是“有效的治理”或“善治”。正如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指出的:“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说明治理强调的就是居民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这就要求政府赋予社区组织合法性认可以及不断拓宽居民的参与渠道,改变以往高度集权下政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而应实现多元共治的新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是社会治理与创新的基础性平台。为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放权意识;同时拓宽居民参与渠道,培育居民的公共意识,促进社区治理模式的顺利转型,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1]吴开松,等.城市社区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吴晓林.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述评(2000-2010年)[J].公共管理学报,2012(1).

[4]韩兴雨,孙其昂.现代化语境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之路[J].江苏社会科学,2012(1).

延安大学)

陈蓉蓉(1993-),女,汉族,陕西人,在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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