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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去的地方

2017-11-15刘水清

长江丛刊 2017年25期
关键词:老支书县长汉子

刘水清

我不愿去的地方

刘水清

终于成行了,违背自己意志的成行,外力推动的成行。

说实在的,我并非厌倦了出差,也并非对职责的履行有任何的抱怨。我只是不愿到本次出差的目的地——云路村罢了。

与我同行的有两人:一个是我的同事,刚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的小肖。他的性格有点内向,总怕多说一句话会增加唇舌的负担。一个是我的冤家——辛繁,影响了我一生命运的家伙。

辛繁这家伙本事不减当年,居然说通了我们大队的领导派我出这趟差,并且同意他与我同行。

我的领导被一个外人说通,当然不能证明作为女性的她柔弱、缺乏主见,恰恰相反,她太有主见太强硬,迫使我不得不服从,尽管我一而再强调涂根生的案子不是我办的,按规矩是谁办案谁出差。

一想到出差的事,我着实恨辛繁这家伙。他为了说通我的领导,竟然违背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十多年前,我们在武汉重新见面后曾约定,我在河北新江县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不准对任何人讲。可他竟对我的领导说我曾去过新江县云路村,抓获涂根生的同伙涂方南,有人地两熟的便利。

其实,辛繁真正的用意不是要抓什么人,而是要去云路村了却一段心事。他曾几次约我同去,我都以没时间搪塞。这次算是给他逮住了机会。他对我的领导说,涂方南是骗取他公司百万货款的案犯之一,他认识此人(说假话,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与涂方南根本没见过面),一同前往对将其抓获有利。

我服从了领导的安排,但为了气气辛繁这家伙,特地对领导说:“我接受出差,但不能让辛繁一同前往。”这家伙知道后,倒很镇定,不气不急也不跟我理论,而是悄无声息地把钱给了小肖,买了与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票。

按理,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他,虽然他亏欠于我。他到云路村毕竟是去做善事——捐赠三百万元人民币,尽管他捐赠的动机是赎罪。他要与我同往,并非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要我干,其目的只是让我去给他壮壮胆,疏通疏通,他怕云路村的村民依旧不会饶恕他,使他遭遇不测。

在我看来,我能给辛繁壮胆疏通,并不因为我的警察身份,而是我觉得云路村人对我有亏欠。因为我为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身陷囹圄,丢了公职。正因为这一点,我深恨辛繁。如果不是当年他诈骗了云路村,就不会有我被动地成为骗子。

我被成为骗子,辛繁功不可没,但论功劳大小,他顶多可记个二等功。能记一等功的,非当时的新江县梁县长莫属。

1989年11月11日,一个长在我记忆里的日子,就像手之长在手臂上。这天是我第一次到云路村,也是我走向“犯罪”的起始之日。带我去的是梁县长,与我同去的还有法院的一位领导。梁县长带我们“考察”云路村的目的非常明确:改变我们的认识和态度,不折不扣地执行县长办公会的决定。“考察”之前,我们都认为县长办公会的决定荒唐,因而拒绝执行。“考察”之后,我对其决定荒唐的认识没有改变,但拒不执行的态度却变了,变成了服从组织安排。因为云路村太穷了,被骗的金额虽然总共不到三万元,但一些受骗的群众居然以自杀自残表示自己的悔恨。

县长办公会的决定自然与辛繁相关。辛当时的身份是脱贫致富大能人、县领导的座上宾,当然也是个预备骗子。当后来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时,他便认为将自己转正为正式骗子的时候到了,于是来了个金蝉脱壳,携带县政府号召集资的250万元巨款,隐身于茫茫人海之中。250万元,对于当时的新江县虽然离天文数字还差那么一点点,但足可压碎一批大小官员的乌纱帽。

县公安局全力以赴,在人海中捞出了辛繁,但却没有捞回一分钱,因为250万元都被他丢进了生意亏损的黑洞。梁县长急白了头,多次召开县长办公会商讨对策,最终还是用了个下下策:采纳辛繁悔罪时的建议,由他把损失的250万元设法弄回来。为防止其借机逃跑或者将“弄”得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县长办公会决定由公安局和法院各派一人“陪同”。

“陪同”骗子行骗是共同犯罪。这是起码的法律常识。公法两家自然不愿用犯罪之举去为领导排忧解难。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梁县长用心良苦,率领我们“考察”云路村,旨在用村民悔恨的眼泪软化我们的意志。梁县长的目的达到了。

动员会在公安局中号会议室召开,参会人员都是搞刑侦治安的。局长亲自作动员讲话。但仍然没有一人报名愿意去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陪同”任务。终于有人赶跑沉默发言了。我正感动之时,裤子却像被发言者扯下般地令我尴尬万分。他说:“明知是荒唐的决定,还要派人执行,这岂不是不让对方胡言乱语却封住自己的嘴巴。我建议:谁在县长面前表的态谁去。”

所有的目光汇聚到我的身上,包括局长的。到底当时沉默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说了两个字后就离开了会场。这两个字——“我去!”不曾歇息地在我脑海里折腾了27年。

当年我27岁,职务是副局长,虽然已提拔一年多,但仍然是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没有谁不认为我的前途无量,但却被注定是我克星的辛繁腰斩了。

辛繁这家伙虽然与我同龄,但不能不承认其社会经验至少高出我一倍。他游刃有余地活动于各种场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能把活人说死,把死人说活。仅三天时间,他就在我们的“陪同”之下取得了“战果”——在山西盂县“弄到”了22.5万元。

如果不是我无意间提到穷得两姊妹只有一条裤子可穿的云路村从而留下线索,我们就不会在扩大“战果”的途中被盂县公安人员逮住。辛繁新账老账一起算,判刑11年。我和法院的同志情况特殊,受到的惩处是判二缓三。

当时我认为一切都完了,其警服再不会与我有肌肤之亲。万没想到的是梁县长挺讲江湖道义,赶在撤职之前让我重新穿上了警服。当然,我重新穿上警服不是在当地,而是湖北武汉。梁县长的好友是大江市公安局的局长,在我抹去了我的光彩史——副局长和不光彩史——“行骗”判刑之后,作为正常调动,我又延续了我的警察生涯。

辛繁本是武汉人,刑满释放后回老家重操旧业,当然不是行骗而是做他的服装生意。监狱的高墙似乎变成了一堵防亏墙,他出狱后的经商,都只赚不赔,由此生意越做越大,赚得盆肥钵满之后,做些公益慈善的事情。我是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买便宜服装时与他重新见面的。当时他热情得像个小孩,缠着我说东道西;我却冰冷得比陌生人还陌生人,连“嗯”、“啊”、“好”、“对”等一个字的词也不愿脱口。我视与他交往为沉重负担,他视与我交往如喝佳醪。

三年前,他的资产过亿的时候,对我说希望我陪他到新江县云路村去一趟,去的目的自然是赎罪与忏悔。开始,我不置可否,后来,我觉得他越说越让人心烦,干脆拒绝。因为我实在不想去那个让我伤透了心的地方。

火车、客车,任劳任怨地把我们送到云路村边。客车司机说,这是去云路村的近道,步行可以,开车不行。我虽然到过云路村三次,但从没走过此道。我们打扮成旅行者,以考察旅游资源的名义进村了。

走在高低不平的小道上,寒凉从脚底升至心间。我不禁要问: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富庶为什么不来光顾这山青水秀的地方?

辛繁似乎知道我在发问,故意用挂在脸上的得意撞击我的余光。我明白,此时的他一定是认为云路村的上空即将升起一颗大救星。

约莫走了两里多路,我们进入一片杉树林。穿过杉树林,撞入眼帘的是新筑的柏油路,路的两旁是清一色的香樟树。只是有点不爽,路面上到处都是沙粒草屑,香樟树不少赤条条没有一片绿叶。惹人眼的还是马路对面依山而建的座座小洋楼,楼前无一例外地泊着亮丽的小轿车。我立马怀疑,我们走错了,这不是云路村。云路村在我印象里是羊肠小道,是茅草屋,是屋檐下的高粱穗和玉米棒。

我们径直地向一座漂亮的小洋楼走过去。因为我看到楼顶有一汉子在观察我们。我们到他楼前时,他正好走出楼门。汉子半百年纪,高鼻梁,凹眼睛,尖下巴,热情待人的脸上有着几分义气。我首先做了半真半假的自我介绍,并把来这儿考察旅游资源的目的说了,然后确认这地方是否是云路村。得到肯定回答后,我问现在的村支书是谁,住哪里。听到他说的姓名,我不禁窃喜,随之问清了去村支书家的路线。

令我警觉的是:被问询的汉子对我的问询心不在焉,却对辛繁极感兴趣。他前后左右观察辛繁,搞得辛繁很不自在地向我身边靠了又靠。这儿不能久留。我的潜意识提醒我。赶快告辞自然是最佳选择,只可惜最佳选择却被汉子的发问中止了。他问辛繁:“你是不是叫辛繁?”

辛繁紧张地看了看我,不置可否。我静观汉子的下步举动。

“我敢断定是。年纪大我几岁,个子比我矮半个头,圆球型的脑袋,白净的脸上不长胡子,特别是左耳边一大一小的两根肉桩。这些特征不会第二个人有。跟你说实话,根据这些特征,我找你好多年。今天不知是哪位菩萨显灵,把你送上门来了。”不等我们开口,汉子更加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倒茶,递烟,拿水果,忙完后撂下一句话就冲出了屋。

“你们千万别走,我去去就来。”我们使劲地琢磨汉子留下的这句话,但怎么也琢磨不出汉子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辛繁认为凶多吉少,催我快走。我当然不愿节外生枝,保护不了辛繁事小,完不成捕人任务事大。

快走成为共识。我们立马起身,直奔前村老支书家。

刚走完后村,我们无法前行了,并不是没有道路可走,而是被一伙人挡住了去路,为首者就是刚才让我们“千万别走”的汉子。

他们不由分说,抬起辛繁就走,无视我和小肖的存在,也许在他们看来,不对我俩采取行动就算客气的了。

追上去救下辛繁,当然是我俩首先要考虑的,可势单力薄的我们哪有这个能力。有能力解救辛繁的只能是老支书了,我认为。老支书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是个完美的基层干部:和气、热心、厚道、正直、清廉、有号召力。我完全相信他会出手相救,就像我相信自己一样。

走进前村,记忆被激活,我仿佛是复制了的二十多年前的我,轻车熟路地找到了老支书的家。看到老支书的房子,“房坚强”三个字顿时蹦出脑海。这房子老支书从地主手里接过来之前经历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但从解放到现在六十多年我是算得出来的,我更是记得我第一次到云路村,老支书家的房子给我的印象几乎是全村最好的,尽管其布瓦之下的四面之墙是土坯垒就,有一面还用树杆抵撑着。现在唯一变化的是抵撑的树杆换成了新的,其他一切依旧。

老支书坐在门外,那把油渍更厚的柳树椅子想必是我27年前坐过的。走近了,我喊了声“邬书记”,然后报了自己的姓名。老支书记性还不错,不但认真盯看一会认出了我,还说让我受了委屈而一个劲地赔不是。

救辛繁要紧,我不能与老支书忆旧,赶快向老支书报告了我来云路村的任务:一是抓获在武汉诈骗犯罪而逃脱了的涂方南;二是帮助曾在此地诈骗而悔罪的辛繁完成捐赠的心愿。三言两语说完此行目的后,我赶紧请求老支书去解救辛繁。我实在担心辛繁,这家伙固然有点讨人嫌,但他若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是有责任的。虽然我没有公开承诺保证他一路安全,但最终接受他与我和小肖同行,我就默认了他的安全我要负责。

老支书问我抓走辛繁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把带头的汉子模样说了。老支书嘿嘿一笑,对我说:“你们什么也不用操心了。你刚才说的汉子就是你们要抓的涂方南,他们抢走辛繁并不是要害他,而是要把他当菩萨一样供起来。”

我不敢相信老支书说的话是真的,但又觉得我的怀疑是对老支书的不尊重,因为我印象中的老支书从不说假话。我想请老支书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支书并不解释,只是感叹地说了句“信仰变了”之后,便带我们去新建的关公庙,说是辛繁和涂方南都会在那儿。

“信仰变了。”难道云路村的人不再坚守纯朴与善良而崇拜狡黠与邪恶?辛繁在他们的心目中应该是一个残害云路村的罪人,怎么反倒要把他当菩萨一样供奉?难道诈骗在这个地方不是有罪而是有功?我不解,我疑惑,我要寻找答案。老支书不愿给我答案,我要尽快地将涂方南抓获,从他那儿找到答案。我恨不得一步踏进关公庙,瞬间擒获涂方南。

然而,老支书却慢悠悠地走着。他时不时地问我这二十多年来的工作生活状况。我几次趁回答他的问话时反问了一下村里的情况,可他仍然王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像当年有什么说什么。快到关公庙时,老支书唱起了山歌。歌词是什么,我没听懂一句。小肖尽管是北方人,但也说听不懂。老支书的声音高亢苍凉,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猿啸,浸透漫山遍野。

在漫山遍野的一角,我的目光打捞回一个让我为之一震的东西——一块木牌。木牌是县政府所立,上写:旅游资源保护区。我似乎突然开窍了,又仿佛再犯迷糊:云路村不变的山,不变的水,不变的路,不变的房,还有不变的人、不变的观念,其价值与其变相比,是大于、还是小于、抑或等于?

关公庙终于立在了老支书戛然而止的歌声边。里面两个人的命运早就拽得两位警察迫不及待地往里冲。但冲进去的我们无论怎样搜索,眼里就是不出现我们最需要的涂方南的身影,辛繁穿着道袍坐在关公巨像前接受善男信女的膜拜。他脚前敞开的功德箱里,是一扎一扎百元票面的人民币。老支书进来后,代我们询问涂方南哪去了,得到的回答是刚才还在,大概是上厕所去了。

我们只好等待。但左等右等,等来的却不是涂方南,而是一个身着蓝色列宁装的女人。

女人进来后还没站稳,庙堂里就响起她劈头盖脑的斥骂声:

“败类!罪人!一个风清气正的云路村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你们别以为荷包里有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你们谁敢说,自己的钱不是靠坑蒙拐骗得来的?这家伙算什么,一个大骗子,一个人渣,你们却颠倒黑白,善恶不分,把他当神灵供奉。”

看她的模样,听她的声音,我认出她来,她叫史劳美。她的丈夫就是被辛繁骗走四处借来的一万元钱而自杀身亡的。

史劳美手指辛繁,继续开骂:“云路村所有的罪孽都是你造成,你是总祸根。我的丈夫要不是被你骗得太苦不会自杀,我的儿子不是学做你的样去行骗,我不会把他赶出家门。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早就想除掉你这个害人精!今天你把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要代表云路村人民送你去见阎王!”

骂完,史劳美端起了手中的猎枪。

在我扑上去阻止之前枪声响了。辛繁倒在了血泊中。

史劳美丢下猎枪,喊着“一命抵一命”地转身向外冲去。我当即命令小肖赶快把辛繁送医院,自己则拔腿去追女人。

史劳美根本不像五十来岁的人,奔跑的速度让我与她的距离怎么也拉不近。尽管此时没有保护好辛繁的愧疚为我增添了不少前进的动力。

前面就是一个大塘,史劳美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直接冲了下去。

我赶到大塘边时,已不见她的身影。

我赶紧摘下公文包,脱掉鞋,正准备往下跳时,诡异的现象发生了。

史劳美从水下慢慢地漂浮起来,又慢慢地移向岸边。

不知谁喊了一声:“水鬼!”听到喊声,胆小的转身而跑,生怕自己成为水鬼捕捉的对象;胆大的,虽然未跑,但也身不由己地往后退了几步。

我从小就受无神论教育,相信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鬼神,但还是惊骇得一时找不到应对之策。

史劳美被送到岸上急救。我看清楚了送她上岸的是一个穿着潜水衣的人。

气喘吁吁赶来的老支书扑向史劳美,一条腿迅速地跪了下去,随之将女人的上半身扶起来,靠在了自己的另一条腿上,几滴老泪滚落下来,几句嘁嘁之语让在场的人泪下如雨:“你怎么这么傻呢,把自己往死里整,何苦啊,大家都活得不容易!”

“水鬼”似乎对老支书的话有所触动,迈向水塘的双脚突然停住了。他仿佛不愿让我们解开他是谁之谜,趁太阳还没切断光亮的电源,毅然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径直地走到我的跟前,摘除了面罩。

除非将对方的大脑借给我,我才不会惊诧。但我用我的脑袋怎么也想不到眼前之人会是他。他用他的脸告诉我,两个多小时前我们深刻地认识了,尽管他的脸上没有写上涂方南三个字,可我的右手则不由自主地摸向了腰间的手铐。

而此时此刻,我最想知道的,他藏身于水底,是谁给他传递了他要被抓的信息。我首先想到的是辛繁,这个家伙定是被涂方南当作祖师爷对待后忘恩负义地出卖了我们。涂方南摇头否定了我的猜想,而是转身把眼光投向了老支书。我不禁打了个哆嗦,立马明白,传递信息的是老支书,其传递的方法便是高唱我们听不懂的山歌。看来这是他们事先的约定。

为什么云路村能够靠坑蒙拐骗建起洋楼、庙宇?为什么涂方南在外诈骗犯罪了回家逍遥而不怕有人来抓?为什么辛繁被当作祖师爷供奉?为什么史劳美指责他们把云路村搞得乌烟瘴气?为什么老支书只讲“信仰变了”而不愿解释原因?此刻我似乎知道了根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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