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斌

童年-1909年 早年求学阶段

江苏丹阳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由于是六朝时期齐、梁两个朝代皇帝的祖籍，又有“齐梁故里”之称。吕凤子祖籍即在丹阳，家学渊源极为深厚，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家族。

吕凤子的父亲吕敏生，清末以经营钱庄为业，曾捐巨资支持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是一位开明、进步的工商业者。吕敏生一生共生育7个子女，其中长子吕凤子、三子吕瀓最有成就。由于吕家重视教育，子弟中出了不少杰出的人才，除吕凤子、吕瀓兄弟外，他们的堂弟吕叔湘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凤子的二子吕去病、吕叔湘的长子吕敏，在科技领域都有着杰出的贡献。吕凤子一生以办学为业，从事书画创作，次子吕澍（字仲霖）一生帮助吕凤子办学。吕瀓（字秋逸）居三，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著有我国第一部《西洋美术史》，受吕凤子、欧阳竟无影响，后转向佛学研究，成为一代卓越的佛学研究专家。

人物图轴

1886年7月7日（农历六月初六），吕凤子诞生于江苏镇江丹阳城内，为吕家长子。按宗祠排辈，吕凤子以“钟”字辈被长辈命名为“钟浚”。“浚”取自《国语·晋语九》：“浚民之膏泽以实之。”据《诗经·大雅》卷二中“凤凰鸣兮，于彼高岗;梧桐生兮，于彼朝阳”和“缘痴有爱，自嗟难拔”的佛典，取字“凤痴”，这是吕凤子取“凤”字的由来。以后遂以“凤子”行世，广为世人所知，原名反倒为人们渐渐遗忘了。

吕凤子出生在家境比较殷实、思想较为开明、比较注重教育的旧式家庭，早年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吕凤子自幼天资聪慧好学，一直受到家人的喜爱与重视，少年时即爱好古典诗词、书画、拳术。他3岁开始师从丹阳著名书法家殷墨卿握笔学习书法，4岁即能用毛笔写字，4岁入私塾，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典籍。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吕凤子转入丹阳第一所高等小学堂改良学堂学习，同年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被誉为“江南才子”。1904年考入苏州武备学堂学习军事，直到1907年废除科举，吕凤子转入公立宁属师范学堂学习。两江师范学堂学监（校长）李瑞清非常重视文艺，创设图画手工科，且亲自授课。李瑞清的书法、绘画观念和治学方法，给吕凤子以深刻的影响。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是我国第一个具有现代美术学院性质的艺术教育机构，吕凤子有幸考入两江师范学堂，与姜丹书、汪采白、凌文渊、李健、吴溉亭等著名画家、理论家，成为第一批美术师范生在图画手工科学习，是我国近代正规师范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高等艺术师资力量，为我国近现代美术事业、美术教育事业的开拓发挥了積极的作用。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学习期间，吕凤子深受李瑞清的器重，成为李瑞清的入室弟子，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吕风子终生与美术教育有关，终生从事书画创作，“凤体书”的形成和确立，与李瑞清对文艺教育事业的重视有相当的关系。

翁早归来

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学习之余，吕凤子也经常赴金陵刻经处听杨文会居士宣讲佛经，并与杨文会的弟子、一代佛学大师欧阳渐结下深厚的友谊。学习之余，他也常赴栖霞寺临摹五百罗汉，于千佛崖临摹南朝佛教石窟佛像。与佛教典籍、佛学专家和佛教艺术的深入接触，使吕凤子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无形中提升了吕凤子的精神境界，使他今后从事中国绘画理论的研究，开辟罗汉画题材的精神深度和格调境界远远超于一般画家。吕凤子在南京的早期学习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今后的艺术创作道路和人生走向。吕风子在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后，走向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之路，成为我国现代艺术史上卓有成就的美术教育家和中国画家、书法家。

1909-1917年 两江附中至扬州师范

1909年，吕凤子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毕业后留两江附中任教。在此后的10多年间，先后在宁属师范、湖南省立长沙师范、常州五中、武进女子师范、江苏省立扬州第五师范、正则女子职业学校等校担任教职。这一时期是他的美术思想、美术教育思想陆续形成的重要时期。

人物图轴

1910年，吕凤子在上海创办神州美术院，教授素描和书法。后来转给刘海粟管理，他则专心经营丹阳正则女校，将其陆续发展为具有小学、中学、高中、师范、艺术专科学校多科组成的综合学校，从专门招收女生的女校，发展为男女同校的具有现代教学特点的综合性学校。在早年办学期间，吕凤子成功地引导了一批学生的成长，如刘海粟、徐悲鸿、杨守玉、任慧娴等人，这些早期的学生，或成为他的办学助手，或成为他所创办学校的终身教师。他的哲学理念、教育理念、美学理念、书画创作理念，深深影响了一大批弟子的成长。这一时期是吕凤子在绘画领域进一步探索的时期，速写、风景以及中国画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为他以后致力于中国画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17-1920年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时期

1917年，吕凤子受聘北上，正式任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教授，和陈师曾、萧俊贤等同事，在女师大从事艺术教育工作。1918年，吕凤子开始专攻中国画，这可以看作是吕凤子创作方向转型的分水岭。

吕凤子致亚明信札一

在北京担任教职期间，吕凤子结识了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吕凤子的文化素养、学识深受蔡元培的器重，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吕凤子留下了一系列关于美育教育的文章，并在美术教育中不断实践他的美学主张和美育理念，当与在北京和蔡元培的交往有关。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与吕凤子的美术教育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如果说蔡元培是“美育代宗教说”的创始者，試图以近代现代文明观念来开启民智，吕凤子则以自己的美术教育实践和书画创作实践，践行了这一具有现代美学启蒙的文化理念，将美育理念贯穿其一生，并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

吕凤子与陈独秀也有深厚的友谊，与陈独秀交往后，吕凤子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一直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事业有相当的好感，不断与中共领导人和革命者接触，并积极支持、保护他们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自觉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力争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吕凤子为反对军阀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愤而辞职，结束了北京女师大的教学生涯。自此之后，吕凤子将自己的艺术事业和教育事业转向江南地区。

1920-1927年 上海美专至镇江六中时期

吕凤子返回江南后，除继续正则女子职业学校的教学事务外，同时在刘海粟开办的私立上海美术学校担任教授，并兼教务主任。吕凤子一边主持校务、教授学生，一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尤其与吴昌硕频繁交往，这使他获益匪浅。他的引书法（金石）入画法，高度重视线条本身的独立审美和抒情功能，将西方绘画理念与中国绘画注重线条的造型、独立审美功能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当与吴昌硕的交往有关。正是受吴昌硕笔墨技法的启发，积极汲取吴昌硕在大写意花鸟画领域的实践经验，使吕凤子突破了绘画技法对人物画创作的限制，为他后来的变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时期也是吕凤子试图进行绘画新变法的阶段，来自于李瑞清、吴昌硕两大体系的书画传统，为他守成创法提供了直接的价值源泉。从吕凤子绘画的发展演变历程看，这一时期是他取法变法最为关键的阶段。

马鸣菩萨图

1922年，受镇江当地教育界、文化界以及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大力荐举，吕凤子被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委任为镇江六中校长，从事公立学校的教育工作，使他有时间和精力继续酝酿、思考一系列美术教育问题和绘画理论问题，并致力于书画实践。这一时期，他继续阐发其艺术教育主张，留下了一些讲演稿和绘画作品，能清晰、全面地反映其艺术观点和书画特征，为研究他早期书画思想的演变轨迹，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吕凤子的书画步入了第一个成熟阶段，独特的风格面貌初步形成，书画开始广为世人所知。

1927-1937年 国立中央大学至抗战前

1927年，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旋改为江苏大学，5月又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吕凤子于同年被聘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在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国画组任主任、中国画教授，主持中国画教学工作。吕凤子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多年，一直到1935年离开，先后在这里工作了将近9年，是他绘画艺术取得丰硕成果的又一重要时期，此期间，吕凤子的书画创作、学术成就和社会声望获得大幅度提升。由于中国画教学的需要，吕凤子多次率领学生赴庐山、泰山、孔庙、无锡、宜兴、华山、终南山、洛阳、西安等地进行旅游写生，得速写画稿近百幅。在这些速写作品中，人们感受到了他扎实、精湛的造型能力（后出版（《华山速写稿》）。而根据速写完成的《庐山云》，则在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荣获中国画一等奖，人名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成为蜚声中外的大画家。他的《欧阳竟无大师画像》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中国现代绘画展览，被欧洲画家推为最高简、最传神的精品。《割席图》则参加了南京第一届美术作品展。

梅花图

吕凤子这一时期不仅在绘画方面突飞猛进，书法也开始自成一家，吕凤子独具特色的“凤体书”在这时基本得以确立，他引以为自豪的“乱针绣”（引画法入绣法）也已经探索成功，提升了传统丝绣的艺术表现力。1928年，吕凤子被聘为“中华民国”大学院画学研究员，一年后，又被聘为私立南京金陵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员。这一时期亦是吕凤子在绘画理论领域获得重大进展的时期，他的专题论文《画微》《中国画与佛教之关系—但就六朝、唐说》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学术结晶，在中国画学方面的造诣和创见不断为人们肯定。

1937-1946年 重庆璧山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于是年10月攻占丹阳，吕凤子被迫带领部分教师西迁四川，这段经历使吕凤子的精神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使他的书画艺术更加炉火纯青。国家危亡、民族面临巨大灾难，但吕凤子始终不为困难所动摇，而是顶住各种压力，继续从事艺术教育和书画创作，充分体现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胸襟和抱负。入川8年，正是吕凤子春秋鼎盛的时期（53-62岁），由于高度的爱国热情、办学热忱和创作激情，使他在艺术教育、书画创作方面步入了又一高峰期，迎来了他的美术教育事业和书画艺术事业的辉煌时代。

先生归矣噫

1938年，在陈立夫、张澜等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吕凤子于重庆璧山县创办了私立江苏省正则职业学校蜀校，简称正则蜀校，分设正则中学和正则职校（农科、建筑科、蚕桑科）。1942年在教育部备案，正式创办了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使办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正则学校的构建体系更为完善。1945年，璧山地方政府又拨地支持吕凤子扩建新校舍，使教学规模大为扩大。正则学校发展到后期，已有学生千余人，校舍200余间，1946年回江苏前，吕凤子将全部校舍、教学设施捐赠给璧山县地方政府。

吕凤子在重庆璧山期间最值得称道的是，继藤固之后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致力于战时国立艺专的艺术教育。1940年，教育部聘任他为国立艺专校长，筹建国立艺专于璧山天上宫、松林岗。经过吕凤子的精心筹备和计划，排除各种困难，国立艺专终于在璧山正式如期开课。吕凤子在短短的任职期间内，大胆改革，在教学上提倡独创性，聘任了一批有才华的师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又自己出资设立“凤先生奖学金”，帮助国立艺专的贫困在校学生，使他们能顺利完成学业，国立艺专的精神面貌也大有改观。由于吕凤子的努力和奉献，人们将他与后来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陈之佛、潘天寿两人，合称为“国专三杰”，这是对他担任校长期间工作的充分肯定。

众罗汉像

这一时期也是吕凤子书画艺术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他创作了大量具有经典意义的绘画作品，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许多著名作品，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38年，他的《逃亡图》《敌机又来也》被教育部选送苏联参与展出，因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人民性和现实性，他被当时的舆论推崇为“人民艺术家”。1941年，他创作的《罗斯福像》由张书旗作为国礼带往美国，以政府名义赠送罗斯福总统，祝贺罗斯福连任美国第三届总统。罗斯福总统来函致谢，并捐贈2000美金，支持吕凤子办学。1942年，教育部举办“中华民国”第三届全国美展，他的《四阿罗汉》又荣获第三届全国美展唯一的一等奖。1943年，他创作的《十佛》送印度展览，引起轰动。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他这一时期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与影响。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他在绘画理论研究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939年，正则蜀校刊行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画义释》。1940年，吕凤子毅然聘请被反动当局迫害的黄齐生（王若飞之舅）来正则艺专任教，并在黄齐生赴延安时，请他将正则师生创作的百余幅绘画作品转赠延安，自作《寿者相》也有黄齐生带往延安，转赠毛主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一行为也充分反映了吕凤子鲜明的政治立场。

仕女图

1946-1952年 重回丹阳时期

抗战结束后，吕凤子带领正则艺专师生返回丹阳，在丹阳开始进行第三次创业，下定决心重建正则学校。这一时期，吕凤子聘任了许多优秀的教师，在吕凤子的大力经营下，到1947年，正则学校重建后的盛期终于到来。从学校建制看，扩建后的丹阳正则学校分为正则小学、正则中学、正则职校、正则艺专，从幼儿园到专科学校，教学建制非常完善。这一时期也是正则学校师资力量最为雄厚的时期，来校担任绘画的教师即有谢孝思、叶季英、许正华、詹菊农、乌叔养、赵良翰、蒋仁、苏葆桢、卢是、吕去疾、李剑晨、陈松平、顾莲村、程虚白、张祖源等，理论岑家梧、王石城等，特约教授有吕澂、吕叔湘、陈中凡、唐君毅、宗白华、陈之佛、姜丹书、张书旗、吕斯百、秦宣夫、许幸之等。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汇聚正则，使正则学校进入了建校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当时的正则小学曾被誉为一流的小学，在社会上有着极高的声誉。正则学校不断吸引许多外地学生来校学习，钱松嵒就曾将自己的女儿送来学习。这一阶段当然也是吕凤子办学、创作较为舒心的一个阶段。虽然这一时期由于国共战争，社会仍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现实仍有许多无奈，但因教学和社会应酬的需要，吕凤子继续保持抗战以来创作热情与活力，创作了为数不菲的书画精品，这一时期显然是他书画作品最为多产的时期之一。

1952-1959年 苏州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外在社会条件的变化，私人办学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1952年，吕凤子将正则艺专及职校陆续交给人民政府，主动退出了私立办学的行列。其中正则中学并入丹阳县中，正则艺专并入公立高等学校，私立正则学校中专部改为公立苏南丹阳艺术师范学校，并将丹阳宅基地赠予苏南丹阳艺术师范学校办学使用，自己则赴苏州文化教育学院（现苏州大学）任教。这一时期是吕凤子的晚年阶段，除教学外，他还帮助学生谢孝思做了大量对苏州文化建设大有裨益的事情，苏州的文保、刺绣、园林等领域的各项工作，都有吕凤子付出的努力。当然，鉴于吕凤子的贡献与影响，人民政府给予他一系列的社会荣誉，并支持他继续发挥余热。1957年2月2日，江苏省政府批准成立江苏省国画院筹备委员会，由于吕凤子的崇高威望和绘画成就，被傅抱石等共同推为筹委会主任。这一时期吕凤子虽然已经患病，但仍然抱病坚持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反击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维护中国画的存在，早在1955年下半年起，吕凤子就已开始抱病撰写《中国画法研究》，终于在1957年7月撰成脱稿。这是吕凤子对中国画进行总结性阐述的一部专著，虽然篇幅不大，仅从技法方面对中国画做出论述，但由于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对他一生绘画实践的经验总结，因而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理论高度，是他晚年最为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完稿后一个月，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就将其油印成册，分发画家学习，1957年10月又再次组织画家、理论家座谈讨论。《中国画法研究》的完成，为江苏新中国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新崛起、为“江苏画派”（新金陵画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且莫说姻缘

吕凤子晚年多病，即便如此，这一时期他仍留下了不少的书画作品。新中国的建立使晚年的吕凤子心情极为激动，1951年，他曾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等我党领导人作画，江苏省美术馆收藏的《我与江南铁笛》即是题赠周恩来总理的。1956年创作的《菜农的喜悦》，荣获江苏省美术创作一等奖，被刊于《江苏省美术创作选集》首页。1959年在他去世前，又创作了《金婚纪念》《老凤今年七十四》（《苍松图》）等作品。1959年10月，为纪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他再次强起作画，画松三幅为毛主席祝寿，并选用其中第三幅题词，落款赠予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表达自己对新中国、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吕凤子去世前，嘱咐家人将自己收藏的历代书画作品及自作的书画、印章、日记等无偿捐赠苏州博物馆，其中明代杨继盛书法即有10幅，已装裱的个人书画作品有30余幅，日记10余册，金石50方。1959年12月20日，吕凤子在苏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