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美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残春》《肥皂》殊途同归论

马文美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郭沫若和鲁迅的婚恋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残春》和《肥皂》分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尽管小说中的人物特征、故事情节、写作手法存在巨大差别，但其所展现的主题意蕴和内在思想却惊人的一致，这种殊途同归的处理方式所隐含的深层的文化意义值得深究。

郭沫若；鲁迅；《残春》；《肥皂》

郭沫若和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常常将其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的着重点在于二者之间的差异，久而久之，差异性遮蔽了“共性”，而“共性”有时候更能展现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实绩以小说最为突出。郭沫若的小说并不多，水平参差不齐，但其婚恋小说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而鲁迅的小说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度。将郭沫若和鲁迅的婚恋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残春》和《肥皂》堪称两位作家最优秀的小说，无疑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

郭沫若的《残春》发表于1922年9月上旬上海《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鲁迅的《肥皂》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7、28日北京《晨报副刊》，两篇小说的发表时间相距一年半左右，间隔不长，均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十年”，是封建思想开始没落而五四运动余威犹在的时段。这一时段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精神世界尤为复杂：家与国、精神与物质、传统与现代、灵与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困惑。可以将这么多的矛盾与困惑都集中展现出来的载体，婚恋小说首当其冲。

《残春》和《肥皂》的主要内容讲述的是已婚男人的精神出轨。通过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尽管小说中两位男主人公的年龄、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存在着诸多不同，但他们精神出轨的主要特征却惊人的一致。这种殊途同归的处理方式所隐含的深层的文化意义值得深究。

一、“家”核心——离家与归家

《残春》和《肥皂》虽然讲述的是精神出轨，但是两篇作品中的两位男主人公的行动和思想均是围绕着“家庭”展开，以“家”为核心。《残春》是以“离家”开始，以“归家”作结。而《肥皂》是以“归家”开始，以家庭琐事似的闲谈结构故事，以家庭的原状作结。

在《残春》中，爱牟原本在家中享受着宁静惬意的生活，一位友人的到访打破了他的宁静，他只好暂别妻儿去异地看望另一位住院的友人。在异地的医院因为见到年青可人的看护妇S姑娘而心生涟漪，在听说友人对S姑娘的爱慕之情后，于梦中和伊人亲密接触，却在妻子发疯杀子后噩梦惊醒，于是在第二日虽有些依依难舍，但一心想早点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儿。爱牟只有在归家后才重获宁静，并主动把梦境告诉妻子，而永远诀别的S姑娘最终变成了一种伤感的情趣，成为平静家庭生活的调剂。

这篇小说共分为五部分，以“地点”划分：第一部分在家中，第二部分在路上，第三部分在医院，第四部分在旅馆，第五部分在医院和家中，从“家”出发，经历了一次精神出轨又回到家中，这一轨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阖家团圆”的思想。

小说开篇的一段颇具意味：

壁上的时钟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湾水映在太阳光下，就好象一面极大的分光图，划分出无限层彩色。几只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对着这种风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载酒的遗事，恨不得携酒两瓶，坐在那明帆之下尽量倾饮了。

作品第一句对时间的强调，用精确的“敲打着四下了”这种表述逼视爱牟的内心：在宁静的外表之下，是否隐藏着一股躁动？一段充斥着妻儿血泪噩梦的精神出轨，却是以如画风光和对洒脱古人的向往之情开篇，这种矛盾恰恰是对后文故事的一种隐射，纵然是风景如画也依然会有不满足，惬意宁静的家庭生活无法遮蔽爱牟对纵情恣肆的向往。于是，在离家之后，家庭对爱牟的精神禁锢放松了，短暂的精神自由随即成就了一段精神出轨。

在“离家——归家”的这一过程中，看似什么都没发生，爱牟的精神却仿佛经历了惊涛骇浪，失去妻儿的恐惧彻底打碎了他关于一段情爱的迷梦。当梦中和情人的关系刚到紧要关头，马上就可以产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时，妻子杀死两子的消息突然传来，惨死的两子和妻子的血泪控诉提醒爱牟：他自己才是这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妻子投过来的血淋淋的短刀让他从噩梦中惊醒。

“我睡着清理我的梦境，依然是明明显显地没有些儿模糊。啊！这简直是Medea的悲剧啊！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我也不敢久于勾留了”

在情感的天平上，梦中温柔多情的S姑娘完全比不上妻儿的重要，因为哪怕是梦中的出轨，也伴随着失去妻儿的切肤之痛，“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梦中，都在爱牟心中占有绝对的重量。于是这段精神出轨成了“永诀”，充满旖旎的蔷薇花片也最终被封存进爱牟“爱读”的Shelley的诗集中，成了可以诵读、赏玩的对象。

两篇作品的主人公同样以“家”作为生存的核心，但主人公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却同中有异，这导致小说情节的处理方式也随之不同。

《残春》对出轨事件采取了清晰又极端的处理方式：爱牟非常明确地展现出对S姑娘的爱慕之情；爱牟与S姑娘之间有亲密的接触（尽管是在梦中）；出轨事发后妻子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家庭虽能让爱牟获得心灵的宁静，但少许的家庭温暖总伴着许多无奈，通篇小说都充斥着一种求而不得的惆怅之感。

鲁迅小说最擅长的是绵里藏针地叙述出“无事”的悲剧，《肥皂》当属个中翘楚。因此《肥皂》几乎没有极端情感冲突，可以说，《肥皂》是一出没什么明确高潮的生活琐碎的记录，四铭的精神出轨只存在于对话中泄露出的只言片语。与《残春》明确的地点变换推进情节进展不同，《肥皂》的主体叙述均是在家中完成，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四铭和两位友人之间的互动生动自然，整篇小说充满了家庭的烟火气息。小说以四铭归家带回一块肥皂展开线索，围绕肥皂的由来连缀起四铭在街上、店铺、家中的不同表现。与“残春”自带的浪漫气息不同，“肥皂”是日常生活物品，更能展现四铭对家庭的格外在乎：即使是携带着不堪被人发现的精神出轨的小心思，他买的东西也必是家庭实用的！在店铺里仔细地挑选肥皂的细节，更能展现出四铭作为居家男人的品质。

鲁迅以肥皂为线索，对四铭的家庭进行了一次细致入微的描画，“肥皂”看似重要，其实在繁琐又不乏温馨的对家庭情况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四铭的世界中，家庭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对妻子和孩子的些许不满中，更多的是对她（他）们浓浓的在意和关爱！尤其是他对儿子学程坚持练习八卦拳的赞许，以及妻子发现他内心不可告人的秘密后不断在言语上抢白他时，他态度上的“支吾”和因为紧张脸上流下的油汗。可见，即使是耳后带着陈年泥垢又脾气暴躁的妻子，他也是非常看重的。恐惧是因为担心失去，失去妻子和孩子的爱戴和敬畏，就是失去了家庭原有的秩序和温暖，这是四铭最在乎的。正是这种在乎，让他在听到孩子在背后议论他时，他感到“存身不住”，并“很有些悲伤”地觉得自己“孤苦伶丁”。在小说的结尾，细致描述了四铭太太使用肥皂的情况，那“无告之民”般的孝女早已被抛之脑后，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宁静不乏温馨的家庭生活将一直持续。

两篇小说中，以“家”为核心的精神出轨，都最终以回归家庭的宁静终结。主人公们对来自年青女子的诱惑都无法避免地产生了旖旎的想法，但一旦这些想法波及家庭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抛弃了那些想法，以确保恢复家庭的稳定和宁静，只有家庭才是他们立身的根本。

二、“心”出轨——新青年与老先生

作家和作品之间存在着“互文性”，《残春》和《肥皂》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是“新青年”一个是“老先生”，他们的特征可谓差异巨大，但他们在面对诱惑时的处理方式却大致相同：面对年青异性的诱惑都会发生出轨；但这种出轨由于对家庭的格外重视而只能停留在精神层面；一旦精神出轨与家庭产生冲突时，他们都是决然地回归家庭；精神出轨的经历会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些别样的情绪，最终将消失在家庭生活的洪流里。

不同类型的人物需要不同的写作手法去展现，《肥皂》与《残春》的写作风格迥异。《残春》和《肥皂》的主人公都是精神出轨，是“心”的动摇，他们在行动上均未做出太出格的举动。郭沫若是一个“青春型”作家，《残春》写作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以语言和行动作为铺垫，以梦境作为高潮，以反思和惆怅作为尾声，展现了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短暂的精神出轨过程中的向往、挣扎和恐惧。这篇小说中时时出现成段的风景描写和内心独白，这是典型的“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们的小说，这种不断彰显人物情感的处理方式，使得读者对人物的心路历程逐渐认同，从而原谅他的出轨。

与爱牟的标榜自身不同，四铭的精神出轨完全是从他的讲述中才泄露出蛛丝马迹，而他本人却一直矢口否认，这种由外到内的表述方式，以及白描笔法的传神运用更加符合主人公作为一个“老先生”的身份，也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惯常手法，这种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使得读者和人物之间产生了一种距离感，从而让读者感到安全，这种安全感降低了读者对故事的情感投入，从而也降低了故事的悲剧性。正是这种“无事的悲剧”更能表现人们在“责任”与“欲望”之间挣扎的普遍性和悲剧性。

爱牟作为新青年，他的情感是生动而外放的，充满了知识青年的浪漫色彩。因此爱牟直接送给S姑娘表达浪漫爱情的红蔷薇，春梦中的情人约会也是充满激情。而作为老先生的四铭则心思辗转送给了自己的妻子一块价廉物美的肥皂，并且肥皂的香味由橄榄（博爱、青涩）最终回归到檀香（佛教上的宁神）。

两篇作品主人公的身份不同，所以作品营造出的环境氛围不同。

新青年们“生活在别处”的精神向往在《残春》中较为普遍，他们的精神似乎游离于生活之外，贺君仿佛天才般的疯癫“逸事”是较为极端的例子，贺君的自杀事件和白羊君的暗恋事件都没有明确的现实根据，爱牟惊涛骇浪般的出轨事件，也不过源于对红蔷薇的幻想。且友人之间的关系平淡疏离，白羊君来找爱牟时态度焦灼，然而很快就将焦灼抛之脑后，开始看海景聊闲话了。在火车上的时候，白羊君和爱牟之间的交流可谓各说各话，很难形成有效的沟通。贺君病中对爱牟的态度是：“能得见你一面，便死也甘心”，然而见面时却并不见丝毫激动，当爱牟借口要回家，白羊君和S姑娘都劝他留下时，也是贺君为爱牟解围让他脱身。这种疏离又矛盾的友情暗示了新青年们内心情感的矛盾和困惑。

《残春》的景物描写也是“新青年”式的，关于大海、船舶和高山把新青年对遥远未来的幻想形象地展示了出来，暗示他们的壮志和梦想。夕阳和梦境描写都格外突出，展现出新青年们眼中所看到的是一幅幅西方油画般的瑰丽风景，而这些风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唯一令人想起传统的是爱牟眼中的S姑娘，她“晕着粉红的双颊，表示出一段处子的夸耀”，可见，新青年们在审视女性时，有着和老先生们一样的标准。爱牟虽是新青年，但对女性的纯洁程度极为看重，文中多次提到“处女”二字，并认为这二字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夸耀”。

与《残春》抒情式的风格不同，《肥皂》充满了市井烟火气 ，热闹的家庭、街市、商店、学校、报社这一连串的地址勾勒出四铭日常的生活轨迹，充实又匆忙。四铭的精神沉浸在生活之中，因此偶尔出现的几次抒情就格外引人注目：

破絮一般的白云间闪出星点，黑夜就从此开头。

他看见一地月光，仿佛满铺了无缝的白纱，玉盘似的月亮现在白石间，看不出一点缺。

小说中两次写天空，一次抬头看星云，一次低头看月影，故事在这抬头低头之间，已然走向结束，似乎除了一块肥皂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对月亮的描写可谓对主题的画龙点睛：“白纱”的“无缝”只是“仿佛”，“缺”只是“看不出”，并非不存在，这已然是犹抱琵琶欲说还休了。观察天空，很有些传统文人的情怀，是不满足现状渴望“别处”风景的一种隐射，但是每次写天空，总会有地上的母鸡和小鸡唧唧的叫声将四铭拉回现实，回到温暖琐碎的家庭生活中。

老先生也是从“新青年”过来的：

其实，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

四铭的抱怨有着自己对新式思想的反思，当他的社会身份发生转变之后，自然能看到从前看不到的弊端。新文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身份重合在四铭的身上打下烙印，新思想和旧观念混杂在一起，让他成为一个矛盾体。他花费钱财送儿子学程进中西折中的学堂，他一边愤怒小伙计用英文骂他，一边失望儿子的英文还不如那几个坏小子。他在坏小子们恶毒的态度下，仍然坚持买来的一块作为西方科技产物的“肥皂”，在四铭太太的眼中明显比传统的皂荚更好用。

曾经的新青年终究成了一位老先生，四铭的两位友人“道翁”“薇园”名字都颇具古意，友人之间以“翁”互称既是强调年龄，也是拟古。四铭与友人之间的关系熟稔又亲切，在玩笑中成为了解这次出轨事件的共谋，于他们而言这种事件不过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小事。这些半新不旧的文人，所从事的事情也是混杂得一言难尽，友人道统拟出的文题：“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拼凑在一起道尽他们身份上的尴尬，而这个文题与“孝女行”的诗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肥皂”话题，这一连串的意义转折，可谓是极尽讽刺之能事。道统发现四铭买肥皂的隐秘心思，才终于使得道貌岸然的四铭开始慌张，道统的响亮笑声震得四铭的耳朵喤喤，他担心这会毁了他在妻儿面前的形象，赶紧让道统不要嚷。这些描写生动展现了四铭外强中干的有缺点的好人形象，因此，他对家庭的回归是顺理成章的。

被妻子揭露，被孩子无意识地辱骂，让四铭觉得自己成了“很有些悲伤”的“无告之民”。但之后妻子照常使用肥皂，平静中夹杂温馨的叙述让故事戛然而止，四铭的“悲伤”无处安放，也就无需再提起了。

而《残春》中的结尾却是典型的新青年的结尾，当爱牟收到S姑娘蔷薇花瓣的诀别时，“不觉起了一种伤感的情趣。”这种“伤感”与四铭的“悲伤”似乎是相通的，都是展现了他们的欲望无法实现的无奈。

三、弱女子——病女与孝女

“英雄救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见主题，也是中国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桥段，这种主题是中国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中男性主宰女性命运、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这些思想的自然延展。五四运动之后，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传入，但根深蒂固的思想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雄”自然还是男性，“美”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美人才能引起格外的同情和怜悯，进而转化为爱怜。美人在陷入“弱势”后就需要一个英雄前来救助，顺便展开一段美人以身相许的佳话。美人必须“弱”，才能彰显“英雄”的强大，所以，《残春》和《肥皂》都设身处地地为各自的主人公精心准备了一个“弱女子”，她们均为弱势，男性的怜悯和帮助就是顺理成章了。

《残春》中爱牟自身并不强大，完全构不成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为了完成“英雄救美”的神话，作者把爱牟所学的医学专业作为突破口，爱牟能够救的是病人，那么小说中的美人S姑娘就成了一个肺结核病患者。于是他的出轨就以为病人检查身体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两位男主人公均是把自己的精神出轨的责任归咎于年青女子的主动勾引。在《肥皂》中四铭的想法颇具代表性：

“一个是姑娘，看去该有十八九岁了。——其实这样的年纪，讨饭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还讨饭。”

“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

四铭认为十八九岁的年青女子是不适合讨饭的，因为这样的年纪最容易引起男性别样的心思，但孝女“还”讨饭，这就是有意为之了。这种有意为之的做法在四铭眼中等同于变相的勾引，而勾引的目的自然是为了钱，而且钱的数目不应该少，因为“她不是平常的讨饭”。四铭本身并不富有，这从他的妻女糊纸锭、他在店里挑选肥皂、简单的家庭晚餐就可窥出。

还是四铭太太看得透彻：

“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

女学生与女讨饭原本差异巨大，但在四铭等人的眼中却只看到她们的共同点：十八九岁！

S姑娘和孝女虽然同为弱女子，但她们的行为方式却完全相反，一个“袒露”一个“隐藏”，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残春》中，S姑娘和爱牟接触时落落大方，并把爱牟送的红蔷薇簪在头发上，舍弃了白羊君送的剪春罗，而红蔷薇的花语是热恋，这对爱牟来说是一个较为明确的暗示。这种“袒露”在爱牟的梦中被进一步扩大，在梦中S姑娘将自己的身世和想法完全袒露给爱牟。并且，S姑娘在爱牟的梦中以检查身体为借口主动袒露自己的身体，爱牟对S姑娘肉体的观察可谓细致：

“她的肉体就好象大理石的雕像，她軃着的两肩就好象一颗剥了壳的荔支，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象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

孝女的青春隐藏在肮脏的外表之下，但毕竟正值青春年华，于是小说借两个光棍之口说出四铭的隐秘心思：“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

S姑娘和孝女对身体展示方式的巨大差异，是由“看”她们的爱牟和四铭的身份地位的不同造成的。作为新青年的爱牟，他的性观念是张扬的，所以他眼中的S姑娘毫不吝啬地袒露自己美丽的身体；而作为老先生的四铭，他的性观念是压抑的，所以他眼中的孝女将自己严实地包裹在肮脏的外表之下，四铭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能借助于一块肥皂。

在伦理上与弱女子们处于对立面的是妻子们，两篇小说中的妻子差异颇大，《残春》中的妻子晓芙温柔冷静。爱牟归家后将自己做的梦告诉妻子时，“她笑着说，是我自己虚了心。她这个批评连我自己也不能否定。”这段对话表明晓芙和爱牟一样，也是知识分子，并且能够展开平等的对话。爱牟噩梦中的惨烈，对晓芙报复的恐惧，则进一步强调晓芙具有和爱牟平等的地位，甚至更强大的力量。但当爱牟回归家庭后，她仍然原谅了他的出轨，这是一种另类的“示弱”。

《肥皂》中的妻子没有自己的名字，文中只有一个“四铭太太”的称呼，这个称呼直接暴露了她作为丈夫从属的位置。但她的性格却爱憎分明：在得到丈夫特意买给她的肥皂后，她用对丈夫的绝对认同来表达自己的感谢和温柔；发现丈夫竟然是因为对一个年青孝女产生了异样心思之后，她突然变得愤怒刻薄。但最终，她还是极为珍稀地使用了那块包含着屈辱的肥皂“成为他欲望投射的消费品”，并且使用的肥皂越来越高级了，这是主动配合丈夫对孝女的性欲转移。

晓芙和四铭太太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女子，但焉知她们的过去不是病女与孝女一般的弱女子？《肥皂》开篇就写到四铭太太正在带着女儿“糊纸锭”，而“纸锭”就是为孝女们准备的。四铭表面看重的是“孝”，内心却更在意“女”，无论是“弱女子”还是“悍妻子”，在四铭的心中都是一样的，鲁迅将这些幽暗矛盾的心态通过这些细节展示得如此曲折，只是因为他“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

结 语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残春》和《肥皂》这两篇小说中诸多的不同之处，却往往导向更高层面的一致，这种现象可谓“殊途同归”。爱牟和四铭一切精神深处的向往和挣扎，最终都主动回归了家庭的宁静，他们或激烈或平淡的短暂的精神出轨最终都成了“残春梦”和“肥皂泡”。而曾经出轨的丈夫们内心深处的黑洞却永远保留了下来，重回宁静的家庭是否能一直维持住表面的幸福，这些令人反思的空间，都诠释了两位作者模糊的态度。

这种殊途同归的处理方式展现出社会急速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他们或明显或隐晦地渴望着新时代的来临。这种渴望伴着急切和躁动，但他们同时担心失去业已拥有的一切，那曾经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担心失去所以压抑渴望、回到原地，但依然存在的渴望像一颗被埋藏的炸弹，随时等待着爆炸，他们满怀敬畏等着爆炸的发生，爆炸发生的后果是重获新生或者埋葬自己。正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说的那样：“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们都是时代的“中间物”！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婚恋话语的悲剧性机制[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4]陈永泽.在行动元语境下论鲁迅对四铭形象认知的两歧性[J].天中学刊，2012（3）.

[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符

1003-7225（2017）04-0047-05

*本文为2014年四川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日本专项研究”集体项目“川日文化教育交流研究”（项目编号：2014jt002）子项目（项目编号：2014rc005）的阶段性成果。

2017-11-10

马文美，女，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陈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