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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郭沫若研究

2017-11-14王锦厚

郭沫若学刊 2017年4期
关键词:歌德郭沫若

王锦厚

(四川大学 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郭沫若研究

王锦厚

(四川大学 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一位熟悉郭沫若的前辈在和我谈郭沫若研究时,曾这样告诉我:

郭老不太容易为人理解,更容易被人误解。尤其是晚年。

为什么?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然而,我却一直在寻求答案。

郭老以异军突起的姿态,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时就说:

我于诗学排斥功利主义,创作家创始时功利思想不准丝毫夹杂入心坎。创作家所当讲究事,只在修养自己的精神人格,艺术虽是最高精神底表现物。纯真的艺术品莫有不可以利世济人的,总要行其所无事才能有艺术底价值。所以我于文学上甚么——ism,甚么主义,我都不取。我不是以主义去做诗,我的诗成自会有主义在,一首诗可以有一种的主义。

《女神》,就是他这种主张的产物,这种理论的结晶。说《女神》一首诗可以有一种主义,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用浪漫主义概括其特点,似乎是只见树木,未见森林。他又说:

近年来我从事文艺的制作以来,受到别人的批评不少,说我好的人,说我不好的人,他们的话能够直送到我的心坎的,实在少见。

他的“心坎”里到底装的什么呢?他说:

我这人非常孤僻,我的诗多半是种反性格的诗,同德国的尼采Niessche相似。我的朋友极少。我的朋友只可说是些古代的诗人和异域的诗人。我喜欢德国的Goethe,Heine,英国的 Shelly,Coleridge,A.E.Yeats,美国的 W.Whitman,印度的 Kalidasa,Kabir,Tagore,法文我不懂,我读Velaine,Baudelaise的诗,(英译或日译)我都喜欢,似乎都可以做我的朋友。我不喜欢小说,我不喜欢自然主义Naturism的作品,因为我受的痛苦已经不少,我目击过的黑暗已经无限,我现在需要的是救济,需要的是光明。黑沉沉拕蹚蹚的文章读了只令人震头脑裂。可我自己却每每肯做黑沉沉的文章,因为我的环境还是个簿的世界,我还不曾达到光明的彼岸。我丢不下的东西太多了!

原来他“心坎”里“需要的是救济”,“是光明”。

他的文艺制作由诗,扩展到散文、小说、戏剧、文论,很快,又扩展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国外的社会科学的学习,继而又由文艺阵营走向实际的革命斗争……而且一直置身于矛盾斗争的漩涡中……从而,集诗人、学者、革命家于一身。

他在革命阵营的角色、贡献,暂且不作详论,仅就他复杂的文艺制作谈一点看法。

《女神》“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者”(邓小平语)。几乎众人所知。投身革命,其事迹人们则知之不详,挺身而出,保卫并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少为人所注意。五四时期,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他郭沫若就断然告白:

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罢,我们还是崇拜孔子——可是决不可与盲目地赏玩骨董的那种心理状态同论。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

他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说:

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us,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球形地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这类的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是我国底孔子,一个便是德国底歌德。

为此,先后撰写了《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歌德对自然科学之贡献》《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等文,阐述对孔子和歌德认识,赞扬孔子和歌德的“球形”天才,对人类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成仿吾在郭沫若用日文为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节译中写的“附识”中说:

不论是在一般的人或在专门的学者,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没有像我们文化的精神与思想被他们误解得这样厉害的。外国人可不必说,即我们的新旧学者,大抵都把他误解得已不成话。旧的先入之见太深,新的亦鲜能提到真义,而一般的假新学家方且强不知以为知,高谈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样混沌的学界,能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的,以我所知,只有沫若数年以来的研究。

是的,“只有郭沫若数年以来的研究”。

尔后,郭沫若在和宗白华论诗过程中又说:

我想孔子那样的人是最不容易了解的。从赞美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其大则天”,从轻视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博学而无所成名”。我看两个评语都是对的,只是我们自己的立脚点是怎么样;可是定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祖”,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歌德这位大天才也是到了“博学而无所成名”底地位。……他有他的哲学,有他的伦理,有他的教育学,他是德国文化上的大支柱,他是近代文学的先河……他这个人确也是最不容易了解的。

的确,两个人都“最不容易了解”。生前身后遭到无数的非难、恶骂……

孔子生前被视为“丧家之犬”,到处碰鼻,死后被认为“盗丘”,是“中国的罪魁”……一次又一次地要打倒他。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歌德在德国的命运也是如此。这点,郭沫若也有深刻体会。他曾经翻译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后告诉友人,说:

理解一个人的著作或一个人的思想,绝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艰深的作品和深刻的作者。

歌德研究的权威专家杨武能先生在他的《郭沫若——“中国的歌德”》一文是这样概括歌德生前身后所遭受的非难、攻击和批判的。他说:

从右的立场攻击歌德者,主要是以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攻击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歌德信奉泛神论和进化论,虽对原始基督教并无反感却对教会极端厌恶,因此便让一些主教大人斥为否定基督教义的“异教徒”和“上帝亵渎者”;二是歌德在作品里大力张扬人性、人道,主张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特别是一些写男女爱情和婚姻的诗歌小说如《罗马哀歌》以及《少年维特的烦恼》和《亲和力》等等,都令教会大伤脑筋,因此被骂做“不道德的书”,“该遭天谴的书”。

从左的立场非难、攻击歌德的人更多一些,他们主要是一些作家同行特别是其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们这样做除了文人相轻、意气用事,还多少含有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文人相轻、意气用事古今中外一个样,本来也挺无聊,就不多说了;只讲“恨铁不成钢”的吧。后一类人最著名的代表为激进的民主主义作家伯尔内(Ludwig Borne,1786-1837)。此人一生批判歌德不遗余力,也因此而出了大名,但他的批判不是遵照文学、道德或宗教的标准;他唯一的标准是政治。他骂歌德“是一个押韵的奴仆”,“是长在德意志躯体上的一个毒瘤”,原因就在歌德长期效力于魏玛公爵,既不赞成他所投身的民主革命,还对德国人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态度冷淡。也就是说,他把歌德当作一位政治人物来要求;他恨歌德,由于歌德极有才能和威望,但却没有像他一样把才能和威望贡献给革命。海涅因此嘲笑伯尔内是一个“迟到的雅各宾党”,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则断言他对文艺“一窍不通”,德国当代批评家狄茨(W.Dietze)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伯尔内由于失望而燃起的仇恨之火后面,其实隐藏着‘对歌德的真正的爱’,也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到了20世纪,像伯尔内一样从左的立场上批评歌德的人中,最著名者为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他曾不止一次愤激地表示希望德国人能立一个法,禁止在20甚至50年内再提歌德的名字和谈论歌德。这位思想进步的大作家如此偏激,原因就在看不惯歌德的名字和诗作常常被达官显贵和形形色色的附庸风雅者滥用。

郭沫若也和歌德一样,在辞世不久之后也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贬低、非难和攻击。

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不禁要问:非难、攻击和批判郭沫若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只要作一番具体分析,问题就一清二楚了,这些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派:

一、敌对派

这一派里有个别美籍华人,如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认定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企图从学术上打倒郭沫若,还有几个西方所谓反马克思主义、反共汉学家,“中国通”,更多的则是一批流亡海外或港台的国民党的追随者,死心蹋地的反共分子。如署名史剑,实则是上海《和平日报》总编马彬,他写了一本《郭沫若批判》(1953年12月7日亚洲出版社出版)在“发端”中说:

郭沫若这个名字和中国人的意念,是以“作家身分”作为联系的;而郭沫若可以批判和值得批判的,也正是他保有作家身份那一段岁月,一旦进入红色殿堂,其生荣或死哀,与中国人民均少有关系矣。诚然,郭沫若是善变的,今而后,虽然年迫衰暮,变化还是会有的;只是弄臣之变,对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影响。作为作家,叛逆者,斗士的郭沫若,到担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已走完他底生命的路程了。

跟着《郭沫若批判》的路子而来的是《郭沫若总论——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动的缩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9月初版,作者金达凯,湖北英山人,民国十四年生,武昌中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民主评论总编辑、政治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政治作战学校教授、系主任。为什么写这样一个书呢?他说:

郭沫若的一生,正是中共整个文化统战活动的缩影。揭露了郭沫若的脸谱,也就等于揭穿共产党控制大陆文坛,将文学艺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底牌。

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批判郭沫若醉翁之意不在酒,只不过借批判郭沫若反共而已。

只要稍微有一点现代历史、文学史知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该书是什么样的玩意儿,除了造谣、歪曲,剩下的就是诬蔑!许多地方简直荒唐可笑!

二、恩怨派

这一派较为复杂,可分为直接恩怨和间接恩怨。直接恩怨,时间最久的莫过于沈从文,他从30年代到80年代去世,没间断地“碰撞”鲁迅、郭沫若,不断向郭沫若发起挑战,明的,暗的,直接,间接,对郭沫若进行所谓“褒贬”,(参见《郭沫若学刊》2016年1期《沈从文是如何“褒贬”郭沫若的?》)实际是攻击。当然,郭沫若也作过不少回应。间接恩怨,沈从文去世后,没有沈从文的沈从文。如汪曾祺、张兆和,则变换手法将沈从文的沉浮统统归罪于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制造、散布种种似是而非的言论,说什么“他是一个受到极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学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断地对他加以歪曲和误解”,影响舆论。还有一些在历次运动中受了这样那样冲击的人,他们往往借郭沫若发泄自己的不满。

三、炒作派

80年代浮躁之风大兴,各式各样的炒作盛行,为政治而炒作,故意抬高过去被批判的“胡适”、“周作人”、“张爱玲”,贬低鲁迅、郭沫若、茅盾……;为商业而炒作,或借“反思”,用他人之口说自己的话,争夺话语权;或借“重评”,沽名钓誉。如丁冬编著的《反思郭沫若》,李春林的《田仲济与郭沫若》,姚雪垠的《评〈甲申三百年祭〉》,还有借恭维活人,谩骂死人,如魏明伦的《巴山鬼话·自序》《奇奇怪怪的四川人》,恭维巴金,谩骂郭沫若是“弄臣”,“御用文人”,“御猫”……毫无半点学术味道。

四、跟风派

此类人不少。

这一派更为复杂,人数不多也不少。粉粹“四人帮”后,趁着改革开放之机刮来一股又一股西风,一些人便跟着风向跑,一会儿徐志摩、梁实秋热,一会儿张爱玲热,沈从文热,老外说好就跟着说好。如金介甫说:“在西方,……他们都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者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他之后。”于是,好事者便给中国现代作家大排特排座次。这完全是逆反心理作怪,往往被人牵着鼻子顺着风向跑,凡是过去否定的,他要肯定,凡是过去肯定的,他要去否定。曲解,甚至谣言也津津乐道……

鲁迅先生早就教导我们,他说: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

敌对派的故意为之,其余一些人,则从根本上违背了鲁迅的教导,他们既没有顾及全人,更没有顾及所处的社会状态。事实告知我们:

郭沫若是一个“球形发展”的“天才”,爱作翻案文章的高手,站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因而也“最不容易了解”,但他对文学、对艺术、对历史、对考古、对翻译、对革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决不是几个人、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否定的。

其实,能够了解郭沫若,认识郭沫若,正确评价郭沫若,也不乏其人,贬低、非难、攻击郭沫若的这些人最好先去翻一翻历年人们对郭沫若的评论。如1933年北平杰成印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著。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值得一读,看他是怎样介绍分析郭沫若的。

郭沫若

(一)略传

郭沫若四川嘉定府人,现年三十八岁。他生来富于反抗的精神与革命的热情。民国三年赴日本留学,后来毕业于福冈医科大学。在帝国大学读书时,他就爱好研究文艺,颇受歌德、雪莱的影响。他的新诗集《女神》,《星空》,皆为在日本时所作。他回国后,四川省立医院派代表亲赴上海请他回去充任院长,他坚持不就,立志从事文艺生活,尽弃所学医道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合办创造社。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创造季刊》第一期出版,不久又出《创造周报》,《创造日报》,为新文学运动初期最有力的刊物,影响于青年的思想甚大。后创造社出版《创造月刊》,他出力最多,在中国靠笔墨维持生活,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所以郭沫若与他的日本夫人及三个孩子,生活往往感受窘迫,有时不得已竟把妻子送回日本去,他独自在上海卖文过活。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郭氏目睹帝国主义的横暴,及我国民族的衰弱,于是由浪漫主义转变而提倡革命文学,青年学子群起拥护,虽然在当时也引起了剧烈的论战。《创造月刊》,也因为思想激进,遭官厅的嫉视,百般压迫,然郭氏始终奋斗,不辞劳怨,及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军出师北伐,郭氏即投身革命军中,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未及一年,政局变化,郭氏亦退出政治生涯,东渡日本,专心著作,现在仍同其夫人孩子寓居日本,他的笔名甚多,有麦克昂,易坎人等。

(二)作品

郭沫若是一位革命文学家,他一生的精神是反抗。他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道德等等都感到不满意。他的感觉比别人特别敏锐;他的性情尤为热烈,这正如拜伦雪莱等不满意于英国的旧社会一样。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含着热血,含着火焰,使每个读他作品的人,无不被他感动。他的反抗的精神,也曾经过了多次的转变。他最初反抗封建式的社会制度;自从事文艺运动后,对于一切都起强烈的反抗,于是流为空想的浪漫主义者。如他初期的作品《女神》,《星空》,都可以代表这时期的思想。“五卅惨案”后,他又提倡革命文学,并实地从事政治运动,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便告了终结。他的作品里,处处对无产阶级表示同情,他所提倡的是第四阶级的文学,所以不见容于本国的官僚,军阀,资本家,而逃避在异国。

说到他的作品,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是诗人,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我们在这很短的篇幅里,不容易详细的评论,只能论其梗概。在小说方面,他的《落叶》描写日本女子恋爱的心理,无不深入人心。《落叶》是用四十一封书信体写的,信中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奇遇,复杂的情题,只用真挚朴素的文字,描写一个痴情的日本女郎的心境,使人读了,毫无觉单调乏味,只觉得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橄榄》是一部叙写他的生活的小说。他弃了所学的医学,而过著作家的生活,经济的压迫,生活的困苦,都在这部书里表现出来。但他虽经过如许的艰苦,他的牧歌的趣味是特厚的,使他每一回忆已往,便有一种如咀嚼橄榄般的不尽的意味。如他的《山中杂记》的一部分和《行路难》里的《飘流三部曲》,《新生活日记》,完全是牧歌生活的表现。《塔里》头也有几篇很好的小说,如《万引》,《阳春别》是描写经济苦闷的作品,《Lobenicht的塔》,《鵷雏》,《函谷关》,是追述古事的作品,而《叶罗提之墓》,《喀尔美罗姑娘》是属于恋爱小说。尤以后者描写他在日本迷恋于一个卖糖果的女郎的心情,使人读了,只觉得真实美妙,一个男子恋爱一个女子到这种地步,也是世间稀有的事;作者写来虽是平铺直叙,却字字入人心坎,较之一般平凡的恋爱小说,真有凤凰与燕雀之别。

郭氏的诗可以《女神》为代表,在这部诗里头,处处流露出作者的反抗性与革命性,田汉曾写信致郭氏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实在的,《女神》里所表现的,是“五四”以后中国青年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

至于他的剧本,也有他的特色。他爱取古事为题材,如《孤竹君之二子》系攻击穷兵黩武的军阀,《卓文君》一剧系对旧式家庭的婚姻,加以反抗,《聂嫈》系表现妇女参加革命工作,《王昭君》反抗君主玩弄女性的罪恶,这三本剧合之称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她们虽然都是古人,但他把她们都变为现代反抗旧礼教的妇女。

他的论文集,也值得我们注意,他的《文艺论集》也都是热血澎湃的文字,如《革命与文学》,《艺术家与革命家》,《文学革命之回顾》等文章,曾引起剧烈的论战,然而他的超越时代的思想,是无人不承认的。

此外他在翻译上也有很大的贡献。早年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声名为之日隆。及后又翻译施笃谟的《茵梦湖》,及高尔斯华绥的戏剧,辛克莱的小说,都是近代著名的作品。他对于考古学的著作,也出了几部,在此不便细述。总之他是我国的拜伦,他的伟大的反抗的精神,是任何人比不上的。

再读一读最早的《郭沫若传》,作者杨殷夫,广州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6日出版。作者序言中写道:

郭沫若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诗人,他的伟大处,除了写《哀希腊》的英国诗人拜伦以外,没有第二个能够比拟。不过他的伟大,并不全在他本身的伟大,而在他生存的时代社会背景的伟大。过去中国并不是没有比郭氏的才调更高超的文人才子,他们所以不及郭氏之伟大者,就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伟大的时代社会背景的原故。“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们只有从这一点上才能够正确地理解郭氏……

郭氏的一位同宗郭冠杰,曾引石达开的两句诗赠郭氏,是:

身价敢云空翼北,

文笔昔已遍江东。

我以为不如用:

拜伦前百年,

鲁迅后一人。

郭氏实足以当之无愧。

我要告诉那些贬低、非难、攻击郭沫若的人:王哲甫、杨殷夫并非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如此评论郭沫若,不值得深思么!像这样评价郭沫若的人多着呢!

最好请这些人去读一读成都出版社1992年为庆祝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作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郭沫若研究系列之一,隆重推出的《百家论郭沫若》。该书以编年的形式录取了1920年1月至1949年7月,120余位不同党派、不同学派、流派的172篇文章,看看这些人是怎样评论郭沫若的。

……

我们更应该去认真学一学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0月14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今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其中都说到郭沫若。他说:

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齐白石、徐悲鸿……从五四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营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摸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的努力。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将郭沫若放置于历史长河中的“大家之列”,是十分科学的。

郭沫若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难怪周扬要称郭沫若为“中国的歌德”,“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

郁达夫说: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杨武能教授也告知我们,歌德说过:

最伟大的人物总是通过某种弱点与他们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格言与反思》

善良的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始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浮士德·天上的序幕》

这是给我们如何看待郭沫若一生,尤其是他晚年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把钥匙。

让我们记住杨武能教授的忠告:

但愿我们也像德国人尊重、珍惜歌德一样,尊重、珍惜我们“中国的歌德”郭沫若,以及我们民族自己所有的天才人物和杰出先辈!

是的,我们一定要像德国人尊重、珍惜歌德一样尊重、珍惜我们“中国的歌德郭沫若”,珍惜和保卫中国文化史一份宝贵财富。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挑战、什么阻力、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把郭沫若研究坚持下去。“而且应当有郭老的大无畏精神,坚持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不仅关系到研究郭老本身,也关系到珍惜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关系到怎样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1]郭沫若.致陈建雷[A].郭沫若佚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2]郭沫若.批评与梦[A].文艺论集[M].光华书店,1925.

[3]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A].郭沫若佚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4]郭沫若.致宗白[A].三叶集[M].

[5]成仿吾.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仿吾译后附识[N].创造周报(第2号),1925-05-20.

[6]高中甫.歌德接受史——1773—194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7]汪序[A].金介甫传[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8][美]金介甫(JeffreyC.Kinkley)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1月2次印刷.

[9]鲁迅.“题未定”草(七)[A].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郁达夫.怀鲁迅[A].郁达夫文集第4卷[M].

[11]曾绍义.青山不老清水长流——朱子奇同志谈郭沫若及郭沫若研究[J].郭沫若学刊,1991(3).

2017-10-20

王锦厚,男,四川大学出版社教授。

(责任编辑:陈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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