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琳静

信仰照亮戏里戏外

雷琳静

创作者的演绎并不着意于对人物道德的歌颂和精神的宣扬，而是立足于当代立场，在渺小与伟大之间、卑微与崇高之间发掘戏剧张力和生命气场。该剧的着力点放在武训对当代人和当代社会带来的深刻的启迪——对知识怀崇高的敬畏、对人生抱执着的信念、对生命竖朴素的信仰。

百余年前，一个苦难的农民怀着对知识的崇高敬畏和对人生的执着信念，用一生时间践行兴办义学一件事，以卑微之躯成就崇高信仰；百余年后的今天，上海淮剧团一群勇于求真的艺术家秉持传统戏曲薪火，沿着他们二十多年来探索开拓的“传统戏曲现代化”和“地方戏曲都市化”之路，践行着中国戏曲的现代传承发展。《武训先生》粉墨登场，从现代都市人的文化寻根、溯源初心、回首乡愁的情感基点出发，超越了道德歌颂和人性剖析，回归中国戏曲表现民众、民情、民风、民俗的乡土传统，向戏曲本体寻找最本质、最具力度和美学价值的表达方式，在“传统戏曲现代化”和“地方戏曲都市化”的道路上又一次实现了自觉探索和突破。

题材突破地域局限，走出“家乡”探寻“原乡”

以地方戏曲表现地域题材，是地方戏曲创作长久以来行之有效的惯常做法，乡音、乡情、乡土、乡俗，形式和内容相辅相成，易于达成情感共鸣，从而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但是如青年评论家李红艳在《戏剧创作地域题材应降温》一文中所言：“近几年，各地对文化的重视和投入与日俱增，尤其是对地方历史人文资源的重视和挖掘，已成为当前艺术创作中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在作为各地文化建设重要‘抓手’的戏剧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地域题材戏剧作品投入之大，创作之热，数量之多，前所未有。通过艺术创作弘扬地域文化传统，树立地方文化形象，扩大地方文化的影响力，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当这种追求成为一种带有强烈功利性的‘刻意’行为，当艺术创作夹杂了太多‘非艺术因素’，当这类题材几乎成为地方戏剧创作题材来源的‘唯一’，当大家普遍意识到这类作品‘有数量缺质量’，当种种问题已然成为一种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深思、反省、修正。”

其实这种局限于地域题材的创作方法，除却功利诉求外，也暴露了创作者艺术观念的偏差与浅薄。剧作家罗怀臻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奥秘，他在《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一文中提出了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 “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武训，一个生存在齐鲁之地封建阶级压迫下的农民，他是同时代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的苦难民众的一员，也是一个灾难频仍、水深火热的时代的缩影，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本着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吃一堑长一智”的朴实想法，面对封建阶级的压迫，采取了终生行乞办义学这一独特的反抗方式。这种出于底层人民最本能的自卫，让他以不可想象的终生坚守，达成了一种无奈、悲壮而令人震撼的反抗。正是由人物精神层面气韵风骨的深层剖析，我们得到这片土地上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诸多思考。淮剧善于表现劳动人民、乡野生活、草根生命力的乡土气味，长于表现粗犷、悲情、豪迈、张扬的情感气质，正好契合了武训这一题材。

淮剧《武训先生》并没有拘泥于表层的地方特色、人文符号，而是从精神层面抓住了人物的气韵风骨，从文化层面抓住了题材的共同内涵，从表现形式上抓住了内容与形式的契合点，使得这一题材、这一人物走出了表面意义的“家乡”，步入了深层内涵的“原乡”。从此意义上讲，这一人物超越了地域局限。农耕时代造就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发展，时代更迭，农耕文明已化作独特的基因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当现代都市人在工业文明的巨浪中拼搏挣扎时，这种潜藏的基因帮助我们追索自己生命的来路，寻找民族文化的根源。

主题立意突破人生境界，超越“精神”走向“哲学”

矢志行乞39年，三所义学相继开馆。而他依然身穿百衲衣，行乞于街市巷陌，在四面八方朗朗的读书声中，59岁的“千古奇丐”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一个渺小的生命铸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一个饱经苦难的人以卑微的方式成就了无私、利他的崇高精神；创作者的演绎并不着意于对人物道德的歌颂和精神的宣扬，而是立足于当代立场，在渺小与伟大之间、卑微与崇高之间发掘戏剧张力和生命气场。

该剧的着力点放在武训对当代人和当代社会带来的深刻的启迪——对知识怀崇高的敬畏、对人生抱执着的信念、对生命竖朴素的信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潜流的血脉基因中涌动着对理想、对生活执著的信念，在武训身上就是一个缩影，而且是无数底层劳苦人民的一个缩影，本着“我要办个义学院”的素朴信念，用一生践行着信仰，把信仰变成了生活。

创作者对于信仰这一主题的提炼，是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辨和全新开掘，也是对当代社会深沉思考的结果，对当下具有切实而积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历经市场经济大潮和社会快速转型的多重冲击，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日益多样化、鄙俗化，信仰缺失、道德沦陷，众生外困于社会大环境的无可逃避、内困于自身心魔的无法超脱，在人性的深渊中沉沦挣扎，导致整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种种异化怪状层出不穷，由此引发信仰坍塌、精神迷失、观念错乱等社会问题。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创作者本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和文化担当，挖掘题材中蕴含的中国哲学精神，期以卑微人物的崇高形象启迪当代人心灵暗隅，重新唤起人们对崇高信仰的敬畏之心。

传统溯源突破时空局限，回归“源头”彰显“现代”

《武训先生》的创作立足淮剧本体，融合当代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力图突破时空局限追溯更久远、更本质的中国戏曲传统和中华文化传统。文本创作上，一方面着手题材选择突破地域局限，挖掘中华文化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一方面着力主题立意突破人生境界，发现和扩大题材所蕴含的戏剧张力和生命气场。这些文化层面的新发现、新思考提升了该剧的文学性，也将该剧对于社会文化内涵的探索开掘带向了纵深。舞台呈现上，舞美设计注重舞台布景的质感及服装造型的个性体现，回归纯朴本质。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模仿传统戏曲的模式，而是在对戏曲本体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将戏曲本体的美学特色提纯、强化，并结合当代的审美需求和技术手段予以呈现。舞台布景着力于对故事发生的大文化背景的表现和阐释，真实而自然地体现乡土风情，流动的布景构成不同的空间场景，与情节发展和演员表演相融合，与导演的处理风格相呼应。但是，在笔者看来，首演的舞美还有些写实有余、写意不足，如梨树、寺院高墙等布景还可以更简化。灯光设计比较自然节制，发挥了叙事、抒情、造型等语汇功能，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叙述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演员表演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主演梁伟平饰演从青年到老年的武训，形神兼备，毫无违和之感。他以自己扎实的戏曲功底，借鉴表现主义手法，形体上夸张变形、内心外化，唱腔上个性色彩鲜明，韵味独特。人物的身段造型如一尊尊被魔法点化便活了的泥塑，或憨实可爱，或辛酸凄凉、举手投足间灵动着民间血肉，飘荡着泥土气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艺术家们力求向中国戏曲最初的传统本源追溯，向孕育滋养其产生的中华文化根基追溯，回归戏曲本体，深入提炼、继承传统特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唯有回归“源头”，方能彰显“现代”。

在戏里，武训将信仰化作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戏外，信仰的光芒也辉映着这群艺术家们。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从《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到《武训先生》，上海淮剧团奉传承创新为艺术信仰，不断探索和丰富都市新淮剧“传统戏曲现代化”和“地方戏曲都市化”的发展理念。借《武训先生》，让我们引一缕信仰之光照亮现实，期待有更多的艺术家们高扬艺术信仰，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民族的、现代的、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者 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创评部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