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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七,归来!
——淮剧《武训先生》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内涵

2017-11-14郑永为

上海艺术评论 2017年4期
关键词:淮剧铜钱戏曲

郑永为

武七,归来!

——淮剧《武训先生》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内涵

郑永为

舞台上的武七是一个自然鲜活又个性独具的艺术形象,其将柔弱中的执着、卑微中的坚韧、欢笑中的苦楚与生命深处的善良和谐地凝聚于一身。有血有肉的武七是底层民众的代表,因此,这一艺术形象具有普遍性和感染力。

武七是清代末年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乞丐,执着不懈三十余年,置学田三百余亩,修义学堂三处。这位崇尚慈善和教育的“千古奇丐”,不仅是载入正史的第一位乞丐,围绕其生平的艺术创作亦有独特的境遇……近日,淮剧《武训先生》将武七这一形象再次呈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那卑微之中的执着、欢笑之中的泪水、轻松之外的深意、大俗之中的大雅,充满了意味深长的深思熟虑……尤其是其再乡土化的艺术取向,铭刻了戏曲当代化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节点。

回归人本,鲜活生动的国民性格

戏曲是源于民间的艺术,地方戏更是根植于一方水土的民众腔调,它是最适宜表现普通民众性情的艺术形式。地方戏不仅是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的舞台,更是街市巷陌与田间地头的映像;不仅可以展现慷宏伟烈的英雄气概,更适宜多角度地呈现丰富的国民性情。国民性是民众精神特质、性格特点、情感内蕴、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层面的共性。相对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英雄,国民性代表的是沉睡的大多数;如果说英雄气质是民族脊梁的坚挺与强硬,那么“国民性”则是民族血肉的柔软和鲜活。武七的乞讨人生,充满了传奇;武训的艺术形象,也曾饱受争议。舞台上的武七是一个自然鲜活又个性独具的艺术形象,其将柔弱中的执着、卑微中的坚韧、欢笑中的苦楚与生命深处的善良和谐地凝聚于一身。有血有肉的武七是底层民众的代表,因此,这一艺术形象具有普遍性和感染力。

淮剧《武训先生》前两幕背景交代充分且到位,武训与梨花由两情相悦到私订终身,狡诈贪婪的张老辫涂改契约,坑武七,卖梨花……直到以梨花临别赠予武七的《三字经》为符号,使“让穷人读书不受欺”这一信念深深地植入了武七的人生,这几条线索清晰到位,强弱与节奏驾驭得恰到好处。尤其是武七这一形象,有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历史局限性,也是独具个性的典型。在那个压抑而令人窒息的时代,武七的性格是异常柔软的,改变自己,不去抗争、也不抱怨。对于抢走他恋人的卫驼子,他可以为了铜钱换猪肉。对于坑了他三年青春的张老辫,他可以为了铜钱做交易,甚至忘却前嫌推杯换盏。但是,可贵的是在这种柔软之中蕴含着执着,隐忍之中深藏着坚韧,卑微之中集聚着善良,正是这种坚忍与执着成为谱写民族历史最持久的力量。毫无疑问,武七办义学的诉求是崇高的,但其依靠乞讨的手段是卑微的,甚至,从某种角度而言,腰缠万贯却向乡邻讨要劳动所得亦可称为卑鄙。武七为了铜钱不仅可以吃蜈蚣、蝎子,甚至不惜供人毒打泄愤。当辛苦十年的血汗钱被人窃取之后他唱道:“铜钱呀铜钱,你是我的性命;铜钱呀铜钱,你是我的亲人;铜钱呀铜钱,你是我的来世;铜钱呀铜钱,你是我的今生……”如果没有开篇的铺垫和最后一幕的朗朗书声,从某个角度望去,武七的身上甚至叠印着阿巴贡和阿Q的影子。

主演梁伟平对武七的诠释堪称经典。青年的憨实可爱,中年的困苦折磨,老年的饱经沧桑,落差极大又浑然一体。小碎步、耸肩、甩头、憨笑强化了节奏的明快,苏北腔调的说唱充满了纯朴与机智,以至于让人忘记了武七的家乡在齐鲁之地。街市上,他摇头晃脑、嬉皮笑脸、跳跳蹦蹦,既可爱又令人同情。夜幕中,他孤独寂寞一遍遍数着讨来的铜钱,计算着现实与梦想的距离。如其所言,“武训是我艺术创作中最受感动的戏中人,因为他最平凡、最真实、最卑微、最高尚、最传奇,是最富有色彩性的历史人物。所以,我对塑造武训艺术形象的付出也最多,离武训情感也最近。我真爱武训,真诚接受,真心感悟,真情演绎、崇敬崇尚。”

淮剧《武训先生》的人物设置并非虚构,围绕着武七的是一组清末乡间的人物群像,该剧对每个人物的解读和演绎独到而精彩,并通过人物关系的个性演绎淡化了阶层属性,将专注力集中于人性的深掘。尽管只是五六个人物之间的纵横交错,舞台却让人感觉极度丰富而饱满。武七因不识字被骗而失去挚爱梨花,也是他痴迷一生办义学的源起。梨花与武七遥望着走完了一生,中年扔给了武七一块猪后鞧,晚年领着两个儿孙来求学。在这样一个社会情境下,梨花并不能为其义举提供持续的动力。在剧中,这种动力更多来自了证和尚。而张老辫与武七的对立则产生了强烈的善恶对比:一个不识字却淳朴善良,一个有文化却阴险恶毒;一个以乞讨实现信念,一个沦为真正的乞丐,这是非常富于哲理的戏剧表达。屠夫卫驼子就像干旱季节长出的一根黄瓜,虽然目不识丁却有一门手艺,靠出银钱抢走了梨花。他也像一个从戏曲绘画中走出来的人物,简捷鲜明、奇形怪状,每次出场却都能增添趣味性与戏剧性。由于史实的限制,武七的老母无法删除,但武七乞讨的铜钱在孝道和信念之间不好平衡,因此他的母亲始终不便露面……

回归质朴,轻松自然的乡土歌谣

罗怀臻不仅是功力深厚的剧作家,也是引领戏曲都市化探索的戏剧理论家和戏剧教育家。淮剧《武训先生》是一次渗透着他对艺术发展方向与戏曲当代化深度思考的艺术实践,凝聚着其以戏化人的教育观。作为“淮剧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该剧并未选择《金龙与蜉蝣》先锋前卫的探索性,远非《西楚霸王》那样“像歌剧一般壮丽;像诗剧一般柔情。”舞台上弥漫着浓烈的乡土气息,洋溢着土气、喜气、轻松的氛围,展现了农耕时代的质朴民俗与生活质感。戏曲的再乡土化是戏曲精致化后回望乡野的再回归,是用现代意识接通传统血脉之后的再循环,饱含着剧作家的悠悠乡愁及其对戏曲发展与生存土壤的思考。《武训先生》折射着戏曲的当代化不是走向都市的单向运动,而是贯通都市与乡野的双向互动;都市新淮剧的目标不仅是生存于都市,而是通过回望乡野彰显其形式特征……戏曲需要在钢筋混凝土的缝隙中,营造一份自然的舒展和泥土的芬芳,更需要通过反思初心回归本质。如罗怀臻所言:“淮剧《武训先生》是将淮剧的传统形式通过都市化的融入感再次提炼,可以说是进入到了都市新淮剧的2.0时代。更加注重舞台的质感和舞美的体现,从审美上回归戏曲本体,制作上回归纯朴本质。现代戏曲形式丰富多样,剧目也是层出不穷,然而,我们在此之中看到了太多的虚华和繁复,刻意传递给观众视觉、听觉的冲击,而忽略了创作本身。我始终坚信,有诚意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动观众……”剧作家立场鲜明的艺术取向反映在舞台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回归质朴。

回归质朴首先是尊重传统、尊崇民风、张扬民俗、远离说教,坚持地方戏曲本体,拒绝虚荣与浮华。在罗怀臻看来,“这是一种情感的回归,也是都市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对自我修行的回归。”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其在理论与创作之间切换得清晰而彻底,将深刻的理念深藏于鲜活的舞台形象之间。《武训先生》的语言通俗生动、淳朴畅快,但细品味却是格律严谨且和仄押韵,一呼一合皆在章法之间,一点一滴皆呈法度之妙。面对历史他充满敬畏,以历史的唯物主义视角审视人物的善恶及其无法超越的局限性,并不进行刻意的拔高与肆意的涂抹;面对艺术他又饱含激情,深度切入人物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浓墨重彩且富于创造性地自由挥洒。

淮剧发源于巫风极盛的盐淮地区,在其早期形成的过程中,深受击鼓串铃、载歌载舞、驱邪纳吉、酬神祭鬼的图腾仪式影响。其后,淮剧又依附于僮子做香火的巫觋活动,在酬神、祭祀、兴集、庙会等活动中演出香火戏。因此,阴阳两界、魑魅魍魉、牛鬼蛇神,淮剧具有异常丰富的表现手段。这在第三幕武七昏沉沉的噩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三天三夜的昏迷中,武七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梨花遮着白盖头被帮工化身的小鬼挟持着,张老辫化身为判官,卫驼子与管家化身为黑白无常,他们勾引武七在勾魂簿上按手印……武七大喊:“人的字我都不认得,鬼的字我更看不懂。”这三天三夜是武七人生信念的转折点,“我愿穷人能识字,不再受那富人欺”是其人生的目标,而“千辛万苦都愿意,乞讨终身志不移”则是其道路的选择。《武训先生》活泼热烈的第四幕则铺展于柳林闹市,形象化地展示了乞讨行为。这也是将该剧整体风格显示得最为鲜明的篇章,欢快与忧伤对比强烈,戏曲手段运用手法丰富。

《武训先生》的情境从始至终都未离开乡间的淳朴与趣味,舞台上变换着一幕幕古朴的民俗生活场景,唤醒人们对质朴乡间和农耕时代的记忆。梨树林、积善堂、破庙、柳林闹市……虚实相间、以实生虚,既有生活的质感又免于拥堵繁复,既不显空旷又满足了戏曲表演的需要。其中,积善堂与崇贤义学一蓝一红、一内一外,以相对的构成形成有对比的暗喻。武七栖息的破庙是反复出现的场景,在灯光配合下,视觉元素变换构成关系而形成多样的情境。田野上有植物生长,天空是空旷的,一块颇具残缺感的抽象符号置于天幕正中,像一朵漂浮的闲云,也象征着武七并不圆满的人生。植物、房屋、牌匾、家具及有形式感的屋顶变幻于舞台,蓝色、红色、土黄,色彩丰富而鲜艳,并无贯穿始终的色调与符号,因而没有形成整体的格调和鲜明的视觉印象。

回归艺术,畅快舒展的个性创造

十年,武七辛苦攒下了八百七十二吊零一十四块三十二文五分六厘钱。之所以如此精确,是需要表现武七一分分、一厘厘积累的认真与艰辛。那不仅仅是钱,那也是他的生命,他的人生理想,他的权力意志,更是他十年的热血青春。然而,为姨母祝寿,酒醉后说出藏金的巢穴,被姨父张老辫设计盗走……武七万念俱灰,陷入绝望。也正是此时,受其启发化缘建佛堂的了证和尚成为他精神的支撑,火中的涅槃生成了其超脱的佛性。由大哭一场,到放声大笑,从头再来,作者书写的虽然是武七的苦难,但风格明快而诙谐,不失悲悯与同情。

在作者浓墨重彩描绘的十年光阴中,武七尚未获得大名,虽然武七出场就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小名武七,大名武训。”但实际上,除了曾与其核对文书的管家,也正是到了此时了证才正式喊出了——武训先生。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整出戏是武七成长为武训先生的蜕变史,也是由国民性到佛性的升腾。而使其精神获得升华的正是这种对自身的超越,蕴含于执着之中的善良,和他在苦难中修炼出的悲天悯人的佛心。让无尽的苦难藏在曲乐里,将绝望与凄苦埋于大笑中。伴随作者对主题的进一步升华,平视武七的视角也得到了提升,善良——才是恒久而博大的力量。再回首,《武训先生》讲述的不是仇恨与复仇,更不是斗争与暴力,武七所面对的对手原来是自己。正是在对人类的悲悯视角下,武七面对苦难选择了从容,用尽心机的张老辫却沦为真正的乞丐,而夺走梨花的卫驼子扔过来的不是屠刀,是一块肉……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戏,你来演,天在看。正是这种至善至美的宗教情怀,使剧目于大俗之中蕴藏着大雅。至此,《武训先生》的精神内核得到了充分释放,戏剧也由此推到了高潮。

整体上,武七办义学堂的宏愿是置于抽象之中的,因此,在尾声中进行形象化的表现是有必要的。朗朗书声中,崇贤义塾巍然矗立……武训怕惊扰了学生,憋着一口痰却不咳出来,气绝而亡。也许是由于戏曲的容量,在审美的愉悦和快感中,结局显得有些另类而仓促,庄重的仪式感并未延续整体的古朴与自然。尤其是在十年艰辛付东流,舔血挥泪再出发的转折之后,如此紧促地转入大结局总有意犹未尽的跳跃之感。也许,一个舒缓而诗化的过渡或一个含蓄而悠远的结尾更适合戏剧的结构。

《武训先生》的回归质朴,是删繁就简的三秋树,也是领异标新的二月花,彰显了写意传神的东方美学。与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西方艺术不同,东方的艺术传统更多是主观意象的折射,其并不拘囿于严谨的情节逻辑,而是通过艺术家的夸张、变形、扭曲,彰显充满艺术趣味的精神世界。如果严格地按照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武训先生》某些节点的行为逻辑也许并未夯实。尤其是用姨母的善与姨夫的恶冲淡了阶层属性,转而聚焦于人性的善恶与佛心的超脱,但围绕武七的姨母却留下了颇多瑕疵。武七被姨夫欺诈时,不识字的姨母并未在家。明知张老辫盗走铜钱,武七却不找姨母也不报官。这些虽有交待和弥补却仍显牵强。此外,视铜钱如性命的武七在醉酒之后泄露天机这一情节设置略显简单。但另一方面,这些稍显随意的情节铺排却并未显得过于突兀,这主要得益于导演韩剑英在《武训先生》中采用的大胆表现的艺术手法,夸张、变形的民俗感使该剧的艺术性得到了整体的弥合,浓墨重彩与刻意留白的虚实对比增添了戏曲叙事结构朴拙的古典韵味。

《武训先生》是一部畅意挥洒且舒展爽快的神采飞扬之作,内涵隽永、意味深长。观演过程轻松畅快,然而,轻松之中蕴含着对戏曲本质的叩问,也凝聚着作者对艺术回归本源的祈盼。当下,作为群体艺术的戏剧与戏曲,太阳神的冷静与严谨覆盖了酒神的热烈与奔放,群体性的四平八稳遮住了个性勃发的神采飞扬,而对艺术人物概念化的阐释又极易产生同质化的倾向,《武训先生》在此时的登台出场意义深远。武训不仅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其艺术形象成为社会对艺术属性争论的标志,因此,将这一形象再度搬演于舞台,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事件。武七,不再是斗争的武器;武训,也不应成为艺术的教训。淮剧《武训先生》以回归质朴的艺术取向,鲜活的语言、舒展的性情,诠释创作者对戏曲当代化的洞见卓识,也凸显着其对乡野根脉的眷恋和民间立场的坚持,和对回归艺术本体属性的期盼。

作者 沈阳市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 卞文超、王会、陈春生:《武训:“千古奇丐”兴义学》,《大众日报》第11版,2012年2月7日。冯玉祥称赞他为“千古奇丐”。

2. 和璐璐:《淮剧<西楚霸王>创出新意》,《北京晨报》,1999年12月13日。

3. 朱渊:《信仰的力量支撑前行 淮剧<武训先生>首演》,《新民晚报》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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