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平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以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为例

张 平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多为“不切题”的“短文章”，从“风格”角度看，更趋于“冷”，淡化情感，生成一种特殊的“距离”，既近又远，既亲且疏，与“回想录”式散文相得益彰。此种“距离”在19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是非常独特的存在，本文尝试解析其背后隐藏的原因。周作人的努力或难说成功，但悲观、怀疑的心态，生死两难的“回想”，却让周氏的“另类”书写成为1950—70年代中国文学最好的文字之一。

周作人 散文 1949年后 “另类”书写

从1950—70年代中国文学环境看，1949年后周作人关于鲁迅的文章是那样的“边缘”，“回想录”又是那么格格不入。周氏散文在当时默默无闻，此后亦少有人关注。周最后阶段的写作，基本与“十七年文学”的时段重合，“风格”却迥异，甚至称得上“另类”。不过，所谓“另类”书写，也仅仅是相对意义上的，并没有绝然的分界线。本文无意将其限定在散文这一文类之内，也不想作简单的归纳或类比，而更愿意将周作人散文放在19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稍作考察，试就其“另类”略谈一二，姑妄言之。

一、“不切题”的“短文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氏兄弟的文字都堪称异数，周作人的“另类”书写也不独在1949年后才出现。1937年前，周作人已受到多方责难。从1920年代中后期始，左翼文学日渐兴起，至30年代蔚为大观。周作人早被视为“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周氏“小品”仅是一种“趣味文学”，体现了“个人主义的虚无思想”。许杰认定周是“一个中庸主义者”“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思想的出发点只是一些浅薄的人道主义”，意识“到处同封建思想结合着”，其文学生命已然“中途断送”。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经延安文艺的改造，成为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唯一合法的文学主体。第一次文代会既是新旧解放区、新旧文艺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文艺军队的会师”，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1950—70年代文学更趋激进，竭力追求“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纯粹”，甚至“政治”直接“美学化”。在这种格局中，周氏散文其实没什么位置。

倘稍加注意1949年后的大环境，周作人散文的“另类”便显得相当突兀。在众人眺望“新中国”美好未来，寄托“新生”理想之时，周作人这些回忆散文逆向而动，眼光不是向前，而是向后，没有革命英雄回首往昔的豪情，也缺乏“新人”的满腔热血，既无资格来谈笑风云，亦少条件指点江山。共和国的丰功伟绩自然需要各种“宏大叙事”，个人必须融入集体、与人民结合才具有价值和意义。追求“史诗”品格成就了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国族想象，形式、风格迥然不同的“红旗谱”“创业史”层出不穷。然而，周氏之作又恰巧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短文章”，破破碎碎的“驳杂”“随笔”，林林总总的“夜报小品”，断断续续的“回想录”，实在是一道或潜或显、韵味不绝的幽幽风景。

无论与时代、社会，或与“主流”文学，周氏其人其文，都显得“不合时宜”，或说“不切题”。然而，“不切题”却是周作人散文的宗旨。所谓“不切题”，内涵颇为宽泛多义，没有预设的主题，既不迎合时代，也不委屈从众，随意为之，率性而谈，颇有点“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1930年代初周作人说“文章切题为妙，而能不切题则更妙”，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除了“文词与思想”，还更欣赏“气味”，因而“友朋间气味相投的闲话，上自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不可谈，无不可听”。在《夜读抄·后记》里，周氏自认态度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差不多是一样”，重申“大抵鄙文以不切题为宗旨，意在借机会说点自己的闲话”，偶尔写写文章，“一不载道”“二不讲统”。“既然不能做切题的文章，则不切题亦复佳”，就连给别人写的序跋，周氏也声明“我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此种思想周氏贯彻始终。到了1960年代，周再提“我写文章，向来以不切题为宗旨”，“至于手法则是运用古今有名的赋得方法，找到一个着手点来敷陈开去，此乃是我的作文金针”。周的立场，或在于不愿让文章、思想定于一尊，更因对变来变去的虚伪道统的反感和厌恶。“遵命文学”，“命题作文”等“切题”文章无一例外遭到周作人的强力抵制。在周看来，这类“载道”“赋得”的大文章多半是“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实属无聊。

不过，此时周作人散文另有其较为复杂的地方。虽历来厌恶“赋得”之文，进入1950年代周又不得不写点应景文字，如一些有关鲁迅的散文，尤以1956年最为集中。纪念多有敷衍，与此前文章亦有不少重复之处，像《鲁迅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周氏旧作的剪辑联缀，殊乏新意。而《鲁迅与歌谣》《鲁迅的笑》等文章已显疲惫之相，题目“枯窘”，“根本缺少材料”，但周仍力图在“命题”范围内讲自己愿讲的话，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有一定的自主。周避开“民族魂”的鲁迅，选择家常、“凡人”的鲁迅来叙述，荡开一笔的手法运用得更为娴熟宏阔。而1949年后在新环境下略显得有点附会形势而带上“表态”性质的某些文章，周氏选取了另一种方式，即往往对“官样”说法给出自己的解释，“主流”观点很可能被“转换”成了周所念兹在兹的内容。比如《文人与吹鼓手》里，周说明“为人民服务，也即是为自己服务”，“从前的文人是专给人家服务的，好像是吹鼓手”，因而有“帮闲”之名，翻身后就回复了人民的地位，“为人民服务与尽自己的责任，便成为一元的了”。这固然与“主流”意见并不怎么相悖，也有契合的地方，但稍加分辨，此实在是周早年提倡“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为己和为人二元统一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之改头换面而已。

与“不切题”相关的另一方面，则是周氏对“短文章”的自觉和强调。《人民日报》提倡写短文章，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说因喜由衷之言最爱看读者来信，周认为两者“互相补足”，“或者也可以说由衷之言与短是相关的，话说得长了，有些免不了是陪衬”。周提到当年《新青年》上“长的可以有一二千字，短的几百到几十字”的“随感录”“比长篇大文更为得力”。“短文章”不仅是周努力实践的目标，也是其理想。周氏坦言——

我很想把文章写得短，写得简单明白，这个标准看来容容易易，做去却是烦烦难难，努力好久，才从六百缩到五百至四百五十字以内，这比较预定的三百字还差得远呢。至于短了而是否说的清爽，是否读了不沉闷，那是笔法与题材的关系，又是另一问题。随意抓住一个题目，开门见山的说出来，上下四旁有该说的说上几句，表明主意，随即收科，这是理想的写法，现在还只能当作理想。

在1949年前，周作人将自己的散文多称之为“小文章”或“小文”，以示有别于“遵命文学”“祭器文学”。若暂借用并非恰当的内容/形式两分的说法，周氏的“小”大概意味着内容琐屑而篇幅短小。周虽对自己文章有“正经”与“闲适”之判，却从未将其归之于“长篇大文”。周自称只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而已”。这种低调，这份自谦，底子里却全不把道统之文放在眼里。1949年后的处境和周氏本人的地位使其收敛不少，“短文章”却仍然可算是旧思路的延续。

自然，写短亦可能是其时报刊之文的要求。当初投稿上海小报，周或能想象到报纸所面对的市井细民，文字上转向通俗浅近大概也是一种不无针对性的考虑。或者，这种“要求”亦是时代使然。1960年代初曹聚仁约请周作人给香港《新晚报》写稿时，明确建议：“最好八九百字一篇。写得愈通俗越好……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一切只能迁就现实，每天写点短稿，总有办法可以送出去的；积少倒可以成多的。不要希望藏之名山，而且炒冷饭也不要紧，只要不太熟了。”虽周氏回应“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最所不能”，却也在“变”。

纵观周作人1949年后散文，以50年代初《亦报》时期最为短小，后来篇幅又略微拉长，但总体上似比1949年之前所作更短。这部分文字后人曾在1980年代末搜集编订成《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钟叔河在该书序里谈到周氏这类“零散文字”的两个特点，一是文章“非常短”，也就几百字，“既要言不烦，又疏密有致，给人留下思索和咏味的馀地”；二是“题目的范围却很宽”，“随手拈来都是题目，也都是文章”。另外，钟序也指出，“这类文字，不谈大道理，只是随手记下一点见识或者感受，娓娓道来，情理自见”，“继承了中国历代笔记文的传统，同时又吸取了欧洲十八世纪随笔文（essay）的特色，从中隐约可见《广阳杂记》《五杂组》和‘英国名士遂夫特’（用曾纪泽《使西日记》语）的痕迹，和启蒙时期报章杂说的某种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小文”单从目录上看，亦琳琅满目，天南地北。其时短文章之多，在周一生中少有，基本上五六百字一篇，有的甚至更为短小，随手拈来，涉笔成趣。从《博浪锥》到《白蛇与嫦娥》，从《臭豆腐》到《麻沸汤的成分》，从《梅兰竹菊》到《衰衣虫》，从《〈折狱龟鉴〉》到《〈艳史丛刊〉》，几乎无一不是片言只语皆成文章，其中不少既有趣味又具格调，纡徐宜人。

但1949年后周氏手里出来的众多有“乞食”“炒冷饭”之嫌的“夜报小品”“饭后随笔”等“短文章”一再为人所“诟病”，虽然偶尔也有肯定。有论者认为50年代初给《亦报》等报纸写稿时，周作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栏作家”，因稻粱谋受小报的通俗性质和“预定的三百字”牵制，周的写作“多多少少，都打了折扣”，乃是“周作人对周作人的一次偏离”。此说或不无道理，但也许忽略了某种可能。纵使《亦报》等报刊对文字字数有具体规定，周作人亦未必全然被动适应，或者说，这里是否亦有周本人的些微主动意愿？由于1949年后周氏散文大部分是与此略有类似的报刊文字，这个问题亦可扩而言之，周的最后绝响是否尽是“文思枯窘”的“应景”随笔，如人所说，“读来总觉得缺少一点内在的神采”？

二、“变”与“不变”

其实对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及“新变”，论者往往意见相左。周氏一些“短文章”，既可能被看作“颇有生气”，是周文学生涯中“最后一个高峰”，也可能让人觉得“缺少了一个散文大家最重要的东西——心灵的自由”，有的只是“一代散文大家的吉光片羽”，文体上已无创新。

在刘绪源看来，周作人这个“文体探险家”“有过多次比较自觉的重心的转移”，至少创立了“知堂杂著”“知堂小品”“知堂书话”三种基本的散文文体。然而，刘认为到1944年，周作人“所有的文体探险（除却后来的‘打油诗’）都已完成”。对周氏1949年后的散文，刘几乎只字未提，虽然在《知堂的回忆文》里指出周氏“粗看笔墨干涩，了无色彩情致”“简简单单介绍一番亲历的旧事”就“万事大吉”的文章实蕴含着“心境的变化”。止庵将1949年后周氏散文最集中的三段时间分为：1949年冬至1952年春，“多为笔记式短文”，“风格简洁明快”；1956年夏到1958年夏，文章篇幅稍长，“层次也较曲回”；1963年春至1964年秋，“渐有随笔的意味，即加入滑稽趣味”（周氏）。1949年后周氏散文“似以此时水准最高”，名物民俗这类散文已“写到纯净空灵地步”。周氏之文特点一是“篇幅不长”，二是放弃“文抄公”写法，“改直接抄引为间接引用”，三是“通体采用白话”，但这也未必真的是周“审美趣味上有什么变化”。不过此时“散文似乎更加朴实，平易，随意，更趋通俗化”，往往表现了一种“明朗宁静”的“老人心境”，较之以往大为不同，“几乎只写闲适文章了”，但周氏所有改变“与其说主动如此，不如说被动使然”。

耐人寻味的是，甚至同一个人的意见，面对周氏“短文章”的“新变”也会出现分歧。舒芜尽管对周氏评价甚高，但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大作家的周作人的历史，仍然只能算到他叛国附敌为止”。不过《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一文却引周作人观点加以发挥，不少例证取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和《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是周1949年后写的“五六百字的小文章”。此种或属偶然流露的无意识认同与舒芜于“文抄公”体的推崇及周文学生命终结的断定不无抵牾之处，似乎隐隐显示了周作人1949年后散文的尴尬地位。

然而不论看法如何，说周氏敏于文体意识或不为过。依周之见，其散文可分为“说道理”“讲趣味”“古怪题目”三类，而照时间先后看来，周由早年“浮躁凌厉”“满口柴胡”的杂文，“平和冲淡”的小品文，一变而为“文抄公”体，最后转向“回想录”，文章求变之意或亦未尝消歇。

1949年居停上海时，周作人曾给《自由论坛晚报》写稿，言及文章“写出来总是不如意”，因为“要写得长点的时候，结果还是拉不长，显得很局促，假如想写一篇小文，这又往往不知不觉的说的啰嗦了，比原定的标准超过了一倍”。周更进一步说，“要凑几百个字似乎还不难，难的是把握不住”，“一不小心便写到千字以上，说也奇怪，愈是字数多也愈是不得要领”。周氏表示，“我的理想是五六百字写一篇小文字，简单的一点意思简单地说出来，并不想这与世道人心有什么用处，只是有如同朋友谈话，能够表现出我的意见，叫他听了明白，不觉得烦琐讨厌，那就好了”。周自认“这个本领至今没有学好”，不过，“知道文章是简要的好，想写五六百字的文章，这意见总是对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周给《亦报》投稿之前，或有几分“自白”的味道，而从周氏文字生涯及其行文风格来看，“把文章写得短，写得简单明白”并非单纯对《亦报》“要求”的随声“附和”，也并不是为了“趋时”，内中实有周氏自己的观点，往短里写或正符合了周思变之念。1960年代，周抄引旧信拿“写小文章”来比“细工之秘诀”，两者正相同，“只是悭而已”，又解释“悭”不同于“俭”，这乃“本来富有，却是不肯多拿去”，想“弄得好看点，所以要减少装饰与累赘”。周还补充说“悭之外，或者还可以说有一字曰宽，即紧张之反对，又可云慢慢的”。这大约是1920年代周“总觉得艺术这样东西虽是一种奢侈品，但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至少也决不浪费”想法的继续。“悭”也差不多就是周一再提到的“简单”，“宽”则意味着“上下四旁”地说去，就是周氏“赋得”的方法，亦即“不切题”，虽然其说法或有不同，实质却都是一回事。30年代中期周即说过，“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讲求“本色”，而对文章“作态”“八股气”“新文艺腔”“作论之弊”“讲台气”等的批判无不与此息息相关。这亦是“疾虚妄”“求真实”之一种。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的“变化”或应时势和环境而起，但也许，周自身文章的求“变”和“简单”意识是其内在的驱动力。

或许可以说，这种“变象”在1940年代就已出现。写于40年代的《乙酉文编》后于60年代在香港分为《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两集出版，正反映出周氏“过渡”时期的文章“过渡”迹象。其中既有沿袭先前“文抄公”体的文字，如《谈胡俗》《关于红姑娘》《关于遗令》《读书疑》《孔融的故事》《无生老母的消息》等，风度俨然；也有在此基础上的扩展，《饼斋的尺牍》《实斋的尺牍》《曲斋的尺牍》分别叙及故友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将“文抄公”手法“移植于怀人之作”，借尺牍聊寄遥思；更可注意的是《东昌坊故事》《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小说的回忆》《报纸的盛衰》《关于近代散文》《遗失的原稿》《风的话》《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红楼内外》等文章，另开一路，“内容多涉回忆，文字亦较通俗浅近”，已略具周1949年后散文“气象”。而《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的“随笔”“读书录”，或称之周氏自己更喜好的“看书偶记”，“只是数百字的笔记小品，但供杂志补白之用耳”，形制上与1949年后的“短文章”有相似之处。周解释说这是近几年来“以旧书当纸烟消遣”随时写就的“小文”，比以前内容零碎的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尤其是《书房一角》，多“两三百字的短篇笔记”4，或为周氏生平篇什最短之作时期。集中“可视为一部别致的回忆录”的“桑下丛谈”系列，关乎越中“故乡人物”。此处“回想”与“故乡”两大元素，和1949年后周氏文章或亦有某些渊源，虽然一关乎旧书，一为“回想录”。止庵在谈到周作人的《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等笔记时就认为周“一九四九年后在《亦报》、《大报》发表的七百余篇短文，其实也近乎笔记之作”。

如此说周作人散文在1949年后的“变化”于40年代呈现的“前兆”，而非一味“就范”之举，并不想来突出其“变”的本质性，因为若是从另一方面看，周氏散文的“变化”只是表象，从篇章架构到作文方法，乃至思想见识，骨子里俱一仍如旧。周在散文表层的滑移、挪腾实则暗合着某种“深层”的“精髓”。如作为1949年后周氏散文代表的“回想录”，“大致仍旧遵循一己惯常路数，行文风格亦是典型的‘知堂体’，即系‘写话’而非‘作文’，平淡而亲切，态度始终相当克制从容”。在止庵眼里，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很少受时世影响，还是地道的‘周作人特色’”，不仅其思想与前“一脉相承”，仍以“常识”为核心，“多道及他人所不道者”，且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可谓臻于极境了”。黄裳同样发现解放后周作人的“小文章”“依旧保留着过去的作风与情调”，话题虽有重复，但“过去的许多偏激、‘别扭’的色彩洗掉了”，“依旧保持着杂文的锋芒”，而意见比以前“自然要明净得多”。金性尧在谈到周作人1949年后的“集外文”时，意见也相似，周氏文章短小，但“内容还是风土人情、草木虫鱼、童心女权、掌故佚闻、评诗论文”，让人流连的“一是见解，二是文风”。这一层文章“变”或“不变”的意思，类似地，早前周作人亦有所表示，在自己判断《药堂杂文》有无“新的倾向”时曾说明：“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文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来了。”1949年后周氏散文“古文”的成分好像又被“变”消失了，看上去更通俗易懂，这大概是周氏或主动或被动“求变”之所在，而“文章写法”未变，趣味照旧，思想倾向不改，与之前文章相较，实在也难说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异。

不过，反过来似也可说，周作人的“短文章”无论对于“宏大”的时代、社会，还是对于报刊，或者是对于读者，“变”抑或“不变”，某种程度都是“不切题”的，“事既无聊，人亦无聊，文章也就无聊了”。

三、“零度写作”？

周作人自己所看重的，多半在于其散文“不变”的部分。1940年代，周作人写《我的杂学》觉得“写不好”而“草率了事”时发现，“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虚的文字与词句，毫无价值了”。周氏重申，“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抗战胜利，周在“苦雨斋”“等待”中总结自己的《两个鬼的文章》提及，虽写过一些“闲适文章”，但那“只是为消遣或调剂之用，偶尔涉笔而已”，“主要的工作”在于“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两个鬼的文章”其实就是心中的“两个鬼”即所谓“叛徒”与“隐士”或“流氓”与“绅士”之间角力的产物。周否定了那些被视为从积极向消极的“转变”，自认“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而对于写作，“我自信这于中国不是没意义的事”。周又表示，“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于世落落难合之情隐约闪现。

1949年后，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为自己在沦陷区所为“辩解”时谈到之前写文章“实在是消极的一种消遣法罢了”，空谈“思想革命”至于“教训无用，文字无力，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因为不能忘情于人间，明知无益也仍由于惰性拖延下去了”；而沦陷后，周自感“文章仍旧是那么样”，但“态度至少要积极诚实一点”。到此，周氏再提两大主张：“伦理之自然化”与“道义之事功化”，并解释“第一点是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不合人情物理，甚至对于自然亦多所歪曲，非得纠正不可”，“第二点是反对一切的八股化”。而先前1940年代周作人在《我的杂学》说到“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时表述有所不同：“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两种说法互相参照。这几乎可看作周作人对“吾道一以贯之”的扼要说明，是周氏“长期而系统的文化批判”“一生的思考”的总括，亦是其念念不忘“疾虚妄”“爱真实”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所在。

明乎此，或能对周作人多次“不懂”“文学”，“不是”“文人”等等老调重弹更多一点了解。1949年后周氏散文保持对“长篇大文”的拒绝，继续“不切题”“跑野马”，追求“短文章”，与此也许多有联系。然而，周延续的琐屑题材此时有“扩张”之势，风格“蜕化”，文体上的“新变”亦较以往为甚。

以周作人写于1950年代的《祝福的仪式》为例，称其为1950—70年代文学中的“另类”当不为过，即使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来看，似也有点“不伦不类”。“祝福的仪式”并未着重于“仪式”的过程，而是详细地一项项解说“祀神”的“福礼”，外带介绍“祝福”前的打扫卫生，祭祀的“供具”，飨神的“茶酒”，乃至祭桌的排列次序，行礼的时间，烧纸元宝放爆仗等等，围绕的是“祝福的仪式”前后种种，对“仪式”本身反而没怎么交代，此或亦有“不切题”之嫌。《祝福的仪式》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字，即一种情感游离的文字。在周这里，情感的向度几近完全消失，淡笔漫叙，“干净空灵”。“以事实为主”，“不杂议论”，亦使得周氏散文差不多只见“风景”，不现情感。这既是某种“另类”，也是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的趋向或特征。

如果翻阅1950—70年代的文学文本，最主要的印象或是那扑面而来的浓重的时代色彩，高昂的阶级话语，充沛的热情，二元对立的派性划分在词汇用语上也多是色彩鲜明。在此不想突出文类之别，虽然有小说、诗歌、散文等不同，但作为文学呈现的文字样式，放在一起等量齐观或未为不可。如今回头略略审视已成历史陈迹的这些“古董”，颇能感受到当年作者情感的投入之多。倘将周氏散文与所谓“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50—70年代的典型文本相比，两者分别几判若云泥。就算在当年“主流”的“边缘”中，孙犁《铁木前传》这样的“个例”与周的文字相较，大概也是太富情感表现了。

概而言之，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比之以往整体风格上更趋于“冷”，消弭情感，淡化自我，用笔如舌。相对于19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热度”和“进展”，周氏文章被忽略不计是很正常的。激情燃烧的时代氛围不曾使周精神昂扬，情绪起伏。“毛话语”的大幅扩张或在某一层面上反而促使周尽可能剔除了早前的文言成分，俗白而空灵。一切在语言的表层移动，琐屑人世之回眸，超度情感，既不见扩散，也没有内敛，破却浮华，随任流转，自如而淡定，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零度”文字，一种“零度写作”，即“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一种新闻式写作”。在此，周氏的“直陈式”或“非语式”冷笔触最重要的是“距离感”，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拉大，作者的态度也就变得间离”。这种间离，仿佛其虽轻轻拂过世间的一切，细碎柔情，却绝不粘附、凝滞于任何“人物事地”，字里行间似有茫无涯际之感。不复再有从前的强抑与克制，亦无偶一流露的望穿苍穹的悲观和漠然，从容谈闲话，生死两随之。钱理群称周氏文章为“智者的散文”，其人知识的驳杂、胸襟的博大是“‘看彻’一切之后思想的宽容与理性的通达”。只是，1949年之前周氏不免“太积极”，按捺不住要写文章“出口闷气”，而历人生大变之后，文字脱炼出较前萧散淡远、亲疏有致的一种风格，出之以“距离”的生成。

从整个周氏散文来看，1949年前文章的这种“距离”已经存在，隐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然。不过，相对来说，彼时比此后更为“热心”，按周氏的话说是“儒家气”“难以湔除”，“写文章总是有所为”，故其文字的“距离”时或失之浮躁，亦有逸出调理之外，而1949年后，周氏对“距离”的把握似已“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但是，“距离”并不尽然是一种间隔，于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而言，文字无形中的“距离”颇有返璞归真的味道，仿佛从反向中“怪异”地消除了距离，泯合了原本理应由距离产生的分裂。“回想录”“最后一瞥”的回眸，既有看透之后的厌倦，纠缠的无谓，也有冷淡的留恋，亦似有暗含的无奈，更有“顽梗”的不屈。文字上的间离幻变出的迷障格挡开周氏与尘世风华，而冷眼看世界的眷恋般的注视重又将其拉回人生“永远的流转”，宛若天地一样遥远，又似水乳一样交融，“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这种“距离”，既近又远，既亲且疏，似无若有，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不啻于一种全然“诡异”的存在。周过去曾说“信仰与梦，恋爱与死，都是上好的麻醉”，“凡人之悲哀”在于“不能麻醉，还是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而周在很多场合表明自己的“无信”，虽然“单纯的信仰在个人或是幸福”，但周氏认为，自己对于“明净的观照”“更有兴趣”，“人生社会真是太复杂了，如实地观察过去，虽然是身入地府，毕业无有出期，也似乎比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更有一点意思”。1949年后，“明净的观照”加上更为寂寞的“无为”，周最大程度褪去了以往文字表层的“苦涩”味，散文境界似更为精进而返归平淡，对文字的把握变得更“游刃有余”。有我的叙述似无我的“风景”，无我的凄迷又像处处有我的投射，“道是无情却有情”。在“回想录”式文字中，周作人极少使用亲属血缘关系的称呼，似有意避免过于“亲密”，祖父、父亲在散文中分别是“介孚公”“伯宜公”，曾祖母、祖母为老太太、蒋老太太，母亲是鲁老太太。周更把“鲁老太太”冠之于“鲁迅的母亲”，仿佛这位女性仅仅是作为“鲁迅的”母亲而存在，并不是自己母亲一般。不仅于此，一些人事周亦愿意加上前缀“鲁迅的”。而在有“大哥”出现的散文中，周氏基本上都以“鲁迅”代之，几乎从无称其“兄长”之意。这种“刻意”的疏远和淡化让周即使同亲人也保持着一定距离。然而，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的文字仍微微荡漾着冷漠的温情，琐碎而绵长。比如，对于早殇的四弟椿寿，周在散文中多次提及，像《一幅画》（《鲁迅的故家》），《迁葬》《小兄弟》《小照》（《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知堂回想录》还有篇《四弟》，闲散的文字悲喜不动，平静缓和的娓娓叙述传递着人生的无常，多年收藏的小小画像不言中遍布丧弟之痛。还有被周感染而出天花夭折、似代周而亡的端姑，才1岁上下，周氏的庆幸不离人生之大痛，而反复说起的“寿者多辱”更是其背后的潜台词，幸与不幸又何妨，坦然的文字似亦蕴涵自我解嘲的“陶醉”。

倘若从文字这种“距离”的控制的角度来考察，1949年后周作人的散文似较前更为精纯娴熟，颇似笔随心转任意为之，在50—70年代大概也鲜有人对此有类似的自觉。丰子恺写于1970年代初的《缘缘堂续笔》已算超脱，比50—70年代文学的色调要淡泊得多，但时而一些带有较强情感力度的文字让其与文章的“距离”迅速缩短。丰氏满眼生之乐趣，怡然自得，贴近有余，远离不足，文中并无周氏散文若即若离融合异质的“距离感”。不仅丰氏缺乏此种功力，在1950—70年代，似也再无别人能达此境界。

四、“文章的包袱”

周作人文字相当独特，这也许与周氏常说自己“无信”“少信”有一定联系，散文的“距离”感就蕴含着周对文字根本上的不信任和怀疑。这里只稍稍说一点周作人对于古文和八股的批判。纵观周氏文字生涯，这始终不变。

常常自称不懂文学，文章写不好，“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自己所有的是“道地的杂学”，“不中的举业”，只愿做个“杂家”的周作人也常常自称对文章与思想的好坏懂得一点，“中学教国文的先生以及社会上提倡学古文的人，老实说不见得比我辈更能懂得古文的好坏与写文章的甘苦”。周作人揪住“古文”“八股文”不放有其独到的眼光，并非为了文章，或者说，主要还不是为文章考虑。在周这样把文学“当作文化的一种去研究”的人看来，“八股文”永远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结晶”。周把八股和中国的奴隶性捆绑在一起，因为“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的现象的代表就是“八股文”，历史上的八股虽然已经死去，但“土八股”“洋八股”“党八股”等等“八股”却变换着面目存在着，“八股精神”“故鬼重来”，“举世尽是八股的世界”。所以，当周作人表示“对于旧文学的古文却似乎颇有所知，也颇有点自信”时，进一步说明“我所说的古文”并不限于唐宋八大家，而“是指古今中外的人们所做的古文”，包括“现代活人在内”，“用古文之弊害不在此文体而在隶属于此文体的种种复古的空气，政治作用，道学主张，模仿写法等”，而“八大家的古文”“也是八股文的长亲”。周氏对古文和八股的“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画符念咒”等狠批不已，并说骂八股“还应该加上一种‘论’”，“因为八股教人油腔滑调地去说理，论则教人胡说霸道地去论事，八股使人愚，论则使人坏”。当然，在周眼里，策论和八股都有现代变种，因为“土八股”就是“经义”，“洋八股”则是“策论”，虽有“新旧之别”“土洋之异”，实是一丘之貉。然而，周又提醒“同是功令文”，“做八股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其一重在模拟服从，其一则重在胡说八道也”，更强调“洋八股的害处”“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进而形成“专制的狂信”。周对此深自痛恨，并把“洋八股”和文人的“判官气象”相连接，根“长在中国人的秀才气质上”，比八股更差，“势力却更大，生命也更强”，因其能够“到处生根”，没法祛除。虽然历史上的八股文已经死了，但“与八股文同出于经义的史论则尚活着”，这就是“清末的策论”“民国以来的各种文字”。周清醒而不无悲观地表示对于“策论”或“史论”“实在没有办法”，“土八股之后有洋八股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八股出来”，“一定都是这东西的变种，盖其本根深矣”。

周在寻根溯源中，更将“八股”的祖宗牢牢定在韩愈身上，厌恶之情表露无遗，韩愈“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作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又补充说，“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我常怀疑中国人相信文学有用而实在只能说滥调风凉话其源盖出于韩退之”，“害人心术”。以此眼光阅世，周氏往往“觉得现代新人物里不免有易卜生的‘群鬼’，而读经卫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韩文公的伙计也”。讲到“八股”的危害，文人的“全以章句误苍生”，周从来都是深恶痛绝，引前人话说“明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虚习”，清末民初以来，“西学新政”早成“道学时文”。周氏对颜习斋“拈出时文来包括宋儒——及以后的一切思想文章”相当欣赏，而“时文的特色则无定见，说体面话二语足以尽之矣，亦即青主所谓奴是也”，“作文的秘诀”“士大夫的真相”，实际说来和“时文”皆属同类。周氏更进而把范围扩大，“学理工的谈教育政治与哲学，学文哲的谈军事，军人讲道德宗教与哲学，皆时文也”，“此殆中国八股时文化之大成”，并把“八股”与“雅片缠足阉人”举为“中国四病”，断言“厥疾不瘳，国命将亡”。如周作人在提到自己“生性不喜八股与旧戏”时曾说的“所不喜者不但是其物而尤在其势力”，周的着眼点始终不离一个启蒙思想者的左右，国民性批判也好，反礼教也好，或者“载道”与“言志”、“赋得”和“偶成”的区分，等等，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时代主题、对左翼、对“鲁迅”的拒绝，恐怕与周氏警惕和排斥“八股化”多有牵连，“统一思想，定于一尊”的反对原是周历来高度注意的。思想的钳制与非圣无法，“作态”与“求真实”，不同层面上的对抗差不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按罗兰·巴尔特的看法，“语言是一种立法（legislation），语言结构则是一种法则（code）”，“在语言结构中奴役和权势必然混合在一起”。对周作人而言，“八股”的影响太过深远，几乎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存在。“八股”既是一种思想限制，也是一种思维定势，更近似于“语言结构”般无处不在。“八股”已经结构化、内化，成为文字强劲的役使力。于这几似与生俱来的束缚力，周不遗余力地予以批判，亦坦承自己浸淫古文已深而无以全然超越。早年说古文“重在模拟”是“文学的致命伤”来突出“白话文的生命是在独创”，并不仅限于文章的好坏，实是由于有很多“坏的传统思想”，“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周氏“统观中国文学的变迁，最大的毛病在于摹仿”的批判亦如此。而“道学家”和“古文家”希望和能够“造出一种普遍的思想与文章”，进行思想上或实际中的“控制”和“统治”，然而这种借重或借鉴“传统”的“奴役和权势”常不为人所发觉。文言的“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往往使得一个人的文章“暗中受他文言的支配”，思想上的牵制亦在所难免，而一旦形成“一种普遍的约束”，“一定的新的人生观与文体”，因袭遵循，不论怎么新，都将变成“新道学与新古文的流派”。思想的停滞，文学的倒退，乃至生活的单调无聊，生命的行尸走肉，在周作人这里，大约关联甚密。为了尽量去除新旧“道学”影响，周氏尤其擅长的“非正宗的别择法”，以“疾虚妄”“爱真实”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训，找到汉之王充，明之李贽，清之俞正燮，“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构建起别样的思想精神谱系；针对韩愈一路古文，周亦另开一面，从“左国庄韩司马”到六朝散文，再到明末小品，清儒笔记，寻找到没有“奔竞躁进”的“道学家气”“八大家气”，却“华实兼具”“安详沉着”的非正统文章一脉，以图对抗、减少乃至抹消“八股”的毒害。

不过，周作人对此并未抱多少希望，他自称“很旧的人”，“过渡时代”的人，并觉得自己的心受着“中国艺术及思想传统”占据，这种感觉已成为负担，总也挥之不去。1949年后周作人仍然说思想感情和写法上“有一种习惯”，“很坚牢的生着根，一时很不容易改变”，这是因为读过古文，“虽然不曾意识到讲什么起承转合，拿起笔来总要有一番布置，题材如何分配，主意如何表现”，“写的是语体文，用的是古文法”。虽然由于环境的转变批判的范围和锋芒较前都已缩减不少，但周意思不变，“这包袱顶难得完全扔掉”。这种古文遗留下来的“八股气”现在“很细微”，“表面上几乎不可见”，但写时即能“自觉着”，“这味道总觉得有点不好”，却难“彻底除去”。周曾说过，“无论现在文学新到那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在其一生中，周作人散文表面上多有变化，但周氏的书写始终对文字抱有一种深深的怀疑，对时代、社会、历史、人生也是如此，对整个世界亦无不同。

偶尔，周作人也会流露一二，只是因“平常写文章喜简略或隐约其词”，直白的时候不多。然而，周氏早就说明，“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而所谓“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转变方向”云云，实在是周的半遮半掩，最多也就一点外在的“变化”而已。周作人思想上的确定与不确定似乎从来都纠结在一块，怀疑、犹豫的姿态亦或暗示着其两难的处境。入世与厌世，人情和理智，言与不言，对世界的眷恋和否定，历史的无望与虚空的追迹，冷漠的深情和悼亡的回想，生死之间，却是前此未有的淡然与闲适，“忘却斜阳照土堆”。

无论如何，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也是“周作人散文研究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此一时期“太被冷落”，此后亦不乏遭人轻视，但“若是放到当时的中国散文史上看”，周氏文章“又恰是那一期里最好的散文作品”。其实，这个评价还可扩大些，称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为19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好的文字之一或大体不差。

按周作人意见，好的文字大约“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如是观之，1949年后周氏散文亦“庶乎其可矣”。

责任编辑：陈建军

The“Different”Writ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1950s-1970s:Case Study of Zhou Zuoren’s Prose after 1949

Zhang 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Many of Zhou Zuoren’s prose after 1949 are“short”essays that are“irrelevant to the subjects”,and tend to be more“tranquillity of mind”in terms of style,which dilutes emotions and generates a special kind of“distance”that is so far and so near,and so intimating and alienating.It suits the prose of“reminiscences”.This“distance”is a very unique featur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in 1950s-1970s.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eason behind it.Zhou Zuoren’s efforts are probably hard to say successful,but the pessimistic and doubtful mentalities and“reminiscences”of the life and death dilemma,make Zhou’s writing unique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1950s-1970s.

Zhou Zuoren;Prose;after 1949;the“Different Writing”

张平（1978—），男，浙江新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