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立鹏

我、我们和他们的三重奏
——“我的诗篇”的多重书写

景立鹏

导论

近年来，“我的诗篇”几乎成为诗歌界、文化界、乃至媒体界的一个“现象级”事件。之所以称之为一个事件，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包括文本、影音、朗诵会、研讨会等诸多内容形式在内的综合文化实践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无疑又构成一个更大的“文本”。想要有效介入这一现象，恐怕必须要从文字文本与文化文本这两个层面来进行考察。而对文本的解读，颇为便宜的一个方式就是从人称代词入手。因为人称的使用与变换暗示了基本的观照与思考角度，提供了进入经验世界的角度和言说的立场。尤其是对于现代诗歌而言，人称的切换和转换就显得更加灵活、丰富而意味深长。也许正如敬文东先生所言，“交叉换位或人称转渡不仅意味着观察角度的变更，还涉及语调、呼吸、诗意的走向与步伐的轻重缓急，尤其是涉及诗歌给予的‘结论’（假如诗歌会提供‘结论’）等一揽子事宜。”就“我的诗篇”而言，这种人称的切换与转渡同样暗含着精神姿态、价值立场、对话关系、话语权力的争夺等诸多问题。以此为切口，也许能够抓住这一繁杂的现象的要害和关节。

一、我：精神主体的建构

“我的诗篇”最为核心和基础的内容自然当属诗人、诗评家秦晓宇选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该诗选集中展示了“文革”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工人诗歌的创作情况。这些诗歌创作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打工潮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