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匿到升起
----论宗教质素在西部诗歌当代重构中的呈现
2017-11-13沈秀英
当代作家评论 2017年5期
沈秀英

从隐匿到升起
----论宗教质素在西部诗歌当代重构中的呈现
沈秀英
1949年随着全新的民族国家的确立,西部诗歌重新领有了自己的运命。中国西部诗歌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当代性”,具体体现为社会主义文化在西部的全面重置。与此相适应,中国西部诗歌发生了当代重构,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在西部诗歌的当代重构所涉及的外部和内部因素中,宗教质素是西部诗歌发生当代重构的要素之一。宗教和宗教生活在“文革”前是西部诗歌表现的禁区,作为被有意压制的隐藏性力量在新时期慢慢升起,并以“神性”的力量成为诗歌的终极性追求。
一、建国30年“神”的沉沦
我国的宗教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笔者论述的西部五省区有众多的教派和教民,民众主要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因为我们整体的思想基础是唯物论,所以宗教进入书面文学的具体操作是受到严格约束的。建国后近30年间,宗教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当代诗歌的重构中是被绝对排斥的因素。在此,笔者只举一个简单例子加以说明。1951年7月西北文联举办了一次文艺月会座谈会,有针对性地讨论了六首歌颂毛泽东的诗歌,目的是提高诗歌写作水平。其中有一首是戈壁舟的《咱们毛主席伟大无比》,其中有这么一段:
毛主席不能比作救命菩萨,
有什么菩萨能救人的命;
毛主席不能比作英雄豪杰,
毛主席手下的人民英雄千万群;
座谈会上,论者谭吐对此提出的一个批评意见就是:“人民在过去反动派统治年代的苦难中,只有信赖神、菩萨,而解放后,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菩萨、神已不是他们所信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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