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河》：关于土地的文学书写与现代性思考

2017-11-13宋学清张丽军

小说评论 2017年3期

宋学清张丽军

宋学清张丽军

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坚持以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反映中国问题的文学立场，有效追踪了百年乡村的变化。诚如孟繁华先生所言：“在现代中国，对乡村的叙事几乎是‘追踪式’的，农村生活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引起作家强烈的兴趣和表达的热情。”对乡土中国采取的“追踪式”文学跟进，能够保证我们对乡村问题的及时把握与艺术的即时表现。如果说“农村生活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文学敏锐地捕捉到，那么在乡村“千年未有之大变”面前文学应该表现得更为活跃。从以往的文学事实来看，在农村土地制度先后经历土地改革、合作化、大包干时，文学都能以现实主义的叙事原则及时追踪乡村变化，迅速捕捉国家土地制度的变革之于土地、乡村、农民的深刻影响。但是在第四次土地大变革——土地流转——面前，本应“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中国作家，却表现出少有的沉默，迄今为止涉猎土地流转的作品主要有杨廷玉的《花堡》、孙慧芬的《后上塘书》、千夫长的《白马路线》、赵德发《缱绻与决绝》、谷凯编剧的《马向阳下乡记》等为数不多的几部。乡土文学没能及时追踪农村生活的大变化，更没能及时反映土地制度变化背后农民命运的变迁。

早在2002年国家颁发的《土地承包法》便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转包、出租、互换和转让）做出明确规定，它被称为我国第三次地权改革，土地流转也被认为是新世纪中国乡村最为重要的土地制度。其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等等政策法规相继颁布，多地试点个案相继推出。这是中国又一次关于土地制度的理性探索，它必将导致新形态人地关系的产生，但是它的未来尚未明晰，短期效益与长期目标尚未统一，在历史中的定位尚难预见，这种未完成状态恰恰需要多领域的参与性谈论。文学不应该脱离现实、回避责任。关仁山的《麦河》正是一部真正追踪乡村生活的小说，它聚焦于土地流转制度，关注农民命运，深入探讨了乡村现代化的可能性，以及实现乡村现代性的合理合法性途径。

一、基于日常经验的土地书写

关仁山的“农村三部曲”回归了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坚持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乡村叙事句法，“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坚决规避书斋式远离土地的乡村书写。这里“所谓‘重建文学和乡土的血肉联系’，本质上是重建我们自己的个体生命和脚下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和父老乡亲的精神联系，是我们自己——作者和读者的‘寻根’。”这是钱理群先生于2009年发出的文学召唤，要求我们真正关注土地，关注文化，关注农民，将情感真切地融入土地。

关仁山基于日常经验的土地书写，正是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真切地置于土地之上，深入乡村，了解土地，理解农民，从而使文学作品充满浓郁的“土性”。同时文学对与土地有关的日常生活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令乡村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展示出自己强大的文化力量。因为日常生活已经“以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及文化诉求，深刻影响了文化表层的思想观念，并大规模参与到文化格局的重构当中”，且已多角度、全方位地进入文化的整体流通领域，影响人们的语言方式、价值观念甚至思维模式，进而改变此前由文化精英或政治精英主导甚至辖制整个文化格局的结构模式。正是这种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文化力量，进一步要求乡土文学真正进入乡村日常生活。

基于土地的日常经验是对当下乡土作家的一个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契合了习近平主席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扎根生活”，这种“扎根精神”应该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核心力量。作家只有具备扎根乡村的精神，才能重拾乡村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重建作家与土地间的血肉联系，才会使文学拥有“建构一种基于中国农民本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基础上的中国农民话语体系和中国农民价值判断体系”的可能性，避免知识分子式的过度理性干预与乡村想象，更能避免使乡村与农民成为被任意形塑的他者，甚至被简化成一种隐喻性符号。进而在知识权力场里，从知识生产的源头重建农民被剥夺的话语权。

关仁山继承了柳青扎根乡村的文学传统，坚持扎根精神。在《创作要仰仗灵动的生活洪流》《在生活中创新》《春天来了,我们在土地上播种》等创作谈中关仁山多次提及柳青对自己的影响，认为柳青不仅“对陕西作家影响很深，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并将这种深入乡村表现新农村新现象新农民，将乡村生活经验上升到生命体验的真诚写作定义为“柳青精神”，且认为“这种精神在今天同样应该激励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向柳青学习首先要学习他的“扎根精神”，能够在农村蹲得住，在精神上融入乡村，而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空发一番知识分子的人文感慨，这是治疗当下文学远离乡村、落后生活“贫血症”的一剂良药。

由于中国的乡村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原有的乡村认知与情感界定已然失效，重新认识乡村，重组乡村话语方式成为新世纪文学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当下乡土作家与土地重新建立契约，真正扎根乡土，发现乡村生活的新景观。在这一点上关仁山有一定的优势，首先他与乡村血肉相连。关仁山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东田庄乡谷庄子村，那是他埋葬着祖先尸骨的“血地”，在那里他度过了与土地有关的童年生活。成名后关仁山曾到唐山市唐海县挂职，协助抓农业的副县长工作，在深入乡村的过程中“对农民和土地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体验，特别是民间的真情实感。”尽管关仁山自己认为这种挂职体验生活已经很难像柳青、赵树理等人那样扎实了，但先天的乡土情感与后天的深入生活，已经使他重新进入了当下乡村。这期间一位省农校毕业的女大学生——新一代农场主——令他发现了新农村的新农民，由此有了《红月亮照常升起》，也有了《天高地厚》与鲍真。

为了创作“新乡土史诗”关仁山重返故乡体验生活，并到还乡河女过庄见证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态势。这部小说从1997年开始准备工作，直到2009年才完成第一稿，十二年间作者采取了“一边写作一边到农村里去”的新写作方式，不断发现新乡村新农民新事物，在发现中不断修正写作。这种扎根乡村生活、追踪乡村变化的写作姿态，秉承了百年乡村叙事的文学传统。但是在扎根乡村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审美距离问题，过度融入乡村往往会令部分作家以情感代替理智去观察乡村，失去认识的高度与理解的深度，使乡村变成情感的符号抑或土地政策的图解。这都不利于乡村问题的解决与乡村叙事的良性发展。

同时扎根乡村虽然能够令作家拥有与土地有关的日常经验，但是作家还要面临直面现实、认识现实、表现现实的难题。诚如大江健三郎强调的那样：“我更关心的是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时代在急速地变化，一个作家不应该回避他每天生存的这个变化的空间。”无论现实如何变动不居、复杂难辨，作家都要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因为“对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我们首先要有面对现实写作的勇气。”关仁山敢于直面新世纪中国乡村现实，探索新的文学书写方式，无论土地流转最终走向何方，《麦河》都可以说是一部勇敢的、成功的作品，恰如李敬泽先生指出的那样，“《麦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它是直面现实的。在中国作家中，就对现实的而不是记忆中的农村问题、包括土地问题的认识水准而言，关仁山是首屈一指的。”这一高度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关仁山的《麦河》对当下乡村关注的诚意、高度与深度，高扬了作家直面当下现实的勇气。虽然“现实生活不好表现，作家在当下生活面前碰到了认知和表现形式的困难”，但是只有基于乡村现实日常经验的文学观照，才能“引发人们对中国当代农民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二、土地情怀、土地崇拜与土地伦理的现代性困境

土地是乡村生活与乡村问题的核心。如果说“不了解乡村，就很难了解中国”，那么不了解土地也很难了解乡村，“土地”是了解中国乡村与中国农民基本情感与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是乡土文学试图进入“乡村本体”书写的根本性问题。那些远离土地的乡村叙事无论从叙事句法、叙事情感还是现实指向等方面都很难真正进入乡村的肌理。但是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真正描写土地的很少，尤其是新世纪之后乡土小说越来越远离土地，乡村叙事越来越缺乏“土性”，曾经作为乡村问题核心的土地问题被日渐边缘化。在这种背景下，《麦河》这部“写土地”的小说的出现具有了重要意义。

雷达先生认为：“《麦河》有一个真正的主人公，那就是土地。”充分肯定了《麦河》的“土性”，认识到土地之于《麦河》的重要意义。土地个体化的分散经营早已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荒芜的土地与空巢的乡村都在宣告土地不再是维系农民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因此农业的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已然成为现代农业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土地流转与土地集中成为中国乡村新景观。但是在土地大势面前部分农民仍然固守土地，这些“旧式农民”依恋土地心怀田园牧歌式土地情怀，比如《麦河》中的曹玉堂、郭富九、刘凤桐、韩腰子等人。曹玉堂在土地流转前夕整夜整夜地陪着自己的责任田，与土地说话，土地流转后的曹玉堂虽然衣食无忧，但是离开土地的他却丢了魂。郭富九抵制土地流转，坚持在麦河集团土地的包围下经营自己的土地。刘凤桐被抢占土地，告状五门又惨遭毒打，妻子转香被逼疯，绝望中的夫妻甚至准备吃河豚自杀。身患癌症的韩腰子因为土地被流转失魂落魄，为了亲近土地宁愿给郭富九看麦场，夜里还要在路边看麦子，为了闻到“地里的香味儿”，结果遭遇车祸身亡，“尸体被轧扁了，跟麦秸子融为了一体，成为一堆血肉模糊的片片儿。”在他们心中土地早已不是生产资料更不是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依靠，是农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他们的土地情怀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同样乡村的现代化也忽略了农民的乡土情怀，无处安放的情感最终使农民失去了精神的家园。

在《麦河》中关仁山将农民的土地情怀融于土地文化与小麦文化之中，进而上升为一种“土地崇拜”情结，“连安地神”的物化形象成为了小麦与土地神奇力量的重要表征。“连安地神”是土地的保护者与拯救者，在《麦河》中他不仅仅以神话传说的方式存在，还是一位当下现实的干预者。白立国作为土地文化坚定的追随者与执行人，多次利用“连安地神”化解与纠偏曹双羊的精神危机，使他能够一次次重新匍匐在土地上，回归对土地的虔诚与敬畏。土地在文本中不断战胜与超越了资本的力量，土地成为治愈现代病的一剂良药。身居城市别墅里的曹双羊在枕芯里放着鹦鹉村的黑土，否则睡不着觉，长时间不回到故乡的土地就浑身不自在，即使成为富翁也难脱农民底色。尤其是曹双羊的现代都市病与精神危机只有回归土地与小麦方能得以抚慰治愈。美丽健康灵动的桃儿在城市堕落，浑身就充斥着一股令人反胃的螃蟹味，只有在土地中才能沉静散发出迷人的麦香。这一带有明显反现代性的情节极具反思意味，学者秦晖曾说过：“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今天在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历程中，工业思维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已初见成效，新农民正在成为中国乡村新势力，现代性在导致乡村文明溃败的同时也在孕育着新文明的迅速崛起。这也许是历史进化论的一个必然阶段，站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呼唤“土地精神”倡导“土地崇拜”颂扬土地的疗救功能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合法性？这是知识分子单纯的怀旧式抒情还是传统土地文化的局囿？土地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中国当下的现代病问题？可以说关仁山的土地情结与《麦河》的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共同构成了深沉的文本张力。

农民的土地情怀与土地崇拜加深了他们与土地间的血肉联系，但是现代乡村土地不再是农民的情感归宿、精神寄托与生存信仰，土地沦落为一种赤裸裸的商品，他们被随意买卖占有，甚至远离种植挪为他用。一种新话语语境下的新型人地关系正在形成，农民不再是人地关系的核心，资本与权力成为重要的支配力量。这是中国土地史上的一次巨变，以往土地制度的变化影响到人地关系的基本形态，但是从未动摇农民与土地间的对应关系，土地始终是乡村生产与经济的核心。然而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民失去了农民身份，使部分土地失去了生产功能，从而导致中国乡村千年来形成的土地伦理的最后崩败。这里所谓的“土地伦理”不同于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的土地伦理概念，它是在长期的人地关系中，农民通过对土地的深刻认知逐渐形成的一种深沉的人地情感关系，且随着情感的不断累积、发酵最终升华为一种与土地间的伦理关系，土地不再是单一的生产资料，她成为了人类的母亲、信仰、图腾与神祗，维系着农民精神世界的平衡。这种土地伦理在一定程度上也维系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秩序，直到新世纪以来城镇化的扩张、现代性的侵入，土地开始被作为商品贩卖抑或作为被遗弃的对象，人地情感被稀释淡化。中国农民创家立业的梦想不再被建立在土地上，“人的精神与衰败的土地一样渐渐迷失”。

以曹双羊代表的资本的力量开始接手乡村，在县长陈元庆的支持下，村支书陈锁柱的配合下，乡村话事人白立国的推动下，最终将鹦鹉村土地流转到麦河集团，实现了土地的集约化生产，改变了分散经营的弊端。但是资本与权利的合谋注定会伤害到土地，曹双羊妻弟张良背地里纠集村阀陈锁柱、村霸陈玉文强占农民土地建跑马场。《天高地厚》中的韩国金老板以建厂为名圈地，铲掉了梁双牙即将收割的庄稼。《日头》中的权国金联合地产商以城镇化为名强占农民土地，私吞农民土地款。如果说失去生产功能的土地与失去农民身份的农民是乡村现代化的一种必然选择，那么完全背剥夺了选择权利的沉默的土地与沉默的农民，他们“落后守旧”的情感何处安放？如果我们无法安置这些失根的灵魂，那么乡村的现代化必将远离乡村、远离农民，成为一次资本的狂欢。

三、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农村新人的召唤

《麦河》采用了相对复杂的多视角双线叙事方式：瞎子白立国、苍鹰虎子、亡灵狗儿爷共同构成了文本的听觉叙事、动物叙事与亡灵叙事；同时它沿着历史与现实的双向维度将鹦鹉村的百年土地史与当下土地流转事件有效结合。瞎子白立国作为小说叙事者，因为视觉受阻无法“观察”世界，只能运用听觉去“聆察”世界，在小说中白立国既是叙事者也是“聆察者”，他以“智性的聆听”建构起一个全新的“声音的景象”，即“音景”。因此我们可以说《麦河》是一部用耳朵讲述的故事。白立国是乡村奇人，他能够与苍鹰虎子对话，利用虎子的预见能力看到未来；同时他又能脚踩阴阳与鬼魂对话，经常到坟地与狗儿爷聊天，听狗儿爷讲述土地过去的故事。从而使《麦河》呈现出一部相对完整的乡村土地史，全景式记录了百年乡土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这种变化的根本推动力量便是背后的新土地制度。在狗儿爷口中当年土地改革、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壮丽诗篇缓缓展开，曹家三代人曹老大、狗儿爷与曹玉堂先后在新土地制度下实现了自己的土地梦与创家立业的农民梦想，成为新制度下的农村“新人”。在白立国的讲述中曹家第四代子孙曹双羊再次迎来土地的大时代，被称为第三次“土地改革”的土地流转开始在乡村试点，新土地制度再次为曹家雕刻出一位农村“新人”形象。

关仁山在《天高地厚》中曾说过：“农民可以不理会文学，但文学不能不关注农民。”“文学可以沉迷传统，但不能忽略新的农民。”关注农民，关注新土地制度下的新农民，成为关仁山“农村三部曲”的一条主线。《麦河》中的农村新人曹双羊不同于曹家先人，他对土地的情感相对复杂。当他发现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再次拥有了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却仍然无法改变“贫、病、愚”的乡村症候时，毅然决然地离开土地，开启了追逐资本的血腥之路。为与同学赵蒙合伙开矿，他宁愿充当矿上打手，利用黑锁一枪打掉黑石沟地痞丁汉的耳朵，摆平了抢煤矿的风波；井下瓦斯爆炸险些丧命，最后牺牲姐夫吴三拐摆平矿难；为抱住陈元庆县长这棵大树，他剁掉右手中指献媚曾经的仇人；为了钱他强忍赵蒙霸占情人桃儿；为了独吞煤矿他铤而走险，借刀杀人除掉仇人赵蒙。曹双羊的第一桶金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与暴力令人怵目惊心。再后来曹双羊开始投资方便面厂，历经艰辛终于成为著名企业家。曹双羊终于完成了身份的华丽转身，不再是一无所有、任人践踏的农民。

成功后的曹双羊被白立国说服回到鹦鹉村开展土地流转组建麦河集团，采用工业思维管理农业生产，最终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与产业化。但是曹双羊在鹦鹉村的土地流转并非一番风顺的，他先是遭遇父亲曹玉堂以及村民郭富九、刘凤桐、韩腰子等为代表的“旧式农民”的阻力，土地集中步步受挫。其后他对土地采取工业化管理与工业化思维，试图以西方的团体格局取代中国乡村传统的差序格局，年轻的农民成为了“蓝领”土地工人，而年老的农民则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新的秩序在土地上建立。但是却导致了乡村现代性与农民土地情怀的激烈冲突，韩腰子的惨死敲响了乡村变革的警钟。在曹双羊与乡村的矛盾尚未解决之际，又遭遇到妻子张晋芳、妻弟张良的内部干扰。同时由于利益冲突，曹双羊同县长陈元庆、陈锁柱、陈玉文兄弟最终闹翻。在土地流转的道路上，曹双羊时常陷入四面楚歌。压力、欲望与资本的操控使曹双羊先后三次陷入精神危机，在大时代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渺小与脆弱，在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迷失的过程中，白立国利用苍鹰虎子的蜕变与连安地神的故事帮助曹双羊艰难地完成了精神的蜕变，拯救了曹双羊，也拯救了鹦鹉村的土地。曹双羊开始回归乡村，重新爱上了这片土地，由一个被目的理性驱使的利己主义者，变成一个想着农民的发展与利益诉求的农民企业家。曹双羊终于在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有效调和了资本与土地间的紧张关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的社会行为受两种不同的理性决定和支配，即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目的理性行为指的是，行为者以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为指向，并同时在手段与目的、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在各种可能的目的之间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然后据此而采取的行动。”而“纯粹的价值理性行为，指的是行为者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而仅仅为了实现自己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崇敬或者任何其他一种‘事物’重要性的信念而采取的行动。……价值理性行为总是行为者按照他认为是向自己提出的‘信条’或‘要求’而采取的行为。”两种理性支配下的社会行为，由于决定因素的不同导致行为目的的差异，韦伯始终坚持目的理性决定论的立场。在冰冷的现实面前高扬的价值理性是一面崇高的旗帜，而实用主义的目的理性往往是问题的解决之道。但是在坚持目的理性的同时需要价值理性的规约，二者需要通过互补以寻找平衡。

曹双羊对资本的追逐，对资本的利用充分印证了目的理性的功用论，他的成功证明了目的理性的合理性。但是成功后的曹双羊失去了人生方向，挥霍无度，醉生梦死，单纯目的理性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在白立国的帮助下，重建曹双羊对于土地的情感与信仰，从根本上解决了曹双羊的精神危机，使他能够正视资本与土地的关系，实现了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的互补。可以说曹双羊的成长和精神蜕变的过程，不仅展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变化的轨迹，也体现着作家对新农民形象精神内涵丰富性的开掘，及其对未来农村发展前景的审美想象。《麦河》成功塑造了一位适应土地流转制度的农民新人曹双羊，他来自于乡村，拥有一定的资本，热爱土地愿意投资乡村发展家乡，即努力令资本与情感保持一致。只有这种新人才有能力开发乡村而不是单纯掠夺乡村。

马克思曾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曹双羊无疑是新世纪土地流转制度下的新英雄，是应时代要求而生产出来的英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农村新人形象的转型，看到了现代乡村农民命运的变迁。

结语

关仁山多次引用台湾作家陈映真的话：“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因此关仁山坚持：“文艺工作者要尊重农民，尊重他们的尊严。除了尊重他们生活的场景，还要尊重他们生活的逻辑。”尊重农民、尊重土地，给予农民对于土地的希望，这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担当与品质。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呼唤“救救孩子！”《麦河》则假借转香之口发出“救救土地”的呐喊，同样的忧患意识同样的振聋发聩，如何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认识土地，培养人们的土地意识、土地情怀乃至土地崇拜，还土地以尊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命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的历史意识研究”，项目号“14AZW015”。

宋学清东北师范大学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

注释：

①孟繁华：《“茅盾文学奖”与乡土中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两部乡土小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②钱理群：《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李伯勇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序》，《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③乔焕江：《日常的力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11日。

④张丽军：《“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

⑤关仁山：《春天来了,我们在土地上播种》，《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

⑥关仁山：《在生活中创新》，《文艺报》2015年5月27日。

⑦关仁山：《创作要仰仗灵动的生活洪流——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2012年5月8日。

⑧关仁山：《拓展新的文学空间》，《中国文化报》，2001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