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的海外传播之路<br/>——以贾平凹为例

陕西文学的海外传播之路
——以贾平凹为例

2017-11-13臧小艳

小说评论 2017年3期

臧小艳

陕西文学的海外传播之路

——以贾平凹为例

臧小艳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中，以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文学创作，被公认为是最具实力和成就卓著的地域性创作群体，评论界常肯定地称为“当代文学的重镇”。陕西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陕西有一群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优秀群体，陕西文坛有着雄厚的文学基础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相继三届现身茅盾文学奖，被形象地称为新时期陕西文坛的“三驾马车”。以红柯为代表的陕西文坛新生代，为陕西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试图突破传统文化乡土情绪与宏大叙事的限制，努力寻找着陕西文学新的发展道路。随着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陕西文学在对外传播的道路上一马当先，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是荆棘丛生，障碍重重。莫言诺贝文学奖的获得，让中国文学看到了走向世界的希望，也带给各地文坛深深的启示。陕西作家的作品外译起步较早，但却发展缓慢，译本整体数量较少，在国外的影响力也相对有限。如何使陕西文学冲破重围，在国际化突围中获得骄人业绩，是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关注的焦点。

一、陕西文学海外传播现状——以贾平凹为例

陕西文学能否在借鉴莫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挖掘一条海外传播之路，是值得陕西文学界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贾平凹、陈忠实、路遥这几位当代陕西地域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陕西文学以乡土叙事为主流的鲜明地域文化色彩，他们大多选择从乡土题材和地域文化的角度进入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陕西文学的总体文化审美取向。路遥在世时间相对较短，创作数量较少，外译本更少。但其作品却激励着几代青年积极进取，奋发图强，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也进入了日本朋友的阅读研究视野，日本学者安本实先生是国外研究路遥的第一人，发表了多篇路遥研究论文，有一定影响。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年出版至今，在国内已推出40多个版本、发行170余万册，还出有日文、韩文、越南和法文4种外文版，却一直没有英文版。

贾平凹先生被称为当代文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作家”，是陕西文学的一面旗帜，善于守着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地，执著地开辟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用自己的实践为陕西文学的前进发展指明方向。他的作品面向现实，具有民族性又超越民族的界限。目前，在陕西文学的外文译介上，贾平凹走在前列。早在上世纪80年代，贾平凹的作品就被不断的翻译成各国文字，进入世界范围，引起了较大的国际影响。贾平凹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陕西文坛的重要代表，其作品的海外传播现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陕西文学的国际境遇。

贾平凹的作品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传播海外：一是中国政府组织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主要由中国的专业外语人士从事翻译，更多关注作品的原始蕴味和地域特色，形式上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语言上主要是法语和英语，且常用作礼品赠阅，较少进入流通市场，这些作品的国外影响面较窄，影响力有限，但仍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贾平凹及其作品在海外的知名度；二是新时期以来，外国有一批翻译家、汉学家、评论家、学者等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浓厚兴趣，陆续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作品，形式自由灵活，有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有单行本翻译出版的部分中、长篇小说，由国外翻译出版，语种更加丰富，更多考虑译文的可读性，即市场与读者需求，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采用各种手段进行了易化，在国外读者中影响较大。这种方式不仅繁荣了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更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中国文学的对外介绍与研究，加速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

贾平凹作品的外译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90年代以后，贾平凹创作丰富，但外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010年以来，贾平凹的一些早期创作又受到国际世界的关注，瑞典译本《高兴》2014年在瑞典出版，英文版《废都》2016年在美国问世。从译本数量上来看，越南语译本最多，从单个作品的英译本传播现状来看，葛浩文翻译的《浮躁》（Turbulence）最具影响力，已被世界各国500多家图书馆收藏，居贾平凹作品译本的首位。《废都》的译介次数最多，在英、法、日、韩、越南语中都有译本。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文学》、“熊猫丛书”就陆续刊登贾平凹作品的外文译本，英文译本主要有《天狗》（1991年）、《晚雨》（1996年）、《天狗：贾平凹作品选》(2009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法语译本有《贾平凹小说选》1990年出版，其中英文译本明显多于法语译本，主要是国内翻译出版。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文学也以自己的姿态融入世界艺术殿堂。贾平凹的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日、韩、越、瑞典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单行本中越南语译本最多，有《浮躁》《废都》《我是农民》《故里》《鬼城》《短篇小说选》《怀念狼》《散文选》《秦腔》《病相报告》等13部，分别由不同作家不同出版社翻译出版；英语、法语和日语次之，各3部，英语有《浮躁》《古堡》《废都》，法语有《废都》《背新娘的驮夫》《土门》，日语有《废都》《土门》《现代中国文学选集：4，贾平凹》；德语、韩语译本各2部，德国语有《天狗》《太白山记》，韩语有《废都》《高兴》，对诺贝尔文学奖有着很大影响的瑞典语译本至今仅出现一本陈安娜翻译的《高兴》，陈虽有翻译其他作品的行动，但尚未出版。另外在一些作品选的外文译本也收录了贾平凹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相对于贾平凹在中国文学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影响力，他的作品在国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传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秦腔》，以及其他代表作如《怀念狼》至今仍缺乏有影响力的英译本，《白夜》《高老庄》等作品从未以任何一种文字被译介和出版。

文学的翻译必然引起文化争论。从翻译到研究的过程，也反映了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文学在译介上的欠缺所带来的研究上的偏狭。关于作者的国外研究，英语世界对贾平凹的关注开始最早，影响也较大。仅就英语国家的博士论文来看，1998年至2004年就有四篇以贾平凹为专题的研究论文，其中王一燕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叙述中国》，这是目前国外学界研究贾平凹作品的唯一一部英文专著。关于作品的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废都》《浮躁》《古堡》《人极》等几部作品上，当然英文版的《浮躁》则是焦点。1991年《浮躁》英文一出版，当年便有书评5篇，且解读相对中肯，与国内评论基本一致。关于《废都》的研究，英语、法语并驾齐驱，伯仲难分，相比国内毁誉参半的评论，国外对《废都》的评价，则出现了一边倒的正面肯定。《古堡》《人极》，虽不像《废都》《浮躁》那样热门，却也进入了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皆有书评发表，无形中促进了小说的传播。

在东方，贾平凹作品在日本的被关注却表现出一种异类。贾平凹的小说在日本被正式翻译并出版的单行本仅有 3 部，分别是井口晃翻译的《鸡窝洼的人家》，吉田富夫翻译的《废都》和《土门》。另外，盐旗伸一郎翻译了《猎人》《太白山记》和《有着责任活着》三则短篇。日本对于贾平凹的文学研究却早于对其作品的翻译，既有对贾平凹生平的研究，也有对其创作的分期解读。名和又介、吉田富夫、盐旗伸一郎、加藤三由纪、布施直子都有研究论文公开发表，但数量很少，据统计不足10篇，主要原因是贾平凹的作品在日本的翻译较少，流通太慢。

由于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国外对于贾平凹及其作品的研究也比较单一，规模较小，大多学者将目光锁定于《浮躁》和《废都》，主要讨论原作语言与翻译语言所体现的文化差异。从整体来看，贾平凹在外文世界里的关注度还不够，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任重道远。

二、陕西文学海外传播障碍与问题

在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下，陕西文学的海外传播也取得些许成绩，有不少作品被翻译出去并受到了世界文学评论界的关注，但相对于文学创作的现状来看，这些成绩是微不足道的。作为陕西文坛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贾平凹，其作品被翻译出去的数量最多不过是其创作的十之三四，症结在于翻译渠道窄，人员少，大量作品很难及时推广。

（一）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第一道门槛。陕西文学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方言土语、民俗风情处处可见。要想把这些东西原汁原味的翻译出来并传播出去，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语言积累，是很难成功的。在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文学作品中，除了大量充斥于文学作品中的陕西方言，还有中国古语的运用，而这一语言风格却限制了陕西文学的海外传播，对翻译构成了较大的困难。“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办公室主任吴伟曾说，“我们有些地域作家，用方言写东西，一般说普通话的人都看不大明白，再变成外文，在表达和理解上就是一大衰减。”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也表示，曾经尝试翻译《秦腔》，但这部作品中的家乡话太多，因而他选择放弃。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获得中国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在国内已推出40多个版本，却一直没有英文版，主要原因是《白鹿原》在翻译上困难重重，首先书名本身就是个难题。关于这个书名，有音译、有意译、有直译、有曲译，但一直难以找到最合适的英文翻译。“白鹿原”三字内涵丰富，寓意深邃，除非是一个既对关中文化熟悉、对小说精髓理解透彻，而且又精通英语的人，否则很难胜任这个工作。贾平凹、陈忠实、路遥他们都是用陕西方音进行写作的现代汉语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的诸如“毛草”“嘬饭”“圪蹴”“麻达”“舔尻子”“日塌”“忒色”“骚情”“闲的叫唤”“你这货稀松拉跨”“嘹扎咧”“言传”“灵醒”“日弄”“踢腾”“烂包”“硷畔”等大量生僻土话，在翻译时会触动译者的每根神经，有时甚至是手足无措、举步维艰，无法选择恰当的词汇正确传达其意，因而很多作品在外译的道路上被迫搁浅。

（二）文学翻译人才匮乏也是制约陕西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原因。陕西当代文坛经典不少，却无缘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视野，这自然与陕西文学的海外译介密不可分。在中国文学的外译问题上，好的译者不多，尤其那种能把作品的意境、语言的特质，甚至地域色彩都能呈现出来的译者，更是少之又少。贾平凹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很有分量，可是其作品却缺少经典海外译本，而且在翻译过程中未能展示原著的真正意蕴，翻译质量无法过关，瑞典语的译本更少。贾平凹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解答说，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只有日本译者吉田富夫在翻译《废都》时亲自造访实地考察，其他翻译多是通过书信来往完成的，对于译者的文学底蕴及翻译水平，大概平凹先生也不是非常清楚。优秀的译本能引起世界级的效应，劣质的翻译只能降低原著的审美，失去读者。根据西安外国语大学王瑞老师的数据统计，在贾平凹作品的英译过程中，中国译者占60%以上，外国译者占20%多一点，另有几名佚名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中国译者更加关注与原文的相似度，关注方言俚语、民俗文化的挖掘，力图真实地复现原作的语文意蕴；英语本族语译者更关注译作的可读性，较多考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中国译者在这方面的把握却不占优势。

（三）文学错过读者，社会与文化差异造成接受主体的缺失，影响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中国作家在创作时，心中所系是中国读者，中国文学在翻译之后，面对的是外国读者，中外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一种审美误差，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学在外传播中缺乏普通读者的关键。中国传统讲究想象，比较含蓄，外国文化相对直接，知名旅美作家沈宁曾毫不遮掩的指出文学作品的消遣、娱乐性本质，以及美国出版界以市场为导向的现实：“外国主流书评的标准很简单，以畅销排座次，卖得多，看得人多，这书就好，反之就不好。美国很多大学教授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主流社会并无影响力。”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了解非常少。“中美诗学及文化价值的差异、作家的创作动机和表达方式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不能重合，致使作者和读者失之交臂，这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西方国家缺乏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读者主要是一些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与汉学家，接受主体的缺失，致使中国文学在对外交流中处于一种绝对的弱势地位。著名汉学家顾彬认为“葛浩文对原作的改写使得英译本能够很体面地面对西方读者”。他还指出：“葛浩文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了作者可能要说的话，抚平了原文中的缺陷。他有时把几段话略去，把一些文化承载词的注释删掉，使小说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读性更好。最终的译文与原文显著不同。”可见，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实践着跨文化改写，而像葛浩文这样能够靠着热情来真诚翻译的人太少了。

三、陕西文学国际化突围观念与方法

多年来，中西文化的交流看似有来有往，实际上这种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呈现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有意识地了解中国、了解陕西。陕西作家要想在文学层面上为世界提供能够产生共鸣的中国经验，让世界了解陕西，就必须在文学传播策略与方法上有所突破，努力寻找陕西文学国际化突围路径。

（一）内容决定价值，思想决定境界。随着中国符号在世界的放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了解中国，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子也越来越宽。即便如此，没有好的故事、好的内容，想要走出国门还是一纸空谈。文学应该具有大境界，大气魄，真正将民族性与

世界性整合起来。“所谓的大境界，一是在内容上要表现人类相通的意识；二是在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上，要真实再现符合人类历史大发展趋势的进行意识和现代意识，弘扬美和善。”陕西文学有着厚重的陕秦文化传统、“延安文艺”背景，在中国当代文坛享有盛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杜鹏程、柳青、王汶石、李若冰为代表的陕西第一代作家，奠定了陕西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基调。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叶广芩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陕西地域作家群，很好地继承了第一代作家成功经验，这两代文学艺术家之间有着较为正常、积极的代际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红柯为代表的陕西文坛新生代，开始走上一条“反传统”的文学道路，他们的作品是作家在“去地域化”和“去史诗化”上的自觉努力。陕西有着厚重的文化积累与文学传统，如何根植传统加强创作是当代作家需要斟酌的话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贾平凹、陈忠实、路遥为代表的陕西文学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不但善于吸收还关于消化，懂得借鉴还懂得超越。在陕西地域写作中，贾平凹就是一个特例。他不但遵循着陕西文学第一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又开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领域，成功地超越了第一代作家的创作积累，完成了自己的文学突围。著名评论家李国平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陕西文学一个平庸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平面的、没有思想介入的经验写作几乎是陕西作家写作的最大顽疾。”文学应该“关注社会思潮，吸取当代最前沿的思想成果，捕捉时代的‘最隐蔽的精髓’”。陕西作家必须努力探索不断寻找提升之路，创作出具有中国情感体验的优秀作品，在体认借鉴上一代作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建对文学的遵从，寻找文学传统、复归文学主流，“从封闭的内循环走开放的外循环”，使文学具有时代感，且能很好地回应时代。短短几句话，非常中肯地评价了陕西当代的文学走向，对陕西作家敲响了警钟指明了方向。

（二）加强创作主体宣传意识。陕西作家一直以来比较保守，为人内敛且不长于交流与推广。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大多将眼光盯着自己的创作，将自己的交际圈限定在陕西以内。他们大多用方言写作，生活中更是离不开方言，走出陕西，跟他人在语言交流上甚至都存在障碍。作家要有世界眼光，要适时适当地外出交流，与本国文学家交流、与他国爱好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交流，加强个体作品的对外宣传、现身宣传，开展“读者见面会”，进行文学普及与推广，接触普通读者，以此为契机，寻找理想的翻译平台，拓展中国文学的外译渠道。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批评中国作家几乎没人能看懂外文，葛浩文则表示，“中国作家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人的身体出了国，但其他种种还留在中国。难怪不少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缺少国际性，没有宏伟的世界观”。交流是一种心灵的沟通，语言是了解世界的窗口，了解他国文化可以从了解他国语言开始。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作家，更应加倍努力真正实现与世界文学接轨。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努力建设国际汉学家关系网。文学翻译具有不对等性，尤其是不同文化带来的文学误解。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圈，首先需要改变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冲突，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曾指出：“翻译贾平凹等作家主要的障碍在于，虽然性解放和为个人权利而斗争的主题在中国具有新意，但是对于我们（美国读者）而言确实是陈词滥调。”当然金介甫的话针对的是《废都》中的性描写来说的，但是贾平凹先生的《废都》虽然写了性，但更深层次挖掘的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时人的困境，尤其展现了知识分子苦闷、无聊、挣扎、抗争的心路历程。通过文化交流，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必然会受到正视，自然那种因为不了解中国文化而造成的文学误解与文化误读也会得以改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越来越多地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张洁、古华、王朔、阿来、张炜、毕飞宇、莫言、苏童、李锐、刘恒、贾平凹等作家的中长篇小说，都是经葛浩文的手翻译出去的，他为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让中国文学从此走向世界。当然，全球的汉学家是相互联络相互影响的。从文学译介到学术理论批评，他们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共同的爱好是联系的纽带，凭借他们对汉语的热情，建立世界性的人才电子档案，形成汉学家信息网，资源共享，经常沟通，加强交流，促进陕西文学高质量、多渠道的翻译出版。

争取与海外民间翻译力量建立联系，拓宽翻译渠道。目前在中国真正推动文学国际传播的主要力量仍是国家和政府，宣传渠道仍是官方媒体，政府和媒体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对民间力量的关注是不够的。其实民间团体的力量更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有效、广泛地传播。2007年美国翻译家 Eric Abrahamsen创建的一个号称“纸托邦”的博客网站：Paper Republic（http://paper-republic.org/），是一家致力于翻译并传播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网站，从2012年出版的英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来看，28部单行本（包括香港和台湾各一部），共有29位译者，其中有21位是Paper Republic的成员，占到71.4%，“译员多以英语为母语、中国文化和语言功底深厚，在翻译行业从业多年，多有国际背景，熟悉英美等主要英语国家翻译文学出版和传播的机制流程，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不可多得的代言人。”由此可见，海外民间组织不仅在中国文学的翻译上，更是在中国文学的海外出版传播上经验丰富，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强与之合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一条有效途径。

（四）充分发挥现代影视的助推作用，以影视促进文学的传播。现代影视与文学的亲密接触越来越频繁，文学为影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影视作品同时也促成了读者的阅读“回流”。电影作为文学的延伸，对文学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助推作用。莫言也曾提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刘江凯也曾开玩笑地说：“应该给张艺谋颁发‘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最佳贡献奖’。”根据莫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改编于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先后荣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英国影视艺术学院最佳外语片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比利时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由陈凯歌执导，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的《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1993年获得第46届法国戛纳影展金棕榈奖，成为第一部获得此奖项的华语电影，并且获得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这些影视奖项的获得在很大程度

上推动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可与接受。当然，贾平凹也有几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如《野山》《月月》《五魁》《高兴》，根据贾平凹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成的电影《野山》在1986年东京“中国电影展”上，受到日本观众的广泛关注，电影的公映，成功推进了《鸡窝洼人家》的日文翻译与传播。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之路上影视起着不可抹杀的作用。

臧小艳榆林学院

注释:

①《〈白鹿原〉出版20 年无英文版，陈忠实：问题出在我》，《西安晚报》2013年3月11日。

②姜智芹：《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小说评论》2011 年第4 期。

③吴少华：《贾平凹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

④吴伟：《向莎士比亚学习传播》，《时代周报》2009 年9 月16 日。

⑤《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译不了贾平凹的〈秦腔〉》，《西安晚报》2008年3月24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7034046.html

⑥姜梦云：《大学副教授质疑白鹿原英译》，《西安晚报》2012年8月7日。

⑦王瑞：《贾平凹作品英译及其研究：现状与对策》，《外语教学》2014 年9 月。

⑧ [美]沈宁：《中国文学距离世界有多远》，《海内与海外》2005年第7期。

⑨崔艳秋：《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评介与传播》，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76 页。

⑩Chitralekha Basu.Right to Rewrite? China Daily，2011-8-19．P19。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1-08/19/content_131462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