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颖著 汪宝荣译

癌症、残疾和艾滋叙事：论阎连科的疾病三部曲

陈 颖著 汪宝荣译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近三四十年来的发展更是惊人地迅疾。中国近几年取得的骄人成就，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超越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射的第一个载人航天器与轨道实验舱成功对接，首次成功登月等，更令世界为之侧目。凡此种种，使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摆脱了往日“东亚病夫”的耻辱形象，而这个形象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焦虑感仍在某些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不健康甚至病态社会的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屡获国际国内文学大奖但颇具争议的当代作家阎连科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用疾病讽喻社会现实而出名。本文通过考察阎连科的三部以疾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即分别描写癌症患者、残疾人和艾滋病人的《日光流年》(1998年初版)、《受活》(2004年初版)和《丁庄梦》(2006年初版)，旨在探析他如何通过疾病叙事描写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与命运以及对情欲、贪婪、腐败所做的无望的抗争。这三部作品告诉我们，在这位严肃的讽刺作家看来，“病夫”的噩梦仍以某种方式困扰着这个民族。

一、癌症：注定失败的宿命

《日光流年》讲述了三姓村人与一种叫做“喉堵症”的绝症抗争的悲壮故事。患这种病的三姓村人都活不过40岁。为了破除这个宿命般的死亡黑咒，村人在四代村长——杜桑(杜拐子)、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小说主人公)——的带领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生存斗争，或多生孩子，或改种油菜，或翻田换土，满心希望新土长出的庄稼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幸的是，这种种努力最终都归于徒劳。最后轮到了司马蓝，他坚信村里的水导致了这种不治之症，于是决定带领村人修全长60里的灵隐渠，把水引到村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灵隐渠终于挖通，原以为能救命的渠水呼啸冲来，却是镇上的污水，根本不顶事。司马蓝最后在他40岁生日那天死去。

鲁迅、郁达夫、巴金等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通过描写个体的生物学现实引导读者关注集体的社会现实，因此，《日光流年》例证了阎连科对五四文学中这种医学叙事传统的传承。这部小说本身是一个疾病隐喻：通过描写三姓村人的疾病和悲惨的生活，作者把三姓村写成社会的一个缩影，揭示了人类的消极面。

三姓村位于贫瘠的耙耧山脉深处，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僻远村落。这个被遗忘的村子没有被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波及，却并非世外桃源。外村人怕得喉堵症，都不敢和三姓村人结婚，久而久之，三姓村就成了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地方，村人的生活极端贫困。然而，村人们相信修通灵隐渠就能改变他们40岁前必死的宿命。为了筹集修渠资金，贫穷的村人靠出卖自己的身体(他们拥有的唯一的财产)买来修渠工具：村里的男人把大腿皮卖给城里一家专治烧伤的医院(小说里叫做“教火院”)，女人们则到城里卖淫。小说如此描写卖过皮的男人的大腿：

一片接一片被割下卖了的薄皮，从他的大腿根儿开始，直到膝盖止住，约有十余块，大的如掌，小如椿叶，一块一块连着，有凸有凹，凸的像树上挤出的红色木瘤，凹处则青成一片水色。

当村人的大腿看上去像树干，腿上的皮肤像树皮，他们就不再是人，而是变成了物体，也即被客体化和非人类化了。然而，卖皮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是一件家常便饭，有时候卖皮的村人还能留下点钱给自己，发点“小财”，这甚至会令他们欣喜若狂。因此，对三姓村人来说，卖皮成为了一种庆祝自身肉体痛苦的狂欢，也是推迟与死神约会的唯一有效办法。既然卖皮能给村人带来希望，那就的确值得庆祝，即便这种庆祝造成的是一个极度扭曲和病态的现实。

村里的男人为据说可以增寿的修渠工程而卖皮，女人们也同样要做出牺牲，这特别体现在小说女主人公、司马蓝的情人蓝四十的身上。蓝四十在她的父亲当村长时做出第一次牺牲，把她的处子之身献给公社的一个领导，换来的是这位公社主任派人来帮助三姓村人翻田换土。后来，司马蓝患上喉堵症，需要大笔的钱到城里的一家医院做手术，于是恳求她到城里卖淫挣钱，再一次把她当作了牺牲品。蓝四十多次被迫侵犯自己的身体，说明她和村里卖皮的男人一样也被客体化和降级为非人类。这种侵犯最终不仅伤害了她的身体，而且摧毁了她生存下去的欲望。司马蓝在灵隐渠通水前夕来到蓝四十的家，发现她死在了床上。事实上她是自杀的：

他看见她的下身，那曾是雪白如粉如今却呈出菜青的两条大腿间，粉色诱人的薄裤衩儿被她用那把寒寒的剪子从正面用力扎下了五六剪、七八剪，甚或是十几、二十剪。那裤衩的前部已经成了一团红蜂窝，从蜂窝口漫出来的肉和血浆在她的两腿间枯蔫的牡丹一样烂漫着……他开始动手把她的裤衩拉开来。那裤衩是一种浅蓝色，血在蓝色上成了凝重的黑。黑色的裤衩从她身上剥离时，发出了树皮被从树身揭下的滋啦声。待那声音过后，他仔细又仔细地看清了她腿间的裤衩下，长满的白粒如同一盘开盛又揉碎的白色的花，他盯着那一盆白花朵，终于便明了——她这次卖肉的营生，得了不可治的妇女病。

这个描写形象生动、令人不安的场景以及前文提到的布满伤疤的男人的大腿，展示了村人被损坏的身体。吊诡的是，村人在千方百计延长寿命的同时，实际上是在损害自己的身体。在贫困的三姓村，儒家教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似乎无人记得。在儒家传统中，毁伤自己的身体被视为不孝，是非常严重的不当之举。然而，想活到高寿的强烈欲望使村人们为了对抗绝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包括伤害自己的身体，忍受肉体的痛苦，甚至失去贞操和生命。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活过40岁成了村人的终极而又虚妄的抽象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缺乏物质和精神的依托。当人们活着只是为了活着，这种活着就不再是活着，而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生与死是人类对自身基本存在最原始的关心，作者在小说中对此做了强有力的描写。在最后一章，为了破除活不过40的魔咒，村长杜桑鼓励村人们多生孩子。于是，一到夜里，成了家的男人都设法让自己的女人怀上孕，整个村子热闹非凡。几个月后，几乎所有结了婚的女人都有了身孕，那么多女人腆着肚子在村里晃悠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不久，这些女人几乎同时分娩，整个村子充满了羊水的味道。少年司马蓝带领一大群饥饿的孩娃，循着羊水的味道去跟刚生了孩子的女人要奶吃。作者描写的从各家各户的上房传来的不同的叫床声，一大群腆着肚子走路的怀孕的女人，爱液、羊水和母乳的强烈的味道，以及到处找奶喝的饥肠辘辘的孩娃组成的大军，勾画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颇为生动的画面。这幅画面显示了村人与死亡抗争、延续村落生存的决心。

死亡是三姓村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全书五章中都有生动的描写。由于死亡在村人生活中是家常便饭，总是不期而至，读者会对作者轻描淡写地叙述死亡感到惊讶，而第四章描写的死亡场景尤其令人难忘。小说第四章叙事的中心是第二任村长司马笑笑。大饥荒迫使司马笑笑做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决定：为了给家人省下食物，牺牲掉残疾孩子的生命。而为了给村人做榜样，司马笑笑率先抛弃了自己的三个侏儒儿子。随之，村人都把自家不健康的孩娃献了出来。统共24个有残疾或稍稍畸形的孩子，包括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男孩，一个哑巴，一个兔唇儿，一个独眼男孩，都被丟到了离村子很远的沟底。这些孩子大多饿死了，尸体被乌鸦吃得一干二净，但有几个实际上是被乌鸦啄死的。

这一幕让我们想起日本人今村昌平(Imamura Shōhei)导演的电影《楢山节考》(1983)。该片的故事背景是19世纪日本的一个僻远的村子，那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年至70的老人都要被送到楢山上活活饿死。由于村里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人们就用这种残酷的办法省下口粮，让村里其他人活下去。阎连科的小说和今村昌平的电影都表明：在特定情形下，人类生活可以降格为最原始的存在即动物的生存本能，同时也促使读者或观众深思人类最关心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两者唯一的区别是阎连科的小说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人被活活饿死的过程以及弃婴的尸体怎样被乌鸦吃光，因而比今村昌平的电影更令人不安。如果说这部日本电影讲述的牺牲老者以挽救全村的规定可用老者毕竟去日无多加以辩护，那么阎连科小说讲述的丢弃孩子以挽救村落的做法毁灭了年轻人的生命，因而令人更加难以接受。这种做法暴露了谁有生的权利、谁必须死这个决定背后的残忍：在决策者看来，牺牲掉一个“价值较低的”群体或“失宠于上帝的孩子”(指残疾儿)，以便让一群“正常人”活下去是正当合理的。

当司马蓝和他的小伙伴在沟底找到他们身有残疾的兄弟姐妹和玩伴时，他们大多早就死了。孩子们杀死了几只乌鸦，并带回家拿来吃。村里的大人知道了，也跑到沟底去抓在吃他们丢弃的孩子的乌鸦。有了乌鸦的肉，村人熬活了一阵时间，但没过多久就又没吃的了。尽管显性的吃人现象(即直接吃人)没发生在村子里，这种吃乌鸦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隐性的吃人(即间接吃人)。小说向读者暗示三姓村人遭遇的食物短缺折射出大跃进期间(1958-1960年)全中国发生的大饥荒。最后，司马笑笑做出了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躺在沟底以身喂乌鸦，这样村人就能吃到更多的乌鸦肉。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村长的名字本身是一个反讽：他的名字是“笑笑”，但终其一生却没有一件事值得他微笑或大笑一回的。

中国人相信人生在世逃不过“生老病死”四个字，然而“老”这一环在三姓村人的生命周期中是缺失的。一个路过村子的老人留下的一根花白的长胡子成了司马笑笑及其继任者的动力和图腾物，象征了他们带领村人对抗癌症以便能活到高寿的梦想与使命。有意思的是，癌症在这部小说中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村人们为对抗癌症做出的种种努力又相当于疾病疗法。换言之，整个故事本身其实是一个医学话语。例如，吃油菜可视为服用中药，而翻土换地之举(即丢弃表层土)与村里的男人卖自己的大腿皮又何其相似。最后，人们认为水是村人健康的关键所在，于是决定修渠引水，这与输血或透析没有区别。这种种努力和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喉堵症仍旧不可治，村人们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困境。

传统上认为，疾病是来自天堂的对治理不健全社会的一种惩罚，而由于癌症不可治，三姓村最终将被适者生存法则淘汰。至此，小说的表层叙事即疾病情节含有指向深层叙事的道德评判：作为三姓村这个疾病共同体的隐喻，喉堵症象征着村人遭受的苦难以及村长们的道德缺陷，诸如为满足自己强烈的权力欲表现出来的自私和不诚实，尤其是为夺得村长之位不择手段，包括牺牲自己女人的幸福、健康和贞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以为一旦自己掌了权，就能设法拯救全村人，但这种对权力的狂热或热爱是病态的。其结果是，尽管这四代村长都意志坚定地与癌症抗争，但自身的道德缺陷却使得他们的所有努力——也即象征性的医学治疗——不仅靠不住，而且毫无效果。

就结构而言，《日光流年》的故事是用逆序的方式讲述的。然而，作者采用的不是简单的倒叙，而是整个结构都是颠倒过来的。诚然，小说叙事仍是线性顺序，但这个顺序是渐退式的，而不是渐进式的。换言之，作者采用的是倒退叙事法，即从小说结尾回到开头，从结果回到起因，从死亡回到出生。小说共分五章。第一章讲述最后一任村长司马蓝的故事；开首第一句就是“司马蓝要死了”，接着讲述他如何带领村人修渠引水，他和蓝四十的罗曼史，以及最后两人如何死去。第二、三、四章回到前三任村长的故事，其间夹叙司马蓝的故事，最初是一心想要当村长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司马蓝，然后是少年司马蓝，最后是孩童时期的司马蓝。在第五章，司马蓝和蓝四十都只是初生的婴儿。小说结尾处写到在母亲子宫里的司马蓝准备钻出来看世界，他听到外面的人在找他的父亲以便迎接他的降生。读者顺着逆向叙述的故事往下读就像观看一卷倒放的录像带。作者在小说开头就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这种特殊结构揭示了作家本人的悲观态度：司马蓝及其前任为村人增寿的努力都注定失败，司马蓝本人也活不过40岁。读者心中牢记这个结局，因而即使往下读也不会心怀希望。事实上，我们越往下读越感到沮丧，因为只有读下去才知道三姓村人是怎样失败的，却感受不到揣测他们会不会成功的故事悬念。阎连科采用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就是不给小说人物留下任何希望或前途；事实上，他们总是生活在昨天的阴影里，害怕癌症和死亡的降临。

最后，小说中一些精心安排的细节颇为复杂、精妙。例如，与上文讨论的司马笑笑的名字一样，蓝百岁的名字也具有反讽意味：“百岁”寄寓着他的父母希望他能长命百岁的愿望，而实际上他是逃不过40岁前必死的宿命的。又如，司马蓝和蓝40的名字含义颇为丰富，男孩的名和女孩的姓刚好是同一个字，暗示了两人紧密的关系：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自始至终相爱着，最后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蓝四十的名字听上去像是一个诅咒，因为40岁正是三姓村人的寿限，而她所爱的男人司马蓝，不管他多么想要突破这个寿限，最终还是在40岁生日那天死去。再如，蓝四十在城里卖淫时穿的内裤——“裤头的前中绣了一朵白色的荷花”，这朵洁白的荷花象征着她的纯洁和对司马蓝的强烈的爱，即使她在陪其他男人睡觉。与这朵洁白的荷花相呼应，在上引描写蓝四十死亡一幕的文字中，她的私处被描绘成“枯蔫的牡丹一样烂漫着”、“一盘开盛又揉碎的白色的花”，这个疾病意象令读者感到毛骨悚然。最后，小说结尾和开头的呼应也非常巧妙。在第五章的结尾处也就是小说的尾声，司马蓝快要出世了，阎连科写道：“司马蓝就在如茶水般的子宫里，银针落地样微脆微亮的笑了笑，然后就把头脸挤送到了这个世界上。”小说的第一句则是：“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若是在普通的世界里，一个新生的婴儿应该是希望的象征，但阎连科写这个新生命的降世，不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圆满的结局，而是为了让他命中注定得上喉堵症这种绝症。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命的无望在小说开头就做出了预言。由此可见，在《日光流年》这部小说中，死亡与生命构成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对话，而在这个构思巧妙的故事框架中，死亡绝对控制着人的生命。在此意义上，这个故事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寓言，讲述的是一个如果没有对症下药注定要死去的病人的故事。事实上，想方设法救治这个绝症病人的故事被置于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中，其历史背景包括大跃进和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污染等荒谬事件，无疑向读者暗示了小说家看待人生和社会的悲观观点。

二、残疾：畸形身躯的展示

《受活》的故事背景是受活庄，也是一个坐落在耙耧山脉深处的穷村子。由于地处偏僻，大多数村民身体或智力上有残疾，受活庄是一个高度边缘化的村落。然而，正由于与世隔绝，交通不便，受活庄在一个做着白日梦的地方官出现之前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这位地方官就是双槐县县长柳鹰雀。他被极端的政治狂热驱使，有了一个荒谬而大胆的计划：把列宁遗体从俄罗斯买过来(小说中简称“购列”)，然后仿照毛泽东纪念堂在耙耧山脉深处的魂魄山上建造一座列宁纪念堂。他认为这样就能把游客吸引到双槐县，推动县里经济的发展，而他自己就能得到上司的青睐，从而确保他的仕途亨通。柳鹰雀是孤儿，由社校的老师养大，并教他读书识字(因此被叫做“社校娃”)。由于出身卑微，他特别渴望权力，希望借助手中的权力爬到社会等级制度的顶层。除了追求名声，他还希望双槐县的老百姓(准确地说是他的子民)臣服于他，对他顶礼膜拜。他向当地百姓许诺，县里靠旅游业发财致富后，每家每户都能分到一栋小洋楼，几乎一切都免费，包括孩子的教育。很自然地，他成了当地百姓心中的神，他们把他的照片和菩萨、灶神、毛主席的画像挂在一起。

为了筹集“购列款”，实现他那荒唐的政治梦，柳鹰雀从受活庄残人中挑人组建了两个双槐县残人绝术团，开始在城里巡回出演。受活庄197口人，大部分是残人：“有三十五口是瞎子，四十七口是聋哑，五十几口缺胳膊断腿的，加上别的疯傻憨瘫十几个。”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健康人”(小说中用当地方言称作“圆全人”)不超过全村人口的七分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劳动力有限因而生产力不足的特殊村子，成了柳县长筹措资金的主要来源。被利用的是受活庄人因为身有残疾而获得的“绝术”，而正是这种所谓的“绝术”，包括断腿小伙与健康人赛跑，独眼用一根线同时穿过十个八个大针的针眼，瘫媳妇在树叶上刺绣，等等，把他们和正常人区分开来，并使他们被边缘化了。由此可见，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展示自己的残疾之躯赚钱。

身体的残疾与肺结核或癌症等疾病不同。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把肺结核或癌症理解为“激情式的疾病”，而且主要是内在的。她具体指出，“肺结核引起的发烧是体内燃烧表现出来的症状”，而“根据癌症有关的神话的说法，癌症通常是由于人们长时间压抑自己的情感导致的”。肺结核和癌症的内在性往往导致病人的死亡，特别是在过去。身体的残疾则有所不同：不管残疾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它是外在的，而且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因此，与既耸人听闻又有浪漫色彩的肺结核不同，身体的残疾更为实用：由于残疾不会危及生命，残疾人就必须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以便维护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然而，生理残疾的外在性增加了残疾的可展示性，但展示残疾绝术却又彰显了他们畸形的身躯。因此，残疾人用来捍卫自尊的绝术实际上反过来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更有甚者，有的残疾人表演的并不是真的绝术，而是通过展示自身的残疾之躯来取悦观众。例如，一个小儿麻痹症的男孩把他那只畸形脚伸进一个瓶口里，穿着瓶子在地上走路；聋子耳上放炮，就都属于这一类。绝术团的演员们这样做其实与被人当猴耍没什么分别，只不过他们穿着人的衣服。诚然，他们的躯体是怪诞的，但这种怪诞不会如巴赫金所说的那样用狂欢化的方式扰乱社会等级制度。实际上，受活庄人的绝术表演是19世纪美国流行的畸形秀在当代中国的翻版。1835年，世界上第一个畸形人在美国费城展出，她名叫乔伊斯·赫思，是一个“牙齿全部掉光、失明、残废的黑奴老妇”。此后，在其他畸形秀出场表演的有侏儒、巨人和残疾人等。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巴拉布市的马戏世界博物馆里，有一张图片说明如此描绘畸形秀：“畸形秀舞台汇集了身躯庞大、矮小、怪异、某个部位发育过度或发育不良、过于肥胖、阴阳人或异形人等，这些畸形人体奇形怪状、错落有致，使观众的身体相形之下显得普通平常。”这家博物馆的另一张图片说明指出：“由先天性残疾者参加的畸形秀通常用另类的方式表演普通的节目，他们的舞台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目的是令观众感到惊奇。”

有学者指出，“人类各种形式的残疾一直存在着，它既是个人的一种特定身体状况，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或能指。身体残疾在一个符号系统中运作，与超越个体存在的各种观念有关联或意义”。无论是19世纪美国流行的畸形秀，还是《受活》中描写的残疾人绝术表演，各种形式的残疾都可视为用于理解和强调健康之意义的一种参照物。换言之，表演者和观众的关系处于常态与反常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有学者认为，“畸形秀展览是对观众的一种挑战，即观众不仅要对看到的畸形人体做出分类和解释，而且要把表演与他们自己以及美国人的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关联起来……可以说，畸形秀对于美国大众的意义正如科学对于新兴的精英阶层的意义，因为畸形秀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构建自我身份的机会”。中文“残废”二字的字面意思是“身体不完整，无用”，然而，残人绝术团的表演者们却展示了高超的身体技能，完全超出了那些圆全观众的想象。看到畸形残疾之躯比正常健康之躯更有本事肯定让这些观众极为兴奋。作者写道：

人都疯了哩。谁也不相信有个绝术团的演员全是瞎子、瘸子、聋子、瘫子、哑巴、断腿、六指和人高不到三尺的儒妮儿……那出演是没有一个节目敢叫人信哩。愈是不相信，就愈是要看呢。便家家户户，工厂、公司都关门歇业去看了。门票就从三百一张涨到五百一张了。

为了取悦观众以便挣得更多的钱，残人绝术团的演员们甚至故意弄伤自己的身体。例如，名叫断腿猴的残疾小伙在表演“独龙过火海”时断腿被烧伤，起了两个大燎泡；小儿麻痹症的男孩脚穿着瓶儿翻斤斗，最后故意让玻璃碎在他的脚下边，脚上鲜血直流；耳上放炮的马聋子故意不用平时护脸用的铜锣，还在耳边点燃了一个特大的炸雷，导致一边的脸被炸伤。城里的观众看到残疾演员们身上的鲜血，为这种怪异的表演而疯狂，自然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看演出。在小儿麻痹症的男孩故意打碎脚上的玻璃瓶后，“观众就都看见血从他那麻秆腿下的脚缝呼哗哗地流了出来哩。就越发地给他鼓掌了。他便越发地不怕脚疼了。他每月的钱也便愈加地多了起来呢”。由此可见，来自受活庄的残疾演员与城里观众实际上是消费者和商品之间的关系。阎连科笔下的观众在赏鉴残人的表演也即消费他们畸形人体的过程中，不仅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到的围观被日军砍头的一个中国同胞的庸众一样麻木不仁，还加入到《阿Q正传》尾声中观看阿Q被示众枪毙的人群中，为别人的不幸而欢呼。不幸的是，这些被剥削被消费的残人没有意识到要去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恰恰相反，他们的尊严让位于对财富的贪婪。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县长柳鹰雀、绝术团的演员们和观众都是病人。柳鹰雀贪图权力，不可救药；受活庄人把外在的身体缺陷内在化，并将其转化成狂热的金钱崇拜。同时，赏鉴、消费他人畸形之躯和肉体痛苦的观众成了阎连科批评的对象，从而与鲁迅当年对“体格强壮”却“精神愚弱”的国民的谴责遥相呼应。可见，阎连科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与鲁迅一脉相承的。

最后，随着柳鹰雀的泡沫计划破产，故事的荒诞发展到了极端：残疾演员们在城里挣到的钱被一抢而光，茅枝婆的四个外孙女被人强奸。柳鹰雀见过省长后，省长认为他是一个得了“政治疯”的神经病人，随即他的职务被免去，一切努力成了泡影。在小说结尾处，柳鹰雀故意让汽车把自己的双腿轧断，成了残疾人，以便能在受活庄落户。柳鹰雀故意致残既有讽刺意义，又不无吊诡的意味：身为一县之长，又是“圆全人”，他利用受活庄残人实现他那荒谬而大胆的计划，从而变成一个有精神残疾的疯子，直到他成为残疾人也即失去了身体的完整性才重新获得精神的健全。换言之，只有在身体不完整后他才恢复了精神上的完整。同样吊诡的是，受活庄最初被用作病态社会的隐喻，但后来村子成功“退社”，回到了以前的乌托邦状态，却又成了希望的象征。受活庄人最初是柳鹰雀荒谬计划的受害者，最后却成了这个曾被村人当作神明的人的救星。

正如《日光流年》的结构体现了生与死的张力，《受活》的结构也表明了完整与不完整之间的悖论。这部小说共有八卷，但用的都是奇数，每卷又分若干章。一方面，除两卷外，每卷的正文都嵌入“絮言”。这些絮言起着注释的作用，要么解释某些方言词汇的含义，要么补充历史背景，使故事更为完整。另一方面，作者故意不用偶数，只用奇数安排各卷、各章和絮言。此外，在中文版初版时，书中页码也只用奇数。《受活》的英译者、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教授罗鹏(Carlos Rojas)指出，“阎连科解释说，小说采用的不连续编号表达了这部作品整体上的悲剧意味(因为在中国奇数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这种悲剧意味确实为小说标题以及村庄之名“受活”加上了一层厚重的反讽语气。

三、艾滋：肆虐的经济流行病

继《日光流年》和《受活》之后，阎连科于2006年又出版了一部同样令人不安——可能更令人不安——的小说《丁庄梦》，最终完成了本文所称“阎连科的疾病三部曲”。如果说《受活》像一幅充满怪诞和疯狂意味的梵高的油画，《丁庄梦》则如《日光流年》一样也是一个充斥着死亡描写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例如：

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灯灭了，人就不在世上了……这不足二年里，丁庄每月都死人。差不多家家都死人。一连死了四十几个人，庄头的坟，如卧在田野上密匝匝的麦捆儿……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灯灭一样不在世上了。

与三姓村和受活庄一样，丁庄也是地处河南省的一个贫困村落。小说讲述丁庄人从事臭名昭著的“血浆经济”，并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故事。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刚过12岁的男孩，他被愤怒的庄人毒死了。男孩之所以被毒死，是因为他爹是丁庄最大的血头，干的是买血、卖血的行当，也就是从庄人那儿采集血浆，然后卖给血站。

尽管这部小说的书名是《丁庄梦》，却真实反映了中国发生的一场悲剧。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推行“脱贫致富”政策，鼓励贫穷村民卖血挣钱。地方官员称之为“血浆经济”，以为这项政策将带来“民富国强”。然而，事实证明，所谓的“血浆经济”其实是最荒唐的笑话，并直接导致了艾滋病的蔓延。按照中国最直言不讳的艾滋病活动家高耀洁医生的说法，“血浆经济”其实是一场“血祸”和“国难”。随着捐血者越来越多，公共和私人的血站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但在抽血和血浆生产的过程中，卫生标准却没有得到严格控制，最终导致艾滋病疫情爆发。这和小说中描述的情况完全一致。西方人一般认为，艾滋病通常滋生于同性恋群体。有学者指出：

实际上，患上艾滋病就意味着病人的社会身份被暴露了……艾滋病人总是某个风险群体也即被社会遗弃者群体的一分子。艾滋病所暴露的这种特殊身份可能是病人的邻居、同事、家人和朋友原先不知情的。事实上，艾滋病不仅暴露病人的这种身份，还确认了这种身份。此外，在起初美国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高危群体即同性恋男性中，艾滋病是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创造者，同时身为艾滋病人的特殊经历使患者与其他人群隔离开来，造成患者很容易受到骚扰和迫害。

然而，尽管同性恋者在中国也被当作一个风险群体，阎连科笔下的艾滋病人的身份却是不同的。为写《丁庄梦》，阎连科在三年时间里先后七次走进位于他的家乡河南省的“艾滋病村”，期间他与高耀洁医生有过密切的交流和交谈。鉴于很多中国人错误地以为艾滋病总是与同性恋和男女滥交有关，也即在中国成了性行为不道德的隐喻，阎连科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就是要为“血浆经济”的受害者们写一本书，把真相公之于众。正如高耀洁所指出，“人们普遍认为，艾滋病的根源是病人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因而是一种‘道德病’。他们认为患者只能怪自己，其他人包括政府对此是没有责任的”。阎连科的小说却大胆揭露了如下事实：在中国，很多艾滋病患者是所谓的“血浆经济”的受害者。

有些评论家把《丁庄梦》与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的杰作《鼠疫》相提并论。然而，《丁庄梦》比《鼠疫》更阴暗，因为加缪小说里的人物不像阎连科笔下的人物那么绝望无助。丁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吸血鬼。他靠向庄人采血然后卖血发了财，甚至卖他的亲弟弟丁亮的血，致使丁亮不幸感染艾滋病毒而死。县政府为每个死于“热病”(即艾滋病)的庄人免费提供一口棺材，丁辉靠买卖棺材又发了一笔横财。更有甚者，这个不择手段挣钱的血头又做起了冥婚的营生，发死人财。他甚至为自己的儿子——那个被村民毒死的12岁少年——订了一门阴亲，“高攀”了县长夭折的女儿。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县长的亲家，也就与权力和权威直接挂上了钩。故事的结局是：在丁辉为儿子“成婚”，把儿子的骸骨从坟地中起走，装入豪华棺材抬走时，想要为受害的村民报仇的丁水阳(丁辉的父亲)一闷棍把他打死。此举可以解读为丁水阳想要捍卫的道德对儒家家庭伦理之一的父子亲情的胜利。如果艾滋病被视为一种隐含患者不道德行为的道德病，那么丁水阳杀死自己的儿子就是试图消除不道德的根源，并为血液经济的受害者恢复名誉。被隔离在丁庄小学的所有艾滋病人同样也是绝望无助的。这些人物显示了人性的阴暗面：他们偷盗、欺骗、撒谎、争权夺利、当众羞辱通奸者。令这些人面目丑陋可厌的不是他们的病，而是人性中邪恶的一面。丁庄和受活庄一样也患有生理和精神疾病。在《鼠疫》的结尾，因瘟疫而被隔离的小镇重新开放，人们得以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但丁庄最后却成了一个死亡的世界，周边几个村也都死寂无人了：人和牲畜都无影无踪，树和木制家具也都不见了——都用来做棺材了。有意思的是，整部小说中提到“艾滋病”的次数远不及“热病”。显然，“热病”不仅仅指艾滋病引起的高烧，还指代人们丧失了理智的疯狂物欲。

《丁庄梦》由一个年仅12岁就死了的孩子叙述，无处不在的儿童视角本可以减弱叙事的沉重感。然而，由于他被恨死了他的父亲的庄人毒死，最后又成了他的父亲安排的一场冥婚的受害者，反而使叙事本身变得令人不安。与此同时，叙事人的祖父即丁水阳是一个有助于这部小说实验性结构的重要人物，因而值得稍作讨论。《丁庄梦》的结构是现实与梦境的混合体，其中叙述者爷爷的梦能够预知生死。“梦”出现在书名中，同时也是第一卷的全部内容，扼要引用了《旧约·创世纪》里的三个梦：“酒政的梦”、“膳长的梦”和“法老的梦”。事实上，当这些做梦的段落用黑体和不同的字体印刷，梦就不仅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比现实本身更触目惊心。准确地说，叙事部分在整本小说中往往用黑体和特殊字体处理，大部分用于标示叙事人爷爷的梦，但有时也用于其他内容，例如得了热病将死的马香林为庄人说唱的歌词，从丁水阳手里夺了权的贾根柱和丁跃进对隔离区病人订出来的规定，表明丁水阳已经失势的纸条，等等。此外，标有黑体的字段还包括年仅12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怎样与县长夭折的女儿配了“阴婚”以及孩子的哭喊：“爷爷——你快救救我；你快救我呀爷——你快救我呀爷！”同样用黑体标出的还有丁水阳杀死丁辉、终结其罪恶勾当一节。不过，用黑体标出并在小说中多次重复的最醒目的句子是“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灯灭了，人就不在世上了”。作者用这种手法把令人窒息的死亡信息传递给了读者。另一方面，作者借助爷爷的梦境，使部分真正的故事内容变得虚幻和虚构，为故事平添了一个艺术的维度，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更宽广、更有深度的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模糊空间，彰显了血浆经济和人类贪欲的荒谬。

与以丁辉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叙事人爷爷丁水阳的形象。由于丁辉的所作所为，他的心里总有一种负罪感，因而爷爷代表了一种用以抵消令人震惊的非理性行为的冷静力量。爷爷从一开始就不断催促丁辉向因为卖血给他而染上“热病”的村民赔礼道歉。但丁辉一直拒绝道歉，于是，爷爷动员所有染病的村民搬进丁庄小学隔离开来，并自愿照料他们。可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替儿子丁辉赎罪。最终，爷爷在盛怒之下结果了丁辉的性命，作者借此向读者暗示恶终究战胜不了善。在小说结尾处爷爷做了一个梦，向读者展示了若干希望的亮色：

爷看见平原上一马平川的泥地里有个女人手持柳枝去泥里沾一沾，举起柳枝甩一甩。她一甩，地上就有了好多泥人儿。又一沾，再一甩，地上又有成百上千的泥人儿。不停地沾，不停地甩，一片一片的泥人儿蹦蹦和跳跳，多得和雨地里的水泡一模样，爷就看见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平原了。

一个新的世界在他眼前蹦蹦跳跳了。

旧的世界死寂之后，一个刚刚创造的新世界出现了，新创造的人在爷爷眼前蹦蹦跳跳着，而爷爷正是正义力量的代表。小说的这个结局无疑能带给读者某种希望，从而减弱了整部作品的沉重和阴暗。

结语：作为自我审查策略的叙事

阎连科本人在一次访谈中即表示，“我认为在这部小说中，自己更多的不是写人体的艾滋病，而写的是人心中的艾滋病”。这三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即叙述的都是村人出卖自己的皮肤或血或身体，使它们的文本可以互相参照。《丁庄梦》中的艾滋病和《受活》中的残疾与其说用作道德评判的标记，不如说用作病态社会的隐喻，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因急功近利、争权夺利而迷失，而《日光流年》中的癌症则是暗示人们生存绝境的隐喻。现代中国成功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实现了现代化，似乎已经摆脱了“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然而，阎连科小说通过辛辣讽刺道德败坏到了病态程度的当代中国社会，试图告诉读者物质至上现代化的不当做法驱使人们自我毁灭，同时“病夫”的形象以另一种形式仍然困扰着这个民族。

然而，综合起来看，我们在这三部小说有关疾病与性别及性的叙述中能觉察到作者对社会悲观态度的改变，尤其在作品的结局。我们先考察每部作品中的男女关系。最早出版的《日光流年》描绘了一种非常绝望的男女关系。上文已指出司马蓝和蓝四十的爱情以悲剧收场：这不仅体现在两人最后的死亡，还反映在蓝四十成为了牺牲品，因为她对司马蓝的真爱被反复利用。为了满足公社主任的性欲，她牺牲了自己的童贞；为了满足司马蓝的权力欲和长寿的渴望，她又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和健康。最后，当她发现自己染上了性病，就选择了自杀了之。蓝四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她的悲剧一生留给读者深深的失望和痛心。借用台湾学者林秀蓉的说法，蓝四十的身体成了“性被动身体”，尽管在做出牺牲时她的身份不是一个妻子。

相比之下，《受活》讲述的柳鹰雀抛弃茅枝的女儿菊梅的故事就不那么悲惨了。柳鹰雀在当上县长之前爱上了菊梅，而菊梅是受活庄少见的“圆全人”。柳鹰雀离开受活庄后，菊梅为他一口气生了四个侏儒女儿(小说中叫做“儒妮儿”)，但他却没有回村来娶她。17年后，柳县长为他那宏伟的计划筹集资金，回到了受活庄，他的四个女儿也参加了他组建的双槐县残人绝术团，但他却并不想认女儿和她们的母亲。因此，菊梅这位弃妇先是成了林秀蓉所谓的“作为母亲的生殖身体”，后来又成了“被遗忘的身体”。然而，这个始乱终弃的男女情事的结局是柳鹰雀自残双腿，在受活落了户。我们不知道他身体上的“不完整”会不会使他与菊梅和他们的女儿们最终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但至少这个故事不像司马蓝和蓝四十凄美的爱情故事那样毫无希望。

《丁庄梦》讲述的丁亮和玲玲在死神降临前真心相爱则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由于两人都结了婚，他们在临时用作隔离区的丁庄小学做男女之事无疑是通奸行为，但正是他们各自的配偶冷漠无情的态度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不仅身患绝症，在患病后还遭受另一半的冷眼和排斥，因而是同病相怜之人。他们真心珍惜在一起的短暂时光，并最终为对方而死。可以说，他们道德不端的污点被他们的真爱抹去了。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他们终于领到了结婚证书，宣告了两人非法同居关系的终止，这显示了作者对二人关系的同情。此外，当丁亮因为发病高烧不退，玲玲用井水浇淋自己的身体，然后抱着丁亮帮他降温，最后被高烧烧死。此举实际上是把她那原先用于实施性和道德不端行为的身体转化成了传达真爱的工具。

由上不难看出，在疾病三部曲的写作中，作者对男女之情的书写不仅越来越仁慈，而且故事结局也变得越来越正面、积极。从作品解读的视角看，《日光流年》用隐喻的手法讲述了三姓村人为“增寿”做出的种种努力，也可以被视为作者为医治病态社会开出的药方，但这个社会得的是绝症，因此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救赎是不可能的。到了《受活》，作者在小说结尾写到柳鹰雀故意自残，身体不再“圆全”，但他的“政治疯”病却被治好了，从而给小说抹上了若干希望的亮色。然而，身有残疾在受活庄并不是一件坏事，尤其是因为在小说最后一篇“絮言”中作者为这个世外桃源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画面。在疾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丁庄梦》中，作者写到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爷爷眼前蹦蹦跳跳着，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就在人们眼前。

阎连科写作态度的改变显然是一种用渐进的方式写作他的疾病三部曲的巧妙策略，同时也很可能是他的一种自我审查的做法，也即作家本人“对外部审查压力和做法的内在化处理”。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推测如今的阎连科不再那么悲观，而是把中国看作一个有药可救的病夫，这多少有点鼓舞人心。另一方面，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我们认为阎连科对社会的悲观立场的改变也反映在他的疾病三部曲中女性主体性的逐步增强，这同样是令人鼓舞的：《日光流年》中的蓝四十是一个纯粹牺牲的受害者，《受活》中的菊梅则自愿成为一个履行她女性身体的生育功能的母亲，而《丁庄梦》中的玲玲却主动选择爱人，大胆追求真爱，此外，在小说结尾处，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由女娲这个古代传说中的女神创造了出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5BYY03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域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及其运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YJA740032)的阶段性成果〕

【译者简介】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Shelley Wing Chan(陈颖)，美国俄亥俄州威腾堡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中国语言与文化教授。

译自Shelley W.Chan，“Narrating Cancer，Disabilities，and AIDS：Yan Lianke’s Trilogy of Disease，”Howard Y.F.Choy(蔡元丰)(ed.)，Discourses of Disease：Writing Illness，the Mind and Body in Modern China(《当代中国疾病话语：书写疾病、心智与身体》)，Leiden：Brill，2016，pp.177-199.译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