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

诗歌精神的重建

张桃洲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网络及各种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诗歌创作受到了很大冲击，诗歌面临的处境发生了很大改变，引起了不少写诗者和读诗者的担忧，因为他们感到当前诗歌创作丧失了应有的精神，以至诗歌难以对公众产生影响，发挥引领时代潮流的效力。因此，他们呼唤新的诗歌精神的到来。

这种对诗歌精神的呼唤，令人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那场讨论可以说轰轰烈烈的，声势非常浩大，其反响也十分强烈，很多学者参与其中。不过，后来不少人觉得那次讨论是一场错位的讨论，因为究竟何为人文精神、究竟要不要人文精神，各自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人们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说话。也就是说，人文精神讨论的价值和成果并不是那么一致地合乎人们的期待或想象。倘若可以做一个类比，那么今天讨论诗歌精神，需要明确的几点是：究竟何为诗歌精神？如何理解当前社会语境下的诗歌精神？如果有某种得到公认的诗歌精神，它包含哪些层面？

的确，近年来诗歌创作陷入了一种涣散的状态，如同一些人指出的，诗歌里庸常的东西增多了，日常琐屑的语言占据诗歌的主要位置，诗歌好像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少了介入现实的能力。这就有点类似当初人们呼唤人文精神时所说的：人文精神衰落了！果真如此的话，呼唤诗歌精神的动因是让人能够理解的。所有这些发生在诗歌里的变化、现象，确实构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变成了：诗歌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应该如何面对当下，如何处理、书写现实？不过，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进行思考时，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人们常说，1980年代是一个抒情的年代、1990年代是一个叙事的年代。进入1990年代以后，人们忽然发现：他熟知的那种充满激情、理想主义的诗歌不存在了，诗歌似乎一下子陷入到了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然而，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到了1990年代，那种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的诗歌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必然有效的？诗歌写作是否一定要延续1980年代那种昂扬的气概？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对于当前诗歌境况尤其如此。不难发现，进入1990年代之后，整个的社会环境、人们所置身的生存空间、需要应对的问题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所有这些带给诗人的经验，都发生了堪称剧烈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以对1980年代诗歌的追怀来批评或要求1990年代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对的，但很有可能会遮蔽1990年代诗歌的真正症结所在。

诚然，1990年代以后，人们认为的那种诗歌或者说所期待的一种诗歌精神好像是没有了，但实际的情形或许是，在1990年代，诗歌写作和诗歌精神转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写作成为对某种个人化的更加隐晦的经验的捕捉，或者它采取了一种不一样的与现实、与整个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变得更加隐蔽了、不易被人觉察。很大程度上，对诗歌精神的呼唤反映了1990年代直至当前诗歌变化所带给人们的焦虑和失落情绪。这与当年的人文精神讨论相类似，比如当时有一部分人就把人文精神理解为抵制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价值、理想、道德滑坡。可是，人文精神是否需要为某种理想、道义负责，或者说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道德滑坡之间是否构成必然的联系，则是需要重新检讨的。对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同样如此，说1990年代诗歌必须对当前诗歌的边缘化、诗歌状况的混乱或困境负责，似乎有点错位。一个年代的诗歌有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的确，我们要重新建构诗歌的精神，但是不是应该站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语境变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特别要充分考虑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面整个诗歌写作所出现的迁移。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议题中，有一个讨论热烈的话题——“底层经验”与诗歌写作。仔细思之，其实有必要对人们极力鼓噪的“底层写作”持审慎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底层写作”同诗歌精神一样，会很容易滑向一种“道德诉求”。所谓“底层写作”，是一种典型的凭借某种道德优势来掩盖文学自身问题的做法。实际上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文学或者诗歌，在与时代、现实以及各种具体的问题或命题打交道、发生关联的时候，是以一种特殊的语词方式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种现实的道德的方式。我们在谈到诗歌精神时，也应该避免谈这样的话题滑向道德这样一个层面。

如前所述，1980年代的诗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氛围，是充满激情理想主义的，在1980年代的语境里诗歌精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它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它本身就在那里，随处可见、非常显眼，不用刻意提及；而到了1990年代，这个我们可以把握的东西好像不见了，散掉了，隐蔽起来了。事实上它确实是隐藏起来了，至于它究竟是散掉了还是变成了别的东西，就应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不同语境来看待。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的诗歌精神，不能用1980年代的诗歌精神来衡量1990年代乃至当下的诗歌；如果1990年代乃至今天的确需要一种诗歌精神，那么1990年代直至当前的诗歌精神这一问题其实变成了：在1990年代及当前，诗歌写作如何是有效的？

谈论1990年代及当前的诗歌，或者说在今后仍然要倡导一种诗歌精神，就应该更多地着眼于诗歌本身的一些问题。也就是，1990年代后诗歌怎样把诗歌精神体现为一种诗歌内部的钻探。事实上有相当一批诗人正在进行这种钻矿一样的诗歌探索，包括1960年代出生的一批诗人及1970年代出生的部分诗人。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诗歌的内部领地，各自在潜心地探询一些真正的诗歌与时代进行对话的方式，通过诗歌创作参与同现实各种事件的对话，而不仅仅通过一些外部的命题来呈现诗歌对现实的关注。1980年代以来诗歌承担了很多外在于诗歌自身的东西，包括它所获得的巨大声誉和非常隆重的英雄般感觉。从根本上说，诗歌应该是一个时代非常内在的支撑力量（也许这种说法还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它的方式也许并非大众化的。

每一个时代有其自身的诗歌精神。在新诗诞生之前，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表达了一种对民族诗歌的呼唤，他的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雪莱等“恶魔”（浪漫主义）诗人，其间就包含了某种诗歌精神，显示了文化启蒙者对诗歌效力的一种期待。在1920年代，通过阅读白采的长诗《羸疾者》，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该诗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羸疾者”，患有多种身心的疾病，但他在诗人笔下又是以一种尼采式的英雄形象被塑造或期许的。这个“羸疾者”身上肩负了很多悲慨的、超越了某种尘世约束的情怀。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但这首诗提供了那个年代对英雄、对诗歌的英雄主义的想象。这种英雄主义，也许就是那个年代的诗歌精神。在这一时期，李金发、刘梦苇等都表现出对病态的关注，他们不大重视塑造正面的诗歌形象，对文化等主题是以一种柔弱的、病态的方式写出来的。可见，诗歌精神这个词的涵义，在不同的年代是变化的。

而到了1930年代，一些诗人充任了寻梦者的角色，诗歌的语言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相当纯熟的境界，获得了某种自主表达的能力，但从总体来看似乎是诗歌形式建设的努力更多一些，包括卞之琳在内的很多诗人开始自觉于此。卞之琳的每首诗都很整饬，不过也蕴含了十分充沛的现代性质素。那个年代的诗人在探索语言的同时也探索时空之于人的意义。卞之琳、何其芳等都在诗里处理过“相对”、“小大之辨”等问题，比如卞之琳《距离的组织》里的“盆舟”，何其芳的《画梦录》中的一篇“白莲教某”。那也许显示了他们的诗歌精神。

至于1940年代以后，诗歌的某种精神显现得格外突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是七月派（特别是阿垅），他们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而这一时期，闻一多表现出他美学趣味上的变化，他的早期诗里包含的道德感曾经被人们忽略了，因为它们和闻一多诗歌中的形式秩序是一致的，内在于他的诗歌里面；1940年代以后他似乎要求把诗歌中这种和谐、优雅的东西抛弃掉，而更加看重那种野性的力量，所以极为推崇艾青、田间等诗人。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穆旦，他也十分看重艾青诗歌的“健美的糅合”，穆旦的“新的抒情”主张里蕴含着属于1940年代的诗歌精神。

进入1980年代，一种久违的诗歌精神得到彰显。在精神气质和诗艺上最能传承艾青、穆旦、阿垅诗歌的诗人当是昌耀。昌耀的诗里包含着某些矛盾的东西：它们既在“地域”之内，又溢出了一般地域框架的拘囿，人们认为他是一位西部诗人，但实际上他不是。他的诗歌显出雄伟、悲壮的外部特征，这似乎与他本人的性格极不相称；他力图在诗里表现出某种超越的意识和强烈的现代感，但他的诗学观念打上厚厚的伦理道德的烙印，骨子里非常古典。他的诗歌常常因受难的痛楚、无名的焦灼等体验，而显出高峻、悲怆却又节制的美感特征。在营构语词的力度及其衍生的强烈节奏感方面，与昌耀有颇多相似之处的诗人是多多。在他诗歌的语词内部，滋生着一种相互对峙、相互冲击的趋向，这正是他的诗歌保持原生力量的源泉。

在1980年代的诗人中，骆一禾的价值需要重新认定。他对汉语诗歌特别是当代新诗的一些构想被忽略了，他的诗歌写作同1980年代那种整体的激情主义理想主义氛围有关，但他的某些对于诗歌的理解也许恰好契合我们所期待的一种诗歌精神，比如他的诗里强烈的生命感受、始终充满活力的诗艺探求，都显示了某种逾越1980年代诗歌框架的努力。骆一禾的诗歌理想并不简单，可惜他那些抱负没有被1980年代的诗歌所认同。骆一禾的诗学构想和文化洞见中，有一个“大黄昏”的理念隐含其间，如今重读他的那首《黄昏》，里面囊括了许多独特的东西。骆一禾的阔大气象显示了对诗歌的一种终极期待，但他没有把它外在化，而是在诗歌里面试图包容而不是把它压碎、用它填充诗歌，而是以诗歌自身包容这些东西——文化的、历史的东西。他的很多思索也在里面，他提出的“修远”这个词，也被1990年代的一些诗人（如西渡）引为诗歌精神的内涵。这个词里涵纳的是一种担当，有一种回到屈原那样诗人的高贵形象；但也可以说是对诗歌本身那种繁复的、复杂的技艺的追寻。

在今天，很多关于诗歌的讨论被引向外部。然而，关于诗歌精神的探讨应该“是内在于诗歌的”，而非仅仅是外在于诗歌的一种姿态，更不能变成一种空洞的口号。在当下，诗歌精神何为？我们也许应始终谨记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提示：“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诗歌的纠正》）。他还说：“诗歌与其说是一条小溪，不如说是一道门槛，让你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这堪称对诗歌本性的精到理解，无疑会启发我们重建汉语诗歌的精神。

[责任编辑：王可田]

张桃洲，1971年生于湖北天门，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毕业，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等论著多部，获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