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瑜

缅怀李国涛先生

赵 瑜

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还是20多岁的文学青年，自己的创作没有方向，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都写过，到底适合写什么，该发掘哪种潜力，路往哪里走，心里没数，有些茫然。其时，我在晋东南一个文学刊物《热流》1986年2月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内容是说山西南部交通堵塞的深层原因。文章虽然发表了，但我的这种写法行不行，心里没底。万万没有想到，素不相识的李国涛先生在当年3月6日的《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大块评论文章《高角度近距离扫描生活——评赵瑜〈中国的要害〉》。文中，他对纪实写作探索给予充分肯定，说这种写作山西不多，他很支持。这是上党盆地之外对我的文章的第一个评论，我受到很大的鼓励。接下来，4月份，《新华文摘》就全文转发了我这篇三四万字的《中国的要害》。我觉得转载和李老师的评论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李老师在评论文章中说：“我不会走眼，看不错的。”他轻易不使用激愤语句，但这篇评论中，他用了情绪激愤的排比句，直至今天，我仍然能背下来。他写道：“修公路搞建设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当然是重要的，不过文章没有写这些，而是着眼于种种人为的困难，着眼于官僚主义造成的困难。这是更为巨大的困难，它们比岩层，比地基，比原料等等困难要大得多，也使人愤慨得多，愤怒得多。”这篇评论使我非常感动。当时我不到30岁，是个文学青年，而李国涛先生已经是文学权威，且与我素不相识，他能评论、肯定一个小青年的文章，我的内心非常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