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粉英

沉默的反抗

——《所罗门之歌》中红丝绒玫瑰的女性叙事

马粉英

《所罗门之歌》是托妮·莫里森很重要的一部代表作，本文拟从文本中反复出现的红丝绒玫瑰意象与露丝母女命运和性格的隐喻关系以及所体现的女性叙事的角度来研读文本，挖掘红丝绒玫瑰意象的隐喻功能和它所体现的女性叙事功能。

《所罗门之歌》 红丝绒玫瑰 女性叙事

《所罗门之歌》是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第三部小说。小说发表至今，以其丰厚的意蕴、深邃的思想和独具魔幻色彩的艺术表现赢得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学界更多是从成长主题，身份策略，空间政治，神话原型，生态文学等角度来阐释《所罗门之歌》，也有研究者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但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了有着独特性格的派拉特身上，对于奶娃的母亲露丝、姐姐科林西安丝和莉娜鲜有提及。本文拟从文本中反复出现的红丝绒玫瑰与露丝母女的命运和性格的隐喻关系以及所体现的女性叙事这一个角度来研读文本，以期发现文本新的内涵。

一、红丝绒玫瑰的隐喻功能

在《所罗门之歌》中，红丝绒玫瑰花是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意象，它的每次出现都是和露丝以及科林西安丝、莉娜联系在一起的。莫里森匠心独用，让红丝绒玫瑰这个物的意象与露丝母女构成一种相互照应，这种颜色艳丽但是没有生命力的女红制品成为露丝母女物化命运的隐喻。

露丝母女在文本中的出场是伴随着散落的红丝绒玫瑰花瓣的。小说一开始写到保险公司代理人罗伯特·史密斯定于三点钟从慈善医院飞往苏必利尔湖对岸，他的这一举动吸引来了四五十人。史密斯先生的飞翔、露丝的生产以及红绒丝做的玫瑰花被莫里森置于同一时空中，渲染了一个可感的、意蕴丰富的时空场景。

已故医生的女儿（露丝）看到，史密斯先生，像他曾经许诺的那样，从圆顶后面迅速地出现了，他那对宽大的蓝色的丝质双翼，围绕着前胸向前弯曲着，这时她手中的大篮子落在了地上，里面的红绒丝做的玫瑰花瓣散落出来。风吹着这些花瓣向四周飞去，忽上忽下，落进一个个小小的雪堆中。她的两个半大的女儿在周围忙乱着，想抓住这些绒花瓣；而做母亲的却呻吟着，两手捧着肚子的下边。迎风乱飞的玫瑰花瓣吸引了人们极大的注意，但孕妇的呻吟倒无人理睬。大家都知道，小姑娘们花费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功夫去描、去剪、去缝这些值钱的丝绒，而且他们也知道，杰哈尔茨百货商店会很快拒收那些在地上弄脏了的绒花。

四处散落的丝绒玫瑰成为露丝和女儿生命的物化符号，她们的生命就像美丽的丝绒玫瑰花，虽外表绚烂，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时间堆积中，身体、情感日渐枯萎、凋谢，生命走向衰败，自我分裂成飞扬的碎片，随风飘散。随着小说的展开，红丝绒玫瑰花的意象似乎成了露丝母女的能指，和她们密密地纠缠在一起。同时，绒花瓣的飞舞中奶娃降生，新生命的诞生似乎又暗示了她们新生的可能。

露丝表面上是有名望的黑人医生福斯特的独生女，是有钱黑人戴德的妻子。衣着得体，举止优雅，生活体面，在生活中竭力维持着自己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趣。但实质上，“露丝不过是戴德二世以物挣物、以空间占有更多空间的物化实体”。戴德和她结婚并非是因为爱，而是因为露丝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与她关联的物质利益。甚至在与露丝的性爱关系中，麦肯所喜欢的也仅限于露丝身体的附属物。丈夫对她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爱抚，也没有任何情感和肉体的交流，她只是沦落为丈夫戴德欲望的一个物化对象，她和宽敞的房子、豪华的汽车一样，只是戴德家中豪华的摆设和可资炫耀的家产。在儿子奶娃眼中，母亲“不是一个做苦工的母性，她的头脑给压的没有棱角了，她的双肩给家务劳动和操心子女压垮了，整个人都让一个男人的重压弄得没有理性了。……他（奶娃）从来没把他母亲看作一个人，一个同赋予并干预他自己的生命完全分开的个体”（85）。母亲是无形无体的，沉默、无声、无力。她的存在对于丈夫和儿子仅仅是一种身份符号，主体被剥蚀成一个空洞的符号。

对于科林西安丝和莉娜来说，父亲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存在，高高在上，俯视一切。而在戴德的眼中，妻子和儿女就像他手中拥有的汽车、房产一样，是他炫耀和找到自我价值的资本，所以每逢星期天他会带着衣着整齐的家人坐上豪华的汽车以速度低于每小时20英里速度驶出黑人贫民区，驶入富有的白人区，正如莉娜所说：“他先拿我们显摆，然后又让我们现眼。我们整个生活就是这种样子：他让我们在奢华淫靡的大都市像贞女似地招摇过市，然后再在这种地方像对妓女那样羞辱我们。”（236）

在以戴德为代表的男权社会中，露丝和女儿是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意识的个体，她们或作为丈夫的附庸，或作为父亲身份的点缀，情感与生命都消耗、投射到针线的来回穿梭中。在这个意义上，丝绒玫瑰花就成为她们的象征和隐喻。丝绒玫瑰看起来鲜艳美丽，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是衰败的。露丝给已经长大的奶娃哺乳，去父亲的坟头，这一切是因为身体的禁默。丈夫拒绝和她的性生活，将她的生命推入了衰败之中，她虽生活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但表面的鲜艳难掩生命力的缺失，留给她的只是生命的枯萎，身体的凋零。

二、作为一种规训方式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在《所罗门之歌》中，红丝绒玫瑰的制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规训方式。莫里森在访谈中曾这样说道：“过去，美国的黑人妇女大多数并不是关在家里，而是下地干活的，而且，一垅干到头，不能落在男人后面，因为当时对劳动力的压迫非常残酷，不分男女，没有什么‘你对付不了这袋东西，你砍不了这棵树，你骑不了这头骡’之类的话，因为女人首先是劳动力，要紧的是干活。”

在《所罗门之歌》中，露丝母女虽然也是黑人女性，但是她们与生活在下层的黑人女性不同，作为中产阶级女性，从经济上来说，她们不用为了生计去“下地干活”。其次，露丝从小受白人文化浸染，尤其是她父亲对白人文化的认同对她的巨大影响，使她极力趋同白人中产阶级的家庭模式和理念。露丝和女儿不用抛头露面为生计奔波，但是却要维护中产阶级女性的优雅与体面，所以家庭成为她们唯一可选择的生存空间，而女红就成为她们消耗时间和精力的无可选择。

露丝和女儿们制作红丝绒玫瑰花，虽然小说中交代是要卖给杰哈尔茨百货商店的，但是作为有钱的戴德家来说，经济目的不应该是她们的首先目的，她们制作红丝绒玫瑰的经济层面的价值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这种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隐含着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空间占有，家庭成为一个与公共的政治和经济空间隔离的私密空间。制作红丝绒玫瑰将露丝和女儿们限定在家庭狭小的空间中，她们在重复的女红制作中耗费着她们的身体和欲望。正如莉娜对奶娃所说：“你知道，我一向喜欢花草。是我带头做绒花的，不是妈妈，也不是科林西安丝，是我。我喜欢干这个。可以让我保持……心情平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让收容所里的人们编篮子、织不值钱的毯子。让他们干活，他们才能安分守己。要是没活儿干，他们就可能会发现那些真正不对头的东西，并且会……干出什么事情，一些可怕的事情。”（233）

制作红丝绒玫瑰花作为露丝和女儿家庭内部的女性活动，将她们的身体固定在逼仄空间中，去描，去剪，去缝……一次次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种安静细致的动作使身体的运动是小幅度的，这本身构成了对身体的一种训练，在这种训练中，露丝和女儿变得节制、驯顺、柔弱，成为小女人。红丝绒玫瑰的缝制变成一种隐性的规训手段，驯顺了她们的身体，规训了她们的道德。

她们在封闭的空间中的缝制行为可以被视为是对太多时间和太多欲望的一种无目的的耗费，一方面是她们所处空间的逼仄，使时间的流逝分外缓慢，无法消磨的时间日日堆积；另一方面，全部的欲望在缝制中被压抑在身体深处，身体则被缝制行为所困，整个身体被局限于私人空间之内，无法释放的欲望渐渐累积，这种堆积的欲望又被缝制过程的不断重复所吞噬。于是，缝制丝绒玫瑰逐渐丧失了它的实用目和经济目的，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耗费，它在消耗丝绒，丝线等物质材料的同时消耗着她们的时间和欲望。“科林西安丝继续做着丝绒玫瑰，可是她憎恶这种消磨时间的愚蠢方式……”（217）于是，散漫不羁的欲望，丰富细腻的情感在这种安静细密的缝制过程中被逐渐耗尽。“她俩（莉娜和科林西安丝）正像一对大娃娃似的坐在堆满红色丝绒片的桌子跟前。她们在下午做绒玫瑰花。这些色彩鲜明但毫无生气的玫瑰花要在大篮子里放上几个月……”（16）在这层意义上，做红丝绒玫瑰本身就具有了性别意义，女性被限定在家庭的私人空间中,变为驯顺的身体，节制的身体，如影子般的身体。一方面这种缝制过程成为露丝和女儿们牢笼式生活的拘囿，同时也成为她们规避男性世界的独占空间。

缝制红丝绒玫瑰的过程对身体的拘囿和情感的耗费随之也成为对女性身体规训的一种道德规范。围观史密斯飞翔的人认为“也许手持花篮的小女孩（科林西安丝和莉娜）就是他（神父）的两名贞女（virgins）。”（12）曼素恩在《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艺术的注释中提到，“在基督教传统上贞洁与纺织品之间的联系，注意到‘处女’（spinster）一词就反映了贞洁与‘勤奋的献身于纺织和刺绣’之间的关系。在基督教中，全身心投入到纺织劳动的人甚至可以要求延缓婚事”。琳娜和科林西安丝在缝制红丝绒玫瑰花的隔绝生活中一直未婚，到四十多岁还都保持着贞洁。露丝自从在派拉特的药物的帮助下和丈夫生下奶娃后几十年一直过着无性的婚姻生活。女工的制作成功规训了露丝和女儿的身体，死寂的身体成为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

三、女性的另一种言说方式

艾丽斯·沃克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针对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需要一间自己屋子的说法，分析了黑人女性的状况。她认为，在当时的美国，法律不仅剥夺了黑人妇女的人身自由，而且剥夺了她们读书写字的权利，于是黑人妇女的创造力只有发挥于侍弄花园，做饭、缝纫、唱歌等民间艺术活动乃至日常活动之中。沃克认为黑人女子通过运用废弃的零碎破布编织、缝纫被子这种方式，保持了黑人妇女创造力的“火花”。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姐妹的选择》一书中指出，对于沃克而言，纳被和缝被“不仅成了黑人妇女美学传统的代表,而且成为她以谅解和关爱为核心的妇女主义文学或者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模特”。

由此观之，缝纫、裁剪等女红还可以成为女性表达自我的另一种方式。在《所罗门之歌》中，露丝母女在一起缝制红丝绒玫瑰的过程中，一针一线的牵引将她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情感彼此共享、交流，于是构成了生活中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在不断的一起缝制中，他们建立起“姐妹情谊”。

“为我们的姐妹——……

为所有我们共同拥有的

为所有我们共同经历的

为永远的紧密无间。”

贝尔·胡克斯的这段祝福语概括了姐妹情谊的内涵：共同的经历使黑人女性团结在一起，不管是作为姐妹、母女、还是朋友，她们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同情，共享生存的权利。这种友爱对个体心灵成长有很重要的帮助，通过情感的建立和交流，形成一种彼此互信互爱的关系。在共同的缝制中她们相互言说，从而走出沉默，逐渐走向反抗。“对于那些深闺中的女性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女红行为本身——这个过程是她们的‘寂静之声’，以听不见的方式传达了所有潜在的声音……这样，女红逐渐成为女性私人空间中一种独特的私语形式。”一丝一线的缝制缠绕就像她们的思绪，呢呢喃喃中泄露了她们的心理、欲望和感情。丝绒玫瑰的制作既是对她们个体内心隐秘的象征性书写,也是他们三个作为一个群体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方式。通过这种女性独有的书写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对丈夫、父亲所代表的男性霸权的颠覆。

科林西安丝有一天早晨一睁眼，“发现自己已经是四十二岁了，还在一天到晚做做玫瑰花瓣，简直沮丧到了极点，终于打定主意逃出这个家”。决定逃离父亲的家去谋职是她走出狭窄的家庭私语空间的第一步。而她和下层黑人波特的恋情是第二步，也是反抗最彻底的一大步。但两人地位和家庭的巨大差别使她在迈出这一步时显得犹豫而痛苦。波特告诉她“我不想要一个玩具娃娃（doll baby），我需要一个女人，一个成年女人，一个不害怕他爹的女人……”（214）当波特把她送到他父亲的家时，她浑身颤抖，站在台阶上僵住了。她转过身朝波特停车的街道跑去。“刚才，她刚刚迈步踏上通往门廊的台阶时，他看到了就在一个橡木圆桌上堆着的红丝绒片片前，自己由成熟的醇香变得腐烂霉坏”（215），她意识到如果放弃了波特，她的生命就会像那些丝绒玫瑰花瓣一样枯萎凋谢、进而霉烂。于是她放下自尊，使劲敲打波特的车门，在这个过程中，她脑子里浮现的是母亲、莉娜以及四散飘落的红丝绒玫瑰花，她开始意识到红丝绒玫瑰和死亡的关系。是继续选择做生命凋零的玩具娃娃，还是逃离，寻求新生？她几乎是疯狂地敲着一个铁路车场临时工的汽车门窗，“但她宁肯一直这么敲下去来逃避那些红丝绒。”（216）

一直埋头做丝绒玫瑰的莉娜在文本中很少有她的声音，她和奶娃有一次谈话，谈话结束时她如此说：“我不再做玫瑰花了，而你也在这房子里撒过最后一次尿了。……现在，滚出我的房间吧。”（236）这次谈话莉娜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自己的认知，更表达了和母亲、姐姐的“姐妹情谊”，对以奶娃为代表的男权思想予以无情的嘲讽。她决定不再做丝绒玫瑰，在某种程度上是她试图走出私语的逼仄空间的隐喻和象征。

露丝在听说哈格尔在半年之内曾经试图杀死儿子时，非常痛苦。焦虑、狂躁的她在厨房不小心一脚踢上了水池下面的小橱门，因为橱门的锁坏了，所以“橱门哼哼唧唧地一声哀鸣，又悄悄弹开了。露丝瞧了一眼，又一脚把门踢上，橱门又哼了一声，马上又开了。‘我让你关上，’她悄声说。‘关上’。门还是开着。‘关上，听见没有？关上。关上。关上。’她已经在尖叫了”（148）。厨房、家庭、闺阁是安置女性身体，压抑女性身体的演绎场景，女性身体和内在心灵形成了厨房、闺阁、家庭中的在场主体，于是演绎出无穷无尽的压抑主题和歇斯底里话语。在内囿的狭小空间的局限中，家庭是女人的世界，类似软禁的生活中特别容易引起歇斯底里。女权主义者认为，歇斯底里是女性对男权社会压迫所做出的一种反应。

露丝和女儿在缝制丝绒玫瑰过程的沉默其实戏剧性地加强了后来她们异乎寻常、近乎歇斯底里的效果。科林西安丝不顾一切、近乎疯狂地趴在波特汽车上歇斯底里的敲打，莉娜对奶娃“滚出我房间吧”的掷地有声，露丝近乎歇斯底里的尖叫逸出了她们行为的常规，于是，有声与无声、尖叫与沉默，在此形成巨大张力，让我们看到了她们走出拘囿空间、发现自我，寻求自我，追求自我认同的可能性，这也许是她们新生的希望。

在《所罗门之歌》中，露丝和女儿不是莫里森浓墨重彩刻画的对象，甚至可以说，她们是作为奶娃成长之途的陪衬而出现的。但是，作者并没有忘记对她们命运的关照与反思，她以反复出现的红丝绒玫瑰喻指了母女三人，于是，红丝绒玫瑰在文本中实现了三重叙事功能：既是露丝母女命运的隐喻，也是一种规训她们的方式，更是她们借以言说自己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言说，让被遮蔽的女性走到历史的前台，发出自己的声音。

注解【Notes】

①本文为甘肃省高校教师项目：“身体视角下的托尼·莫里森小说研究”（2014B-024）和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项目阶段性成果（SKQNYB12001）。

②Morrison, Toni.

Song of Solomon

. New York: Knopf, 1995.引文翻译参照了胡允恒译《所罗门之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赵莉华：《空间政治：托尼·莫里森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41页。

[3]裴善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访谈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393页。

[4]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5]Elaine Showalter.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91, p.146.

[6][美]贝尔·胡克斯：《从边缘到中心：女权主义理论》，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7]宋晓萍：《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Title: A Silent Resistance — Female Narrative through Red Velvet Roses in Song of Solomon

Author: Ma Fenying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ong of Solomon

is one of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s written by Toni Morrison. Based on the novel,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text of the novel and explore the metaphorical function of red velvet roses' image and female narrative embodied in the text, by studying the metaph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of red velvet roses that appears constantly in the novel and the fate and the character of Ruth and her daughter.

Song of Solomon

Red Velvet Roses Female Narrative

马粉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