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

——中国新诗选读之一（1916～1949）

周良沛

新诗的革命诞生，已届百年；本书为此的敬庆，愿它如一杯晨光荡于樽中的美酒。

历史长河，百年一瞬，艰难竭蹶，一路风景；“诗界革命”的大旗，当年，诗人黄遵宪（1848～1905），包括其时的文化精英梁启超（1873～1929）、夏曾佑（1865～1924）、康有为（1858～1927）、谭嗣同（1865～1898）早于清末振臂高举。他们催生新诗的一腔令人十分钦敬之热情，终被当朝扼杀于他们政冶改良的襁褓；直到“五四”升腾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气温，才为新诗的诞生备下摇篮。

其间，胡适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五的十四卷一期，刊发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九首以口语“白话”所写的“白话诗”，文学家园，才迎来一位揭开盖头露面的新娘。

在此，不能漏记此一诗实：那就是郭沫若一九五九年五月于《文学知识·答青年问》所说的“我写新诗比胡适等人要早”的一事。也就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他写的《我的作诗的经过》曾道：他写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夏秋之交，不知是何原因，报刊始终未予刊用，直到诗集《女神》一九二一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它编入其中才得以面市的《Venus》。它是百年新诗的一则传奇。它确比胡适的“白话诗”写得早。为此，作品按写作年月为序时，是郭沫若在前，但为“五四”文学革命强音的新诗，首先还是要讲当年构成其时为这一运动的号召力、影响力的“白话诗”，以及此中的头面人物的胡适。

这“白话诗”不是一般诗的外在形式之变化的实践，是“白话”于胡适所言的“科举制度延长了已死的古文足足两千年的寿命”之后，是以“白话”促诗的平民化、大众化所革命的“白话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