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琴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话剧的“诗化”

王佳琴

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中都存在着戏剧的“诗化”现象，但如果由此而认定现代话剧是一种民族化的表现则不够精准全面。郭沫若和田汉早期的话剧创作均表明，由于现代文学语言的变革，现代话剧的诗化孕生了古典诗化戏剧所没有的内涵。同时，早期诗化话剧在超越初期白话的贫乏、提升白话语言品质和戏剧的文学地位方面做出了历史贡献，但由此带来的“诗大于剧”的问题要求剧作家进一步自我否定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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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戏曲与诗歌之间的关系可谓紧密，无论从起源、文体理论，还是从文本形态、创作主体等方面都可有明显的交融和互渗。如果按照一般的文体渗透原则，即高位文体可以向低位文体渗透，他们之间的情形应该是：“曲欲其俗，诗欲其雅，词则介乎二者之间；诗语可以入词，词语可以入曲，而词语不可入诗，曲语不可入词。”作为高位文体的诗可以向低位的戏曲渗透。如学者所言：“中国古典戏剧从它的母体——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古典戏剧的外部形态考察，还是从它的内在精神细究，或者从它的表演形式探讨，诗歌都无处不在。”因此，古典戏曲某种意义上是诗化的，有人甚至称为“剧诗”。中国现代话剧源自对西方话剧的模仿和学习，主要是散文化的戏剧形态。但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些作家的剧作具有“诗化”的品格，如田汉、郭沫若、曹禺等人的一些话剧，我们也会对他们的作品用“诗化”进行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