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青

口唤

朱子青

1

爷爷从医院回来后，父亲张罗着又念了一回讨白（临终忏悔仪式），还是无常（离世）不下，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无常了。前两次也这样，父亲通知亲友，请来了阿訇，大家聚在一起给爷爷念完讨白，爷爷眼睛里却有了光气。

爷爷九十多岁的高龄了，无常起来竟这么艰难，他痛苦，我们做儿孙的看着更痛苦。在我们这一带，大多老人活不到爷爷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到了，说无常噌地一下就无常了，感觉轻松得很。

晚上，我与弟弟还有几个亲戚守在隔壁房间里，心都悬着。我倒希望爷爷尽快无常下，作为一个胃癌晚期的病人，疼痛是难以忍受的。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我听到父亲在隔壁轻声地唤我：“舍目都，你过来一下！”

我哎了一声，立即跳下了炕，趿上鞋就跑了过去。房子里灯光幽暗，靠西墙的方桌上有一樽铜香炉，升腾着一柱香烟。爷爷躺在炕中间，父亲和肃州寺里的马乃阿訇守在他的两旁。我走近前去，灯光下，爷爷双眼紧闭，脸色苍白，一双干枯的手经脉突出，自然地贴着侧身放在被外。我心里一惊，莫非爷爷已经无常了，仔细一看，发现被子下他的腹部还在轻微地起伏着。

“把书架柜子里那个小皮包包拿过来！”

父亲眼圈发红，嘴唇上起了泡，神态疲倦之极，他已经连续守了三个晚上。我走了过去，书架靠着东墙，上面满满当当地是各类典籍，有好几个版本的经书，还有《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白话易经》《道德经》《三字经》《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最多的还是一些经文书籍，红色的硬纸封皮烫了金字。我弯下腰打开书柜门，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小黑皮包，皮包上还搁着爷爷的老花眼镜盒，褐色的，小小的像两扇长长的贝壳，这让我想起爷爷常常戴着眼镜专注地做学问的样子。我将皮包取了出来，双手递给父亲，父亲小心地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了几张汇款单，看了看，挑选了其中一张，然后递给我：

“按这个地址去找一下你这个姨奶奶，给你爷爷要一个好口唤（请求别人的宽恕,原谅）！”父亲一边说，一边指着汇款单。“现在走可能还能赶上火车，快些个。”

款单上写着：甘肃省XX县兴旺镇马家村，马文贵转张桂芳收。汇款金额是一千元，汇款日期是去年三月十八日。

我先是一怔，转眼就明白了些。看来爷爷之所以无常不下，是在等待一个口唤，刚才爷爷清醒过来后一定对父亲说了些什么。

对我们回民而言，口唤不是小事情。

我们小时候，小伙伴们吵了架，常常说：“我对你没口唤！”一听这样说，自己就有些害怕，就要千方百计地讨好人家，求得宽恕和谅解。爷爷讲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个贤人，赶了好长的路，又渴又饿。他来到一条河边，意外发现了一颗桃子，捡起来便吃。吃了一半时，意识到这桃子是别人的，心想，没有别人的口唤就吃了，这与偷盗有什么两样？于是，他顺着河流一直向上找，找到了一个桃园，便向桃园的主人要口唤。桃园主人认为他不是一般的人，于是故意刁难他：“要我的口唤容易，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贤人说：“只要你给口唤，什么样的条件我都能答应。”桃园主人说：“我有一女儿，又瞎又聋，一条腿残疾，我要你娶她为妻！”这人听后就答应了。后举行婚礼时，竟发现桃园主人的女儿耳聪目明，四肢健全，生得十分漂亮……

2

事不宜迟，我望了一眼爷爷，悄然退了出来。

立秋后一天比一天凉了，我站在院中央，身上有些发冷，迷蒙的夜空里，星光暗淡。妻子给我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了些吃的。一时，大家闻讯出来送我，临出门时，父亲也追了出来，给我的口袋里塞了一沓钱：“该舍撒的要舍撒！”

夜幕下的城市灯火灿烂，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肃州寺邦克楼顶上的新月，长长的巷子里，仿佛是爷爷的身影在踽踽独行。去火车站的路上，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如果不是病痛，我多么希望爷爷永远地活着，他是我们一家的荣耀，是我们一家的精神支柱。爷爷病后，有那么多人来看望，连医院的走廊都堵住了，有些人是从几十公里以外赶来的，有些人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有些手脚不太灵便的人也艰难地赶来了。这些人里头，有的经名爷爷给起的，有的受过爷爷的资助，有的爷爷给他们调解过纠纷……他们都管爷爷叫马太爷。平时，谁家干尔麦里（本意指各种功修和善行，特指为纪念伊斯兰教先贤、哲人和某些苏菲门宦教主的主要宗教仪式），娃娃割礼，年轻人的婚礼，老人的葬礼，除了请寺里的阿訇，都要来把爷爷请上去。这不仅是因为爷爷年龄长，在教门上学问大，最主要的是爷爷为人和善，喜欢舍撒，结下了很好的人缘。

在检查出胃癌之前，我只知道爷爷患有严重的耳鸣。

多年来，我们一心想给爷爷治好耳鸣病，托亲戚朋友四处寻医问药，多次送他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皆没有好的结果。随着年岁的增长，爷爷的耳鸣病是越发的严重了。除了尔德（节日）外，只要他在房子里彻夜诵读古兰经，我们就明白，爷爷的耳鸣病又发作了，他想依靠这种方式抑制因耳鸣而造成的内心烦躁。每每这时候，我们一家人连家里的猫呀狗都小心翼翼，生怕惹爷爷生气。我无法体验耳鸣的痛苦，但想起爷爷发病时坐卧不宁，茶饭不进，不停诵读《古兰经》的情形来，就替爷爷感到无端的难过。可有什么办法呢，病痛这东西别人是替代不了的。

听父亲说，爷爷过去时打过仗，耳鸣就是那时候枪炮的声响闹下的。我不太相信。小时候，我们常在院子里玩打仗的游戏，总会遭到爷爷的制止。爷爷并不斥骂我们，而是将我叫到跟前，摸摸我的脑勺，让我伸出手来，郑重地在我手心里头写下一个字，我不知道爷爷在我的手心里到底写了什么字，我将那字握在手里，像中了什么魔法，或者得到了什么启示，心领神会地就不再在院子里吵闹了。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我们在电视上看一个战争片，声音开得大大的，觉得特过瘾。没想到爷爷进来了，冷着脸，我从没有见过他这么严肃：“舍目都，不要看这些东西，战争都是伊比劣斯（魔鬼）……”

前年，我请假陪母亲去北京看病，一路上，我们母子俩拉拉杂杂地说了些闲话。母亲告诉我，爷爷是甘肃平凉人，十五岁时被马步芳的部队抓了壮丁，跟着马步芳的队伍打红军。马步芳的队伍任意糟蹋女红军，爷爷看不下去，趁一次饮马时偷偷地逃跑了，后来在青海一处拱北（伊斯兰先贤陵墓）落脚出了家。解放后，爷爷还了俗，文革开始后不久，爷爷带着你爸逃荒要饭跑到了新疆兵团……

“爷爷参加过马步芳的队伍？！”

这让我大为吃惊，现在对我们家而言，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虽不大看历史，也多多少少听说过马步芳的暴行。

母亲说，爷爷在兵团能吃苦，肯干，加上又识字，会算账，很快就立稳了脚跟。他先是当了连队的会计，再后来当了团场的领导，带领农工修水库，盖房子，修渠……获得了好多的荣誉证书和奖状。“人人都说你爷爷教门好，那是下了苦功夫的。那时候，虽然兵团生活又苦又忙，但爷爷还千方百计利用晚上时间研习教门，念起经来倒核桃一样，没人比得上。”

记得爷爷是一九八五年退的休，那年我们搬到了市里，有了一个新家。那几年爷爷老往内地跑，说是寻亲，实际上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后来，不知怎地在XX县找到了个亲戚，就是这个叫张桂芳的姨奶奶，后来爷爷再也没回过口内，只是逢年过节给她寄些钱。

想到这，我突然明白，父亲让我去找这位姨奶奶是有他的想法，因为我是警察，经常到内地办案子。我这一去，也许能搞清好多事情，比如这个姓张的姨奶奶与爷爷到底是啥关系，爷爷为什么临终前非要她的口唤等等。

3

赶到火车站时已经凌晨四点了，天还黑蒙蒙的，远处的城市灯火若隐若显。好在买了一张硬座票。五点半，我登上了从乌鲁木齐过来的T176次列车。

过道里都睡满了人，连一块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从三号车厢硬是挤到十号车厢，其间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手，那人噢了一声，缩了一下手，眼睛都没睁继续睡。

“没票！”值班员打了个呵欠对我说，“到酒泉后再看吧！”

等再次挤回自己的座位时，外面的天已亮了。

我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像个高中生，留着个剪发头，瘦瘦的肩，细细的手腕，脸上有几颗米粒大的雀斑，一脸的疲倦，呆呆地望着窗外。顺着她的目光望出去，外面的世界甚是萧瑟，混沌的天空下，远处的山丘与戈壁一片灰褐，了无生机。近处的杨树柳树，枝条儿在风中不停地颤栗着，摆动着，一片一片的黄叶从树上零星地下落着。

“小姑娘，你坐的位子是我的啊！”

女孩回过头漠然地望了我一眼，然后对身边的中年男人说：“大叔，你让一下行不？”

中年男人是无座票，见状有些不太情愿地让开了，我顺势就坐下了：“到酒泉我去补票，我先坐一会啊！”我对着那中年男人歉意地笑了一下。等我再次注意身边这个小姑娘时，发现她的眼神中有一抹与她年龄不符的忧郁，她抱着胳膊，好像是有些冷。

我不知道爷爷怎样了，内心里还是焦急。等天完全大亮后，给弟弟发了条短信：

“爷爷情况如何？”

过了一会儿，弟弟回了短信：“刚醒了过来，要水喝，没喝一口又昏迷过去了！”

这让我揪心，我真恨不得长了翅膀飞过去。

又过了大约一小时，弟弟发来了短信：“爷爷又醒了，呼吸很困难，想说什么，说不出，打了一针杜冷丁！”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默默地祈求，希望爷爷能等我回去。

嘉峪关和酒泉站，我仍没有补上卧铺车票，想想再过九个小时就到了，便打消了补票的念头。

中午三点一刻，到了临泽车站，突然想起了一部叫《惊沙》的电影，说的是西路军同马步芳队伍血战临泽的故事，而我要找的这个姨奶奶恰好与电影里的女主角同名，也叫张桂芳，这让我心头突然一动。我望望窗外，火车不紧不慢地走着，愈发使我心急如焚。无奈，我便拿出手机上网，想了解一下这一段历史。

断断续续地看了几个小时，感觉头昏脑胀。过道里不时有人经过，打牌的吵闹声，小孩的哭声，以及沿路卖小玩艺的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这一切都让我心烦意乱。我的眼前不时地出现爷爷的影子，爷爷是一个坚强的人，有一段时间，他腰腿疼得厉害，做礼拜跪不下来，可还是硬往下跪，疼得浑身发抖，让我们这些跟在他后面礼拜的人看了心疼。

车继续向前哐当哐当，我竟靠在椅子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学生模样的女孩要出去上厕所，她轻轻地拍醒了我。她走在过道里，艰难地往出挤，显得吃力而尴尬。她的确太瘦弱了，似乎营养不良，那样子只要轻轻一挤，就会将他的肋骨挤断，这让我多少有些担心。待我收回目光时，注意到对面的座位上换了人，一男一女，男的大约有四十岁，白帽子，红脸膛，瘦高个，皮肤粗糙，手骨结粗大，上身是一件蓝色的中山装。女的显年轻，搭着紫色的盖头，淡淡的胭脂和口红，高高的鼻梁，胸前肉乎乎的，眼神举止是一个干练的女人。

我随口问了他们一句：“去哪儿？老乡。”

那男的见我问，胀红着脸不知如何回答。女见状马上笑着接过话头：“回兰州。”说完，轻轻地用胳膊肘捣了一下那男的，示意不要说话，接着就别过脸去望窗外，这引起了我的警觉。

4

行至金昌的时候，我又发短信询问，弟弟回短信说爷爷还昏迷着，呼吸平稳了。

我们都后悔耽误了爷爷的病，以前总认为他就是耳鸣病，没有想到爷爷会得胃癌。有一段时间爷爷呕吐得厉害，吐了血我们都不知道。后来爷爷晕了过去，才送他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我们，已经到晚期了，消化道都出血了。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要向我们隐瞒病情。有好多次，我随爷爷在黑夜中做礼拜，爷爷叩头下去，往往泣不成声，他不停地念叨着一些先贤圣人的名讳，不停地祈求原谅。那时我们都为爷爷的虔诚所动，并不太了解爷爷心中的隐藏的痛苦。

不知不觉我又一次睡着了，噩构中惊醒，看到身边的小女孩伏在茶台上正睡得香，联想梦中的女孩，发现她们有些相像。对面的座位上那个女的不见了，又换了一个男的，矮个，大胡子，一双眼睛里闪烁着幽暗的寒光，像一个杀手。

这时，天黑了下来，外面影影绰绰地可以看到远处的灯火，以及公路上的汽车灯光，仿佛茫茫大海上迷途的小船，在拼力地挣扎着。再有一个小时，车就到兰州了。

明天就可以见到这个姨奶奶了，我想象不出这个姨奶奶的样子，我们家谁也没见过，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想想就算比爷爷年龄小，也是八十多岁九十岁的人了。希望爷爷能挺到明天，明天一要到口唤我立即打电话给父亲，可能的话让这位姨奶奶跟爷爷通个电话，我相信她一定会给爷爷一个好口唤的。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情稍稍轻松了点。

正想着，车上突然开始查票，三个乘警和一个列车员，我注意到他们查票的情形，有些是象征性地看一下，有的竟让把行李也打开了，我明白查票是假，而真正的目的是在追查什么逃犯或走私物品，看来他们已经掌握了线索，或者抓捕了同伙。

对面的那个高个男人见状有些紧张，他的腿明显的有些发抖，不安地在座位上轻微地扭动着，矮个男人见状站了起来，用手按了按高个男人的肩，示意他不要紧张，而身边的这个女学生仍然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

我递上了自己的警官证，年纪大的那个老警察对我笑了一下，接着又查了身边的这个女孩的，以及对面那两个男人的车票：

“身份证！”

高个男人的摸了一会，将身份证递了上去。

“马有布？兴旺镇人？”

“是的，是的。”

“马宏伟？二六镇？”

“是的。”

我一听到是二六镇，心里头倒吸了一口凉气，直觉告诉我，对面的两个人有可能是毒贩，而这个高个子男人估计是第一次干这事，不然不会这样紧张。

办案的过程中，我曾看过一些资料，资料上说二六镇曾是中国最大的毒品走私案品集散地之一，甘肃与新疆、宁夏、内蒙三个自治区及陕西、四川、青海三省接界，并与蒙古国接壤。从阿拉伯“金新月”毒品产地往中国东部地区的毒品贸易路线，从印度经过西藏的部分毒品，从云南及“金三角”经欧亚大陆桥的毒品都经过甘肃。

“哪个是你们的行李？”年纪较大的警察问。

矮个男子指了指行李架上的两个布包，一个蛇皮袋子。

两个警察相互看了一眼，其中年轻的警察取下了他们的包，翻了起来。我仔细看了看，布包里不过是几件旧衣服，蛇皮袋子里有十几双新皮鞋，看样子是贩卖皮鞋的。没有查出什么，两位警察就过去了。叫马有布的男人放松了下来。不一会儿，那女的回来了，叫马宏伟的矮个男人同她换了座位就走了。

“检查啥呢？”女人问。

“看了下身份证和车票，没啥！”叫马有布的男人回答道。

多年的刑侦工作，使我潜意识地认为，这三个人神情上确实有些异样。因为我要去兴旺镇，于是我便向他打听：

“你们知道兴旺镇马家村吗？”

马有布刚想接话，没想那女的抢先回答：“不知道！”

我见状，就笑了笑。

很快，火车就要进兰州站了，车窗外高楼大厦林立，五彩斑斓的霓虹灯，辉煌而迷人。好多人已急急地起身准备下车，对面座位上的那个女人半小时前就出去了，只剩下这个叫马有布的男人，他红着脸，不敢正眼看我，大约是没有如实如答我的问话而有些不好意思。身边的这个小姑娘让我帮她从行李架上取下了皮箱，她对我说了句谢谢，淡淡地给了我一个笑。虽说长得不算漂亮，那笑起来还是很单纯很迷人的，她提着行李硬是挤到另外一个车厢去了。

我没多想，心里头一直牵挂着爷爷的事，见剩下这个叫马有布的高个老实男人，又一次问他：

“我去兴旺镇马家村找人，不知路好不好走？”

“到兴旺镇好走的很，到了镇上雇个电蹦子或摩托车，一阵阵就到马家村了。”

“谢谢你啊！”

“不用谢。”他有些腼腆。

“收拾下车吧。”我说。

车一停稳，大家陆续下车，我与这个叫马有布的高个男人排在了后面，他扛着那袋皮鞋。我们一前一后往出走。刚一下车，前面查票的那个年轻警察抓住了马有布的胳膊：“你留一下！”

这个叫马有布的高个男人见状，突然面露惊恐之色，拼力挣脱了年轻警察的手，撒腿就跑，连肩上的皮鞋袋子也不要了。年轻警察一边在后面捡拾装皮鞋的袋子，一边大喊：抓住他！我见状不由分说，三步五步就追上了，一伸腿将他绊倒，接着扑上去用膝盖抵住了他的后背，顺势将他的胳膊拧了过来。很快，又有两名警察赶到了，迅速地将他铐了起来：

“你们为啥抓我，我犯啥法了！”

“走，到所里再说。”

“另外几个呢？”年轻的警察问。

“都抓住了，一起还有个女学生！”

年纪大的警察向我说：“谢谢！谢谢你的配合啊！”

“不客气，都同行嘛，是毒贩吗？”我问。

“是的，一伙五个，毒品全在这些新皮鞋的鞋底里头！”年纪大的警察对我说。

“放了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叫马有布的男人喊叫着。

人群先是一阵慌乱，一下子围上来好多人。年纪大的警察说：“散了，散了吧，快都走！”

这个叫马有布的男人歪斜着白帽子，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下，然后佝着腰被押走了。

5

我在汽车南站附近的快捷酒店住下，给手机充上了电。吃过饭，弟弟打来了电话，说爷爷醒来后闹腾了一会儿，看样疼痛之极。后来像是出现了幻觉，伸手一直往半空中抓，眼睛睁得大大的，而且胡言乱语：不要，不要啊，我不能，我不能啊！……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父亲一个劲地念经，爷爷听着经声，情绪渐渐地平复了下来，感觉是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阴沉得厉害，一阵一阵的秋风，让城市的大街小巷显得乱纷纷的，到处是树叶。我坐上了去XX县的车，到XX县后又坐了到兴旺镇的车，十一点时赶到了兴旺镇，后又打了一个摩托车往马家村赶。

一路上，农田，村舍，远山，近树，到处一片萧瑟。到达马家村时，远远地感到村庄一派冷清，村头不远东南方向，有一座丢弃的砖瓦窑，周围散落着一些砖坯子和烂砖块。村子西头有一大片坟园，一堆一堆的坟头让整个庄子显得死寂而肃穆。村口有一排白杨树，矮矮的，树干上到处是干枯的眼睛，有些树已经僵死，落光了叶子，但枝丫还刺在半空中。在村口，碰上了一个拉着架子车的男人，架子车上拉着包谷秆，后面跟着一个女人，将脸用头巾包得严严实实的，两个人满身的土。我问马文贵家怎么走，那女人抬手向右指了一下。我从右边的巷子穿了进去，巷子里静悄悄的，连一声狗叫都没有，一排排的房子，有些倒了院墙，有几家还塌了房子，大多人家都紧锁着门，墙上长了老高的草，让人心惊。

找到马文贵的家门时，有一个老人正蹲在大门口晒太阳，看样子年龄在七十岁左右，高个头，长胡须，黑脸膛，白帽子已经很旧了，但洗得倒很干净。到了门口，我下了摩托车，他表情疑惑惑地站了起来。

“安赛俩目尔来坤，我找马文贵。”

“尔来坤赛俩目，我，就是我啊！”

“对不起，我是从新疆来的，我爷爷叫马青山。”

“胡大呀，知道哩么，马太爷。快快，进屋里说话。”他将我让进了屋，我让开摩托车的人等我一会，就随马文贵老人进屋了。好大的院子，只有六间瓦房，上房的地留了出来开辟成了一块菜地，里面种了些辣子西红柿，枝叶都已经枯了，上面还吊着几个半红不红的辣子和西红柿。菜地边上有一个麦草垛，垛下有几只鸡在刨食吃。老人将我让进了东房。马文贵老人让我坐了下来，又去隔壁的厨房里去提热水壶，要给我泡茶。

“不要忙了，我说几句话我就得走。”

“不急，不急。那么远的路上来了，等会我给咱做饭。”

“家里就你一个人？”

“娃娃们都外出打工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我姨奶奶呢？”

“唉，半个月前无常了。”他指了指桌上的遗像，“受了一辈子的罪啊！”我吃了一惊，回头看到靠山墙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的老人搭着白色的盖头，眉头右侧靠鼻根处有一颗长长的瘊子，一袭灰衣，并着手脚坐在凳子上。

“这可怎么办！”我有些着急。

“到底什么事情？”老人见我有些着急。

“我爷爷要无常了，叫我来取姨奶奶一个口唤。”

“马老太爷是好人，这些年若不是他接济，我们的日子不知咋过呢？前前后后给我们汇了不少的钱，我们谢还来不及呢!”

“到底是怎么个亲戚关系啊？”我只好开门见山地问了。

“其实，我妈不认识马太爷，但马太爷说认识我妈。三十多年前，镇上的一个领导陪着马太爷，找到了我妈。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也是镇上的领导来慰问，他们带了些糕点之类的营养品，临走时还给我妈五十块钱。”他给我泡好了茶，继续说。“后来，镇上的那位领导又来过一次，他私下给我说，姓马的那个人原来是马步芳的兵……”

“我听我父亲说过，我爷爷给马步芳当过兵。”我回了一句。

“我妈是女红军，这事还是镇上的领导给我说的，起先谁都不敢承认，后来落实了政策。当初西路军被马步芳打惨了，民政上的领导说，我妈被俘后，分给了土匪……”

他示意让我喝茶。

“马太爷不让我告诉我妈他寄钱的事，有几回我问我妈，认不认识一人叫马青山的人，我妈说不认识。我爸也是马步芳的兵，给马步芳喂马的，年纪要比我妈大三十岁，我是他俩收养的，我爸过世时我才五岁……”

“家里其他的人呢？”

“老伴五年前就无常了，两个女儿早出嫁了，孙子都有了。儿子有布最小，今年三十九了，好不容易娶了媳妇，没想前些年跟人跑了，到现了还没找见呢。”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儿子他一直在外打零工，最近她表妹带他做生意去了，也不知是啥生意，我老了也管不住了。”

……

我一时心乱如麻，也无心再听他絮叨，想到爷爷的口唤，不知该怎么办，对于一个已经无常了的人，如何能讨得口唤呢？

“要不，我们去给老人上个坟吧！”我心想就算是她无常了，也得去她坟上走一遭，做一个好都哇（祈祷），请求老人原谅爷爷。

老人说：“我妈虽是贵州人，但这么多年一直按回族的习俗生活着。到晚年心态平静得很，也常给后辈讲红军的故事，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有啥不能原谅的呢。”

我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一边说一边起身往出走。

刚一出门，远远地看到一辆警车慢慢地向大门口驶来，车体上写着两个字“缉毒”。

这时，我突然想起老人的儿子，便问：“你儿子叫马有布？”

老人一脸迷茫，停下脚步，定定地望着警车，忘记了回答我。

责任编辑 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