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

新诗叙事的诗意生成及其诗学反思

杨四平

“新诗叙事”不是该不该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产生现代的中国的诗意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新诗叙事所提供的历史形象与现实影像的语境中，从它与新诗抒情、新诗议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境、“秘境”和事境，来思考其自由与限度的问题，进而从宏观上构建新诗叙事理论，看看它们最终能否回应新诗发展的现实提问，并给未来新诗发展提供诗学动力。

新诗叙事 现代诗意 自由与限制

一

唯“情”是瞻，唯“情”是从，抒情独大，制造了诗歌抒情的神话，遮蔽了叙事性诗歌与诗歌叙事性的真相。许多诗歌是叙事的，与之对应的是，许多叙事是诗歌的。叙事与诗歌处于胶着状态。一直以来，有一种冥顽不化的诗歌观念：把诗等同于抒情诗。其实，在诗歌与抒情诗之间毫不犹豫地画上等号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诗歌发展的历史事实。在西方诗歌史上，以19世纪为界，之前的大部分诗歌并不是抒情诗，而是叙事诗或话语诗。而这里所说的叙事诗并非人们记忆中的狭义的叙事诗，而是广义的叙事诗。美国诗歌叙事学家布赖恩·麦克黑尔认为，叙事诗包括史诗、前期浪漫主义诗歌、民谣、“文学改编”（传记叙事诗和小说体诗歌）、抒情诗、十四行诗、自由体诗等。叙事诗的范畴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几乎无所不包。据此，布赖恩·麦克黑尔说：“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学叙事都是诗歌叙事”。所谓“话语诗”是指“散文体的、论辩体的、说教体的、艺术体的”诗歌，即那种不是发生在故事层面而发生在话语层面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