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演进、科学内涵、时代价值*

2017-11-13徐建飞

克拉玛依学刊 2017年2期

关键词：政党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

徐建飞张锋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演进、科学内涵、时代价值

徐建飞张锋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全面从严治党”经历了从“治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演进过程；“全面从严治党”有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全面”是其核心，“从严”是其关键，“治党”是其本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提高政党认同，“全面从严治党”增强政党权威，“全面从严治党”塑造政党形象。

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演进；科学内涵；时代价值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

：徐建飞，张锋.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演进、科学内涵、时代价值[J].克拉玛依学刊，2017（2）10-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理论制高点，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丰富了治国理政的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布局排阵。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会议的重要议题，部署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制定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从根本上推进党的建设。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与治理，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对党的建设和治理提出不同的要求。党的建设与治理经历了由“治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演变。

1.建党到改革开放前：“治党”在中国的实践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注重党的建设与党的治理能力，指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并把党的建设作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还运用整风运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组织、作风上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虽然过程中也存在偏激的行为，但是党的建设整体上平稳推进。

2.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前夕：“治党”向“从严治党”转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问题。198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这是“从严治党”初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第一次把“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此后，“从严治党”便频繁出现在党的文献报告中，如1989年12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在各方面从严治党，为全面提高党的战斗力而斗争”。1990年12月，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具体要求“要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把“从严治党”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总纲中规定：“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这标志着“从严治党”以党的根本法规形式成为党的建设和治理的根本准则。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明确指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强调从严治党在执政党建设中的有效落实和全面展开。之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对新时期“从严治党”的要求作了详细部署，强调：“从严治党，必须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中”。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阐明了“从严治党”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历史意义与作用。

3.党的十八大后：“从严治党”向“全面从严治党”提升

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大风险”，“从严治党”比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严峻。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013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绝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十八大后，徐才厚、苏荣、周永康、令计划等“特大老虎”相继落马，足以表明中共中央重拳反腐、从严治党的决心。为加强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从2013年6月开始，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化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着重强调“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八点要求”。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省调研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在“从严治党”前面加上“全面”两字，将“从严治党”首次提升到“全面从严”的战略高度。

从民主革命时期的整风运动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建设上积极探索新思路，逐步形成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以开展群众实践教育活动的新形式，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加快党内法规制度的完善，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

1.“全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国内外新环境、新变化、新挑战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在“从严治党”的基础上简单加上“全面”两字，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借鉴了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既弘扬优良传统，又依据不断发展的世情、国情、党情做出的新部署，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的探索。

“全面从严治党”涵盖了党的建设的“五位一体”，即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组织上，强调干部选拔与任用要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为党选好人、用好人、塑好人，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作风上，要深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格遵守“八项规定”，摒弃“四风”陋习，谨记笃行“三严三实”，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制度上，完善党内法规，即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党内制度建设，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反腐倡廉上，加快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反腐倡廉走上常态化、法治化的轨道，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使命。“五位一体”的“全面从严治党”展示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智慧和治党方略，彰显了党中央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2.“从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全面，还凸显在力度上的空前。“全面从严治党”并非只停留在口号、理论等表面的形式主义上，而是要将“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严要求、严标准地认真贯彻执行下去。古有“刑不上大夫，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说的是在封建社会刑律对“大夫”一类的高官或贵族是不适用的。受封建传统官本位思想的误导，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存在“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以强硬的政治手腕，一举打破了进入中央权力中心就意味着进入反腐败的“保护区”的错误禁锢。“打虎无禁区”，反腐任何人没有特权，反腐败不受任何指标、名额限制，成了十八大以后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生动写照。不管身居何地、身处何位，只要越过了党纪国法的红线，进入腐败的“雷区”，就必然会受到严惩。以“从严”的坚决态度和决心，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处，让政治生态“山清水秀”。党的十八大以来，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被查人数达150多人，尤其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职位更在政协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些副国级、正国级的“大老虎”身居高位、掌管要职，却无视党纪国法，背离党性修养，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私底下结成“小山头”“小团伙”，乱搞政治阴谋，最终难逃法律的严惩，沦为阶下之囚。党的十八后，查处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牢固筑起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铜墙铁壁，标志着中国反腐进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违法必惩”的新常态模式。

3.“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保障，也是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核心力的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针对党员队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习近平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把“全面从严治党”集中在“治病”上，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果说“建党”是执政党夺取政权、执掌政权的前提的话，那么“治党”则是指执政党在政治权力运行过程中，党组织、党员队伍中出现的与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不相符合的风气时，就必须要认真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将“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及时“治病救人”，否则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价值

1.“全面从严治党”提高政党认同

政党认同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支持与拥护的情感表达和心理反应，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依据，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范畴。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最早运用于美国选举研究，由美国学者奥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提出。他指出：“政党认同是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就是民众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是民众的一种非理性行为。”由此看来，政党认同是公民在执政党执政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情感、心理、意识、思想上的非理性归属感，具体表现为对政党的领袖形象、政党组织结构、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价值理念、政党方针政策、政党执政方式、政党政治绩效等方面的肯定，以及急切想成为政党成员的渴望。它是政治认同的一种表现形态，也是检验民众政治认同的考量指标与重要反映。

政党认同可以自觉将分散的社会成员团结和集中到执政党统一领导下的政治参与中，是凝聚社会力量、提升政党地位的政治动力、激发社会成员政治热情、加强政党归属、参与政治生活的思想保障。“一个政党如果不能获取政党认同，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没有政党认同、广大人民群众游离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外，与政党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政治目标、政治思想处于隔离状态，自然无法调动人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赢得人民对政党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反映和诉求表达，是中国共产党面对腐败呈高发态势、执政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具体情况下展示自身建设的宣示。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权力适时地将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党认同的基础从物质利益满足转移到了思想政治意识的认同层面上，并通过对“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主体的规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章，使得“从严治党”不仅仅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是将其真正落到实处，“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表达治党的勇气和魄力。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无论是执政党之外的广大社会民众，还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党员，都会与党组织保持统一，自觉地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社会活动的指南和规范行为的准则，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同。

2.“全面从严治党”增强政党权威

“权威”就是人类活动主体对某一组织拥有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对于政党来说，树立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是巩固执政基础、强化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任何一个执政党，如果失去政治权威，那么其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就会受到质疑，由此也会引发社会政治的动乱，威胁政局的稳定。因此，执政党在政党运行过程中都会积极获得人民对政党意志(意识形态)的服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构建合理的价值体系，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满足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其道路选择、目标设定、行动指南、政策制定、纲领实施都与人民的经济关系以及受经济关系影响的其他社会关系一致，赢得了广泛的民众资源，树立了政党权威。当前，我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作为一种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环境的转换对其社会机构、利益关系、政党地位产生不小的冲击。社会转型对政党权威的挑战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变革中、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较为普遍的难题。“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都难以逃脱合法性危机的困扰。”因此，当前，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重塑政党权威显得尤为重要。

“权威是一种被视为合法的权力系统或社会控制”，它“既区别于依靠武力的压服，又区别于运用论争的说服”。但政党权威在这种合法性的范围内，民众的服从分为主动性的认同和被动性的服从。前者是对政党在执政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意识形态以及执政理念、方式、作风等一系列体系的认同而自觉地服从；后者则是受限于政党强大的政治权力的压制，在政党运行过程中民众被动服从。后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不会引发政治危机，执政党后续的制度跟进与完善从某种程度上也能修补权威的损耗；但是从长远来看，不自愿的强制服从会让民众失去对政党的信心与支持，甚而爆发政治动乱，结束执政党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获取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民主表达诉求开设的渠道，以及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对政党的认同。“当政治社会化过程造成社会政治成员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强烈认同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时，它对于现有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狠抓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扬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扬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拉近党群关系赢得人民对政党的信任和服从。2015年，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区市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7.3%的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77.1%的群众认为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正是在创新理论的过程中，逐步赢得民众支持、逐步树立和巩固起来的。

3.“全面从严治党”塑造政党形象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价值主体面对日趋多样化、复杂化、综合化的选择，个体与组织形象的展示与凸显显得尤为重要。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立足、赢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就必须要提升政党形象。政党的形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指党自身的实践活动，即党通过什么样的活动与人民群众取得什么样的联系。二是指人民群众的认识活动，即人民群众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性质和层面上对党的存在及其活动有所认识，从而与党有了内在的联系”。近些年来，个别地方、部门在“从严治党”上有所松懈，在金钱、名利、女色的诱惑下，忘记宗旨，背离党性，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进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自己的领导岗位上，不作为、瞎作为、乱作为、胡作为，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这种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廉洁清正、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光辉形象。

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加强党的建设、重塑政党形象的有力之举。“全面从严治党”可以树立一个“遵纪守法”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进而加深人民对政党的信任，保证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有效运行，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和权利。“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塑造“为民、务实、清廉”的政党形象。“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国共产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党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想人民之所想、解人民之所难、排人民之所忧，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办真事，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血肉联系，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亲民、爱民、恤民、重民的政党形象。

[1]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2）[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2.

[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0]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Angus Campbell，The American，New York:John Willev&Sons.1960．

[1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