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景丰

中国散文诗百年回眸

田景丰

散文诗起源于法国，“五四”时期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百年的发展，散文诗这个舶来的西方文体，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群落中一个成熟的文学形式，在文学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竞放芬芳。回眸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历程，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个一直游离在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种，历经百年沧桑，没有被边缘化，也没有在散文和诗的温暖怀抱中消融，而是特立独行，在与中国文学的融合中成长成熟，并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特有的发展优势。

纵观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当代，都凸显出一个特点，那便是在散文诗创作繁荣的时期，都有人举旗引领、有人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形成了接力式的推动，使散文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代。

一，早期文学大家们的散文诗译介和鲁迅的创作引领

散文诗入境中国恰逢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就文学而言，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革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意识到，要跳出旧体诗词的窠臼，需要找到“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把“诗的散文化”与“诗的白话化”统一起来，才能跳出旧诗词的范围，实现“诗体的大解放”（以上为胡适语）。于是西方散文诗的入境，正好为“诗的散文化”提供了范本，受到了文学大师们的青睐，迅速掀起了一个翻译推介外国散文诗的热潮。

外国散文诗译作的出现，最早是刊载于1915年7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号的，由刘半农翻译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诗，总题为《杜谨纳夫之名著》；还有刊载于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由陈独秀翻译的泰戈尔散文诗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总题为《赞歌》。但是，由于刘半农是以文言文翻译并列在小说栏中，陈独秀的翻译也对原作做了改写，所以影响不大。直到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刊发了刘半农翻译的印度作家的作品《我行雪中》，而且，译者在其导言中明确指出“这是一首结构精密的散文诗”，才使“散文诗”一词首现于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刘半农还翻译了泰戈尔的《邮差》《著作资格》和屠格涅夫的《狗》《访员》等散文诗作品。

周作人也对散文诗的译介赋予了极大的热情，1920以后，他翻译了包括波德莱尔在内的法国、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等欧洲诗人的散文诗作品。当时加入译介外国散文诗的还有郑振铎、郭沫若、矛盾、徐志摩、周作人、冰心、焦菊隐等一批文学大家。

刘半农是中国引进和译介散文诗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中国散文诗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1918年即开始了散文诗创作，曾先后发表了《车毯》《买罗卜人》《窗纸》等作品。

鲁迅是中国散文诗的奠基人和旗手，他于1919年便开始创作散文诗，于当年8月19日至9月19日，陆续在《国民公报》发表一组题为《自言自语》的散文诗，即《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尔》《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及《序》，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影响巨大的拓荒之作。1924年12月至1926年1月，鲁迅又先后在《语丝》上发表散文诗20余章，并于1927年7月亲自选编结集，定名《野草》，交给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后因为当局阻挠未能出版）。《野草》是鲁迅散文诗的代表作，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里程碑式的成果，代表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散文诗这个外来的文学品种已经在中国生根开花，并在与中国文学的融合中，开始了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文体成熟进程。

继鲁迅之后，另一位文学巨匠郭沫若1920年12月20日在《时事新报》发表《我的散文诗》一组，共四题。

从1918年至1927年，那些最初积极译介外国散文诗的文学大家们几乎都加入了散文诗的创作队伍。此外，许地山、王统照、沈尹默、朱自清、徐玉诺、于庚虞、巴人、高长虹、滕固等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富有成就的作家也加入了散文诗的开拓队伍，并出版了一批散文诗集，创造了中国散文诗10年的繁荣。

然而，进入三十年代后期，文学大家们引领散文诗创作的繁荣局面已经不再，中国散文诗的创作热潮骤然降温后落入低谷。这个时期指的是1927年至1949年。柯蓝在他的《中国散文诗创作概论》中说：“这个阶段共22年。是（中国散文诗）从昌盛走向低落，并在艰苦中坚持前进。”原因是“由于国无宁日，连年征战，社会混乱。当时的散文诗还没有解决如何迅速反映人们生活的大动荡、大变化的现实。”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有一批散文诗作家在坚持创作，其中包括我们悉知的郭风、彭燕郊等。正是这些作家的坚持，使中国散文诗没有中断。

二、“两笛”引领与新中国十七年的散文诗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化运动播撒的散文诗种子已经在新中国的土壤里扎根并开花结果，其间，不仅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依然笔耕不缀，而且一批三四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也自发地加入了散文诗的创作行列，这些人大多都成为了80年代中国散文诗运动的骨干和推动当代散文诗发展的接力者。

这一时期的散文诗正经历着与本土文学融合的中国化嬗变和挣脱被诗与散文边缘化的文体自立，是中国当代散文诗走向完全成熟的雨季、花季。1958年出版的柯蓝的《早霞短笛》和1959年出版的郭风的《叶笛集》（以下简称“两笛”），是这一时期散文诗创作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散文诗成熟的标志，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两笛”以其所展现的散文诗的艺术魅力影响了一代人。

蔡旭是一生专注于散文诗创作的著名作家，现任海南散文诗学会主席。他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在我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中，三分之二是跟散文诗联系在一起的，而我的启蒙老师，便是柯蓝的《早霞短笛》。”他说，他在复旦上大一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报纸上读到了一组柯蓝《早霞短笛》中的散文诗，便被散文诗这种优美的文体迷住了，“于是我几乎翻遍了那几年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把《早霞短笛》中的作品一章章、一组组地用笔抄写下来，在咀嚼、捉摸、模仿中开始散文诗创作。”至今，蔡旭已经出版了近30本散文诗作品集，是中国散文诗史上创作成果最丰厚的散文诗作家之一。

当今最活跃的散文诗创作组织者、散文诗作家温永东（箫风）也是从读郭风的《叶笛集》开始走上散文诗之路的。温永东曾在解放军报撰文说，“第一次接触郭风老师的散文诗，是我读初中时从同学手里借来的《叶笛集》。当时看了非常喜欢，感到它有一种很清新很独特的美。从那时起，我便喜欢上了散文诗这一文体。”于是，从此开始了散文诗创作。温永东原是军旅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现为湖州师范学院散文诗研究中心主任、湖州晚报散文诗专栏主编。他说：“是郭风老师的《叶笛集》把我引上了散文诗之路，并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两笛的影响还跨越了文类界别，受到广泛的关注。著名小说家肖复兴，在他2004年的一篇文章说，他1962年偶然得到一本《叶笛集》就爱不释手，竟珍藏了42年。他说：“在动荡的生涯中，许多书都丢失了，这本《叶笛集》却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北京，还有多次的搬家，竟然奇迹般地保留下来，一直存放在我的身边。”

正是在“两笛”的影响下，上世纪60年代的一批文学爱好者自觉地走向了散文诗，走进了散文诗这片美丽的文学沼泽地。他们的加盟不仅使得散文诗的发展没有中断，而且为新时期散文诗的崛起聚集了队伍，培育了骨干。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散文诗作品还有流沙河于1957年1月发表在《星星》创刊号的散文诗组《草木篇》，共五章。

流沙河本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1931年出生，1949年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和编辑，1956年参与创办《星星》诗刊，并在1957年元月的《星星》创刊号发表散文诗组章《草木篇》。这是一组咏物言志、以物喻人的作品，原本并无惊人之处，但一面世即受到关注。1月17日即被《四川日报》撰文批评，8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文章批判，使《草木篇》轰动一时，成为了闻名全国的“大毒草”。流沙河也因此被错划为“右派”，蒙冤20年。尽管这是一个与文种完全无关的政治事件，但它对于扩大散文诗影响，引发人们对散文诗这个文种的关注却是空前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关注的形成未免悲壮了些。

进入“文革”，整个文坛万马齐喑，散文诗自然也就悄然失声了。

三、新时期“南郭北柯”举旗与海梦接力的散文诗运动。

中国散文诗继新文化运动发展高潮之后又一个高潮的掀起，是20世纪80年代初，而且形成了接力式的持续发展，至今依然热力不减。这种现象被王幅明称为“散文诗运动”。

这次散文诗运动的特点是既有旗手的引领，也有组织的推动。首先举旗的依然是“两笛”的作者柯蓝和郭风。由于郭风是福建作家协会主席、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居于福州市，而柯蓝时任《红旗》杂志编审住在北京，于是被称为“南郭北柯”。

1981年，柯蓝、郭风联手主编出版《黎明散文诗丛》，以此集结散文诗作家队伍，1984年10月中国散文诗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柯蓝、郭风同时当选为会长。随后，福建、广东、四川、江苏、贵州、广西、黑龙江等省的散文诗分会也相继成立，（后来根据民政部要求，各省分会都改为本省散文诗学会）。

中国散文诗学会的成立，标志中国散文诗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启，从此，散文诗的创作和研究都将成为有组织的活动。

为推动散文诗创作，1987年1月，中国散文诗学会在广州创办了对开版的《散文诗报》，这是中国的第一份散文诗报。《散文诗报》除了常规性编发散文诗作品，还有计划地编发各省的散文诗专版，展示各省散文诗作家阵营，并凸现一批重要的代表作家。如内蒙古的许淇、山东的耿林莽、江西的李耕、江苏的丁芒、贵州的徐成淼，解放军部队的王宗仁、纪鹏等，这些作家都成为了各省区的领军人物。

中国散文诗学会和一些省级散文诗分会的成立后，都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举行年会、举办散文诗比赛、笔会、朗诵会、理论研讨会，创办学会会刊和内部散文诗报刊，出版散文诗丛书等方式推动散文诗的创作与研究，把散文诗的发展推向高潮，使散文诗这朵奇葩像烂漫的山花开遍了大江南北。其中最火热的，南部有广东、福建，北部有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中部有山西、河南，东部有山东、江苏、安徽，西部有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还有北京、上海等，可谓风生水起，气势蔚为壮观。

那一时期，散文诗虽然还没有公开发行的报刊，但国内和各省的文学期刊，特别是散文和诗歌期刊、省市级的报纸副刊都对发表散文诗作品赋予了极大的热情。例如广西文学的地市报几乎都与广西散文诗学会联合编发了散文诗专版，《广西日报》也编发过散文诗专栏。

那一时期的散文诗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进入90年代后，这场方兴未艾的散文诗运动却因为中国散文诗学会的疲惫、瘫痪而骤然降温，渐渐坠入低谷。尽管1989年成立的中外散文诗研究会（会长柯原），仍然没有停止对散文诗发展的推动，但散文诗低迷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是四川海梦的出现，再次把散文诗运动推向高潮，并逐渐形成了当今的繁荣局面。（当今散文诗的繁荣，是前所未有的。标志有三：其一、一批散文诗学术团体和高校散文诗研究机构的应运而生，成为推动散文诗发展的新动力；其二、各种版本的年度散文诗和大型散文诗选本的争相出版，使散文诗在文学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其三、微信为散文诗构建了跨越时空的网络平台，为散文诗发表和交流创造了非常便捷、非常及时的条件。）

海梦曾任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1986年即追随柯蓝在广州参与创办《散文诗报》。1988年散文诗报停刊后，他又跟随柯蓝到北京创办《中国散文诗报》，但该报由于未能获统一刊号而被迫停刊。1991年海梦返回成都，于1992年又开始创办《散文诗世界》杂志（开始是以书代刊）。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发行的16开版散文诗期刊（当年，邹岳汉在湖南益阳创办的《散文诗》也获得了国内统一刊号）。

《散文诗世界》创刊后，海梦以《散文诗世界》为桥梁，重新聚集全国散文诗作家，逐步实现了中国散文诗的大本营的西移入川。2006年，海梦与香港散文诗学会会长夏马联手，在成都成立中外散文诗学会，海梦当选会长。这是一个广泛联系国内外华文散文诗作家的学术团体，下辖7个分支，在大陆香港创建了15个散文诗创作基地，会员人数发展到8000多人。

中外散文诗学会成立至今，已先后组织了近40次大型活动，每一次都成为推动散文诗发展的巨大动力。其中，2007年中外散文诗学会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文艺报、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国散文诗90年系列评奖活动和编纂出版《中国散文诗90年》（上、下卷），是中国散文诗百年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式的壮举。本次散文诗百年庆典也是中外散文学会发起和牵头的，海梦是总策划和总指挥。

海梦自1986年以来，就全身心地投入散文诗事业，至今已经41年了。41年来，海梦始终不改初心，为散文诗的发展殚精竭虑、不计名利、百折不挠，特别是在《散文诗世界》初创时以书代刊的那些年，他倾其所有，惨淡经营，甚至连儿子的钱也拉来“赞助”，历时15年（后来，一位来自鲁迅故乡的青年散文诗作家宓月的加盟——她带来一笔据说是家人给的买嫁妆的钱），才破解了《世界散文诗》的艰难困境。经过这志同道合的一老一少的努力），才终于获得统一刊号，为当代散文诗世界撑起一片蓝天，树立了一面不到的旗帜。

41年来，海梦对中国散文诗的无私奉献，使他赢得了三代散文诗作家的认同与尊重，成为继柯蓝、郭风之后中国当代散文诗的又一个当之无愧的旗手。如果我们为中国散文诗的百年发展画一条接力线，那么应该是鲁迅——柯蓝——海梦。他们中间也不乏短距接力者和推动者，但里程碑式的接力者主要是这三个。

如今，海梦已是85岁的耄耋老人，但他依然雄心不减，志在千里。在今年6月的云南宾川笔会上，他兴奋地向大家公布了中国外散文诗学会明年将在菲律宾举行笔会的计划。要把从西方舶来的散文诗，经过中国化以后，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就是海梦之梦，也是中国散文诗之梦。我相信，下一个百年海梦之梦定能实现，中国散文诗这丛浴火重生的野草将化作绚丽的朝霞，涂抹在世界的天空。

2017年10月21日于柳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