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新民 杨庆祥

在现场，新伤痕，怎么办？

——杨庆祥访谈录

◎ 周新民 杨庆祥

周新民：

我注意到你的文学批评之路始于关于路遥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有较大的不同，返回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是最大的亮点。能谈谈研究路遥的初衷是什么吗？为何选择他作为切入点？

杨庆祥：

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被反复提起，我有时候都觉得有点奇怪。是因为我那篇《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流传”得比较广吗？当然，我前后写过四篇关于路遥的文章，对一个并不以单个作家研究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批评家来说，这个数量占比很高，以至于日本的一位学者加藤三由纪在一篇介绍我的文章中也认为我是一位路遥的研究专家。但我必须否认这一点，路遥当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我并没有觉得他已经重要到需要我付出全部的心智来对其进行研究。我在博士就读期间之所以选择路遥，是因为在当时我个人的语境中，路遥的作品给我了一些触动，我又是一个非常执着于自己经验和感受的人，我觉得应该将其表达出来，于是，才有了那几篇文章。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我在给本科生上课时，又讲到了路遥的《人生》，然后发现已经没有特别让我激动的地方了。阅读的不可重复性正在于此，也许过了很多年后我又会爱上路遥，谁知道呢，反正最近几年，我已经将他彻底忘记了，并自动将其移出了我的精神谱系。

我并没有觉得我切入路遥的角度和视野有多么的与众不同，学术上的创造力，如果在前人的基础上稍微别出心裁，已经非常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