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秀坤

锡山秦氏的学术渊源与学术交流

锡山秦氏奉北宋秦观为始祖，南宋淳祐年间，十二世孙惟桢迁于无锡富安乡胡埭，故锡山秦氏以瑞五公惟桢为始迁祖。

锡山秦氏以耕读传家，到秦旭时，家境始殷，声名初振，明朝时达到鼎盛。进入清朝，秦松龄、秦铽于顺治年间同举进士，秦蕙田、秦瀛续其后，嘉道以后，秦缃业位居高官，又以文名于世，在经学则有秦蕙田。于明清两朝，锡山秦氏多有名臣大儒文才之人，以科举、学术名世，实为东南巨族。

理学是秦氏学术的重要源头，主要受明末高攀龙的影响。锡山在清朝时隶属常州府无锡县，雍正二年（1724年），无锡析为金匮、无锡二县，东林书院隶属于金匮县，明末高攀龙、顾宪成等讲学其中，对地方学术有广泛影响。

秦镛从小受业于高攀龙，深习高攀龙的静坐说，本于忠宪而上接程朱，并讲学于东林书院，著有《易序图说》二卷、《参同阁文集》六卷等。崇祯丁丑中进士，为官有政绩，他和弟弟秦镆、秦（钅+弋）都以文学著称，秦镛不仅在仕途上继续加强秦氏成就，并且奠定了家族的理学根基。明亡以后，秦镛潜心研究学问，培养家族子弟，秦松岱和秦松期俱学于秦镛门下。秦松岱受到秦镛主静之学影响的同时，兼通阳明之学，曾向黄宗羲、恽日初请教。秦松岱讲学东林期间，李二曲来无锡，松岱曾聚集族人来淮海祠内听讲，可见秦氏族人对理学学习的重视。科举是秦氏兴衰的一大决定因素，因此，秦氏历来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对晚辈教育极为严格。家族子弟最初受业者往往是家族的经师，这就促进了家族内部治学方法和学术观念的代代相续。

东林书院毁于明末，后虽重建，但其盛已大不如前，但秦氏始终与东林保持密切的关联。秦松岱之后，秦震钧、秦赓彤都曾讲学东林，另外，从乾隆五年（1740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秦氏对东林书院的建设多有贡献：捐田供养书院、为书院增置学舍、修享堂、捐钱生息支给额外膏火等。

除东林书院以外，锡山秦氏还积极建设地方书院、学宫，如秦松期修葺道南书院，乾隆年间，秦兆雷主持重建锡邑学宫等。同时，秦氏子弟得益于书院，在书院中获得深厚的理学熏陶，参与学术交流，建立家族学术在地方上的威望。

进入清朝，秦氏家族学术出现新的走向。明末清初之际，秦氏族人多有归隐者，到松龄时，秦氏家族开始在新的政权中步入科举之途。秦松龄于顺治乙未登进士，开启了秦氏在清朝的新发展。秦松龄在治学上已经不同于家族前人，他治学并非只是精于静坐感悟：

修明史，里居二十余年，研精宋五子，笃志穷经，尤邃于诗，仿《黄氏日钞》之例，取欧、苏、王、李、程、吕、辅、严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时顾炎武之言互相参校，而以己意断之，不专主小序，亦不专主集传，偶有疑义，乃为疏解，亦不尽解全书，故称《毛诗日笺》（秦彬：《锡山秦氏文钞》，徐雁平、张剑编：“清代家集丛刊”，第54册）。

在学术取向上，秦松龄不专注于程朱理学对经的解释，而是兼采多家，并参考顾炎武的学术观点，出现了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变。大约与秦松龄同时的秦沅也开始转向考据，他参与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编写，对地理、名物进行考订。这种转向代表了对理学空疏学风的批判，但并不是对理学的彻底反叛，而是重新强调程朱理学的知识性，反对一味空言心性。这种转变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秦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家学根基的家族对学术的再思考。随着考据学的发展，秦氏也进入了江南学术共同体当中，秦蕙田代表了家族在共同体中的最高峰。

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秦道然子，秦松齡孙，以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第三人及第，授编修，累任会试同考官、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卒谥文恭。秦蕙田著有《五礼通考》。

秦氏家族向来以藏书闻名，《锡山秦氏文钞》中多有记载：

秦汴：拘一小楼名曰万卷，聚图籍其中，日事校雠。

秦保寅：家富藏书，喜宾客，萧山毛奇龄亡命时尝住其家，尽取其书读之。尤善慈溪姜宸英，与为唱和。

秦源宽：顾响泉先生称公雅意汲古，多藏书。

秦蕙田亦以藏书闻名，蒋汾功《五礼通考序》中提到：

予与秦氏世好，从父弱六出尊大父对岩先生之门，药师又与予同年友也。日往来寄畅园中，与其群从子弟游。素知其家多藏书，凡礼经疏义，外间绝少刊本，而庋贮缄题者数十笥。宗伯以绝人之姿，尽发而读之，早岁即洞其条理，综核纂注，汇为一编。

《文献家通考》中也记载了秦蕙田的藏书事迹。秦蕙田还建立了味经书屋，日事读书，丰富的图书资源为秦蕙田的学术钻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秦氏历代都重视家族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如清初秦枝桂整理的《秦氏金石录》六十卷，清末秦彬《锡山秦氏诗钞》，秦国璋、秦焕也多有辑录族人的著作。这些文献涵盖经、史、子、集，达656种之多，是秦氏代代积累的文化资源。秦氏家族子弟能够首先从家族藏书中打下坚实的文献和学识基础，而丰富的家族藏书和家族文献也构成了江南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入朝为官之前，秦蕙田便与同邑的顾栋高、吴鼎、吴鼐、蔡德晋等人建立了读经之会，“余少与蔡学正宸锡、吴水部大年、学士尊彝、龚布衣绳中为读经之会，人各治一经……每会以旬日，会则交相订正，不蓄疑也，互为录藏，无忘所能也”。秦蕙田于此会集同邑学人，半个月进行一次学术交流，自觉运用文献考订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持续了十多年时间。这个经历奠定了秦蕙田为学治经的取向。另外，秦蕙田与交流会的友人有感于“‘三礼自秦汉诸儒抱残守阙，注疏杂入谶纬，轇辑纷纭”，因此，他们“乃于礼经之文……先之以经文之互见错出足相印证者，继之以注疏诸儒之柢牾訾议者，又益以唐宋以来专门名家之考论发明者，每一字一义，辄集百氏而谛审之”，然后“问者、难者、辨者、答者，回旋反复，务期惬诸己，信诸人，而后乃笔之笺释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余年，而裒然渐有成秩矣”，形成了秦蕙田对礼学的最初积累。参与学术交流者基本来自无锡县内的世家大族，秦氏与顾氏、吴氏世代联姻，这个学术交流圈小范围地汇集了来自地缘、姻亲关系网络中的学人。这样的集会或结社在秦氏家族中并不罕见，从明代秦金建立碧山吟社开始，秦氏历代都有建立或者参与结社活动的传统，秦松龄晚年还与徐乾学等人建立了耆年九老会等。endprint

乾隆十年（1745年），秦蕙田升礼部右侍郎，奉命校阅礼书，后居本生父秦道然忧，“治丧在籍，杜门读礼，见昆山徐健庵先生通考，规模义例俱得朱子本意，惟吉嘉宾军四礼尚属缺如”，因此与吴尊彝“陈旧箧，置抄胥，发凡例，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类排辑，补所未及”。其后，秦蕙田再回到京城，仍任礼部侍郎，继续致力于《五礼通考》的编纂，这个时期也是秦蕙田学术交流最为旺盛的时期。当时参与编纂此书的都是乾嘉学术的精英，“先生撰《五礼通考》，博咨当时通儒，自方恪敏外，参校者有金匮吴氏鼎、德州卢氏见曾、元和宋氏宗元、嘉定钱氏大昕、王氏鸣盛、休宁戴氏震、仁和沈氏廷芳、吴江顾氏我钧。其吉礼属吴氏、卢氏、顾氏。嘉礼属钱氏者，昏、飨、燕、乡饮酒、学诸礼，及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两大类。属王氏者，射、巡狩。属戴氏者，观象授时一大类。宾礼全属钱氏。军礼全属王氏。凶礼属钱氏、沈氏、吴氏、卢氏。惟宋氏所参校者十及八九，统校全书则属诸山阳吴氏玉搢焉。青浦王氏昶亦预参校，而卷中未分注名氏”。可见参与编校的盛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信札等方式进行学术的讨论，秉持相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以开放的态度吸纳他人的观点。秦蕙田善于提拔学术人才，如钱大昕举荐戴震之时，秦蕙田亲自接见并将算学部分委任戴震。《五礼通考》的编纂前后历时38年，共262卷，汇集了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实为皇皇巨著。

秦蕙田之后，秦氏在经学上继续发展，蕙田从孙秦雄涛作《五礼通考辑要》，进一步推动秦氏考据学的发展，秦在东、秦鸿甲等担任了四库馆议叙，秦氏家族更广泛地融入学术共同体当中。

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

太平天国第二次东征苏南期间，江南的主要地区都成了主战场，战乱对经济、人口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摧毁了共同体存在的物质基础。无锡秦氏在战乱中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

江南是清朝图书最丰富的地方，太平天国的统治以及东征苏南可以说是对图书毁灭性的破坏。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立刻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时人记录当时的情况道：“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烧毁图书，无锡也不能幸免。就公家藏书而言，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无锡学库战前书籍总量為6部1608本，经乱俱失。就私家藏书而言，素有锡山文献之首之称的秦氏遭到的破坏也最为严重。秦赓彤于《锡金考乘书后》中记录了逃难时的状态：

先生博闻多撰述，毓芳能读父书，藏其遗稿。咸丰庚申之乱，吾邑故家藏书毁于兵火殆尽，余方官京师，乃先期避乱渡江北上，尽舍家居，惟奉余家先像及暨父佩安先生手著遗稿以行，以得免于一烬。

为躲避战乱，族人尽舍辎重，唯愿保存性命，对于家族藏书更无暇顾及，被舍弃在家的藏书无人保护和看管，一邑内的藏书几乎都毁于战火。这场战火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历代人积累下来的书籍都散佚毁灭了，许多珍贵的图书从此消亡。

战乱造成人口的巨大迁徙。秦氏族人在逃难的路上辗转流离，在不知道何处是安全地带的情况下，随着人流到处迁徙。“庚申南中遭乱，先妣龚孺人挈不孝等以出时奇窘，衣食常不给，世父及从兄弟避乱转徙，尤苦乏食。”由于难以获悉哪些地区未遭战火、食物缺乏和冻馁、逃亡中的被误伤等原因，太平天国战争在江南这片人口密集地带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从迁徙的方向上看，秦氏族人迁往受到战争破坏的江苏东部的海门和内地的河南：

秦芝清小传：锡城陷贼……王考先挈眷渡江赴海门，四月二十一日全渠灰烬，府君亦渡江与王考等团聚海门……

迁徙断裂了家族血脉的联系。战争结束之后，秦氏族人多有留在迁徙地的，这就造成了秦氏族人更大程度上的分离和文化的断裂。回迁无锡的人则面临重建家园的重任，面对曾经美好的家园成废墟，秦氏族人面临着沉重的责任和心理负担，由于重新回到家园的不适应和重建的疲惫，秦氏族人多有因病而离世者。

重建的艰辛、骨肉分离的痛苦和家园破坏的伤感，造成了秦氏族人巨大的心理压力。回迁后，家庭经济困难，族人每日都在忙碌着生计，加上疾病的侵袭，家族凋零感愈加浓厚。

太平天国在无锡统治将近四年，从无锡城陷到太平军败，清军、地方团练与太平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交锋，对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锡山秦氏宅邸也毁于战火。秦焕在《秦氏宅第考》中有清晰的刻画：

吾宗为两河第一世家，今经兵燹，旧第荡为废墟，余幸未经大劫，先数年自燕而至大梁故里，人来间就问讯，知村镇既成瓦砾之场，而城邑第宅未被灰烬者半皆荆榛丛莽，衙斋兀坐，祖宗邱墓之乡，桑梓钓游之地，独心存焉。

太平天国在无锡建立政权后，直接打击地主阶级，世家大族的财产被抢夺和烧毁。因此，回迁的秦氏族人面临着宅邸的破坏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出于生计，秦氏族人典当了部分自己仍存的房屋，家族的义庄、书塾也卖给异姓。

经济的凋零直接影响了秦氏科举之业。回迁后，经济亟待重振，家族中贫困者甚多，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子弟专心举业，也就造成了战后秦氏科举上的萧条。秦焕《光绪重兴书塾记》：

吾邑秦氏乾隆年间科名最盛……至嘉庆年间而渐少矣。道光间尤少，然回忆余小试时，族中与考者尚且三十余人，乡试亦称是，至比岁而就小试者，锡金两案秦氏止有二十余人，近且十余人矣，过此以往不知又何如也。推其故，总由于兵燹以后，族中贫者无力读书，改而商贾，只求可以谋生，无暇谋及先绪之坠者。

对比清朝各个时期秦氏中举人数，可以看出这种衰落的情况：顺治3人，康熙12人，雍正7人，乾隆18人，嘉庆6人，道光6人，咸丰1人，光绪1人，同治1人。迫于生计，秦氏子弟的精力主要在谋生，多有转而经商者，书塾被典卖，义庄义田也被捐置，支持举业的物质条件大半已废，家门读书之风渐衰，更无人专精于学问。endprint

战后的江南百废待兴，整个同治年问，江南都处于休养生息的状态中，经济、文化都在不断恢复。而对于秦氏而言，重振家声的第一步是重建秦氏的科举之业。秦赓彤、秦缃业都位居高官，积极恢复东林书院，并集族人之力恢复了义庄、义田和家塾，希望通过教育恢复科举之家的地位和家学传统。秦芝清对幸免于战火的《锡山秦氏诗钞》进行整理和辑佚，秦国璋整理和编订了《无锡藏书记》等重要的文献，保存家族学术和文化的资源。秦缃业参与编纂县志，通过修县志重新组织起县内的学术交流网络，并重振秦氏的地方威望。

但是在新的环境下，学术的氛围已经发生了改变。秦焕、秦赓彤、秦缃业辈仍然坚守着家学传统中对理学的追求，也是家族中重要经师。而稍晚的秦复培，学问兼采汉宋，重视通经致用。这种转向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就已经发生，在战乱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并且在新的经济和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秦氏族人开始面向更广阔的学术世界：

府君曰：“汝性好西学，不妨兼务并进，然不可尚西学而忘国粹……日本勃兴，效法西学，然毕竟日本之西学非欧美之西学也。中国如能鉴日本成为中国之西学，则地大物博富强当比日本过之。”（《秦芝清小传》）

庚申之乱后，秦芝清承担起重建家庭的重任，对子侄辈的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学问，开始鼓励后辈学习新的技术知识，已经具有了非常开阔的眼光和学术视野。随着科举的废除，外患加强，思想也开始转变，秦氏也涌现出投身新教育的人物。

这是作为世家大族对时代的认识和担当感，也表明了江南新一代学人的转向。这代表了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在社会不断面临外忧内患的背景下有识之士的新选择。世家大族既有坚守传统学问者，也有投入新学重视实用者，呈现多元的变化。

余论

太平天国对江南学术圈的影响是广泛的。然而，太平天国对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打击并不意味着考据学的终止，也不意味着以考据学为基础的学术交流的消失，而是以考据学为基本方法的学术交流圈的衰落。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江南学术共同体是以官方和半官方的经济支持为基础的。除了官修图书，还有官僚组织修纂的图书，而这些官僚往往与世家大族相关联。世家大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普遍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衰败。战后家族成员多着眼于恢复经济，很多家族选择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再局限于科举发家，也就减少了在学术上的投入。

从藏书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战争摧毁了江南丰富的藏书。杭州汪氏振绮堂、祁氏澹生堂、孙氏寿松堂、赵氏小山堂等即毁于太平天国战乱之中，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及藏书楼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图书大量流失。同治中，江苏学政鲍源深《请购刊经书疏》云：

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刻经史诸书板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但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原亦相同。

可以想见当时的图书焚毁情况，图书的焚毁也就摧毁了考据学赖以生存的基础。战后，虽然学者和官僚致力于搜集散佚的文献，并重新印刷图书，然而大量珍贵的古籍已经在战乱中永久地消失了。

从人口迁徙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导致江南原住居民的大量死亡和外迁，造成战后江南劳动力的匮乏。为了恢复经济，朝廷一再下令招垦，于是来自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人口涌入江南，为江南的经济恢复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也对原有文化造成冲击。同时，江南大量的学人、商人、士绅涌入上海，江南最核心的文化和经济群体进入了上海，上海成了新的文化中心。上海作为长江口上最大的通商口岸，商业文化的气息更为浓郁，以上海为文化中心的江南，已经不再是以往的江南了。

從学者的角度来看，学者们经历了战乱的流离，如莫友芝、俞樾等。俞樾于1857年罢官后，于次年返乡，而故乡已经被战争侵袭，只能暂居别处。1860年又因兵避地绍兴，随后又逃亡上海，后流寓天津友人处。直到1865年，俞樾才入苏州紫阳书院，后于1868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在远离藏书并且要时刻揪心于生死的情况下，难以产生学术成果，更遑论学术交流。俞樾主要的学术著作大多作于战前及在诂经精舍任教之时。战后江南书院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然而景况大不如前。以诂经精舍为例，在战前是江南学术的重地，培养了一批致力于考据学的学者。俞樾掌诂经精舍期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书院的运行，但是难以有阮元主持时的影响力，《诂经精舍文集》的质量也大不如前，这也就意味着汉学的衰落。

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影响是深远的。以作为共同体重要文化因子的世家大族在战争中所遭之厄来看，太平天国撼动了共同体赖以生存的经济、图书基础。它对江南学术圈的冲击，使得汉学不再作为最核心、最广泛的学术内容，随着战后内忧外患的加剧，学者无法忽视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学术必然会发生新的转向，太平天国加速了这种走向的发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