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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盲刺客》中的二元对立

2017-11-10仝晓林

北方文学·上旬 2017年30期
关键词:二元对立玛格丽特

仝晓林

摘要:《盲刺客》是加拿大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从年轻到年老,从女孩到女人的经历,探讨了男性与女性,想象与现实的不和谐的二元关系以及其背后的等级观念。但阿特伍德强调的不是二元之间的对立,而是彼此间的不可或缺。阿特伍德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挑战了男性的权威,批判了充满男性暴力的现实世界,并且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为女性争取生活空间,寻求和谐的两性关系。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二元对立

《盲刺客》是加拿大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小说从女性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从年轻到年老,从女孩到女人的经历,探讨了男性与女性,想象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关系。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将多样和异质的世界简化成了简单的对立面,为人们以方便的方式理解现实提供了可能。二元思维模式将男性与女性,身体与思想,现实与想象分开,它成为了世界和谐关系的障碍。通过对二元对立的解构,阿特伍德强调的不是对立而是彼此之间的联系。

一、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男性与女性是基本的对立面之一。米莱特曾提到,“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现实中,有经济能力的男性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威。《盲刺客》的故事发生在加拿大资产阶级生活的背景之下。女主人公艾丽丝和她所处时代的女性一样,是没有话语权的沉默者,是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中的弱者,深受男性压迫。

艾丽丝的父亲从战场返家后,成了“一个破碎的残骸”和“有一只眼睛的悲伤的怪物”,战争让他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艾丽丝成了父权制下的受害者。当父亲的工厂面临破产时,她作为交换对象与理查德结婚以拯救家族企业。婚后,艾丽丝处在理查德和威尼弗雷德的控制下,在无爱的婚姻中扮演听话的妻子的角色。在与亚历克斯的婚外情中,她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爱,反而经常被亚历克斯嘲笑和羞辱。艾丽丝的妹妹劳拉也是父权制社会下的牺牲品。虽然她有强烈的抵抗精神,但皆以失败告终。理查德是家庭权威的唯一声音。在他的控制下,劳拉不能用言语直接表达她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只能在日记中以隐晦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内心。

父权制是妇女被压迫的根源,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女性缺乏自我意识也是其被迫害的原因之一。在艾丽丝的母亲去世后,保姆瑞妮养育和教育了家庭中的两个姐妹。长期以来,瑞妮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承认了父权制文化,传递了男性优越的传统观念。她不自觉地成为父权制社会的迫害者。除此之外,威尼弗雷德也是帮助理查德控制和压迫蔡斯姐妹的帮凶。“如果理查德是一个暴君,他的妹妹威尼弗雷德将会是一个共犯”。这个评价是相当准确的。艾丽丝和劳拉的悲剧命运都与她有关。因此,女性在成为受害者的同时也成了迫害者。女性形象是由男性创造的,她是为满足男性的需要而存在的。威尼弗雷德按照男性的期望,监督和限制了艾丽丝的言语行为和生活空间。威尼弗雷德是迫使艾丽丝寻求男性帮助并进一步依靠男性的原因。因此,妇女面临的压迫不仅仅来自男性,也来自女性。

但是,阿特伍德并没有局限于只关注女性的狭隘角度,她希望消除男性与女性之间相互对立的态度。《盲刺客》中的许多细节反映了阿特伍德对男性与女性和谐关系的渴望。她赞扬了故事中盲刺客和祭祀少女之间的爱情,对两性之间的和谐关系产生了希望。在小说结尾处,女主人公艾丽丝希望外孙女萨布丽娜可以原谅自己,并希望她所代表的下一代女性能够重塑自己。阿特伍德为读者留下了开放式结局,它为男性和女性和谐关系的形成保留了可能性。正如阿特伍德所说:“我认为必须有一个理想的第三种方式,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肇事者,而是以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关系达成某种和谐”。和谐的性别关系是阿特伍德一直在寻找的理想的第三种方式。

《盲刺客》中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让读者意识到,当父权制受到挑战时,女性有机会争取被平等对待的权利。同时,女性也应该认识到自己与其他女性的密切关系,防止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内部压迫。男女双方都必须反思自己,重新审视两性关系,找到真正有效的手段,消除性别压迫,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

二、想象与现实的二元对立

质疑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已经成为艺术灵感和创造力的主要来源,阿特伍德认为艺术既是结果也是过程,它既有人为的元素也有真实的内容。这意味着想象是基于现实的。传统观点认为历史是指真实世界,而小说则是指虚构世界。而后现代观点认为历史与小说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阿特伍德就曾经指出,“历史与小说既在某些方面有所相似又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盲刺客》中的女主人公艾丽丝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历史背景下构建了被遗忘的,非官方的个人史和家庭史。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既提供了历史的“事实”也呈现了个人的“现实”。她用官方新闻报道提供了历史的“事实”,用日记,符号以及其他人的证词呈现了个人的“现实”。但是,构建个人史和家庭史的创作包含作者自己的想象。“任何历史的展现都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这意味着作者可以通过话语建构准确地表达历史的真相。《盲刺客》中的女主人公艾丽丝虽注重她的回忆的真实性,但她同时也强调回忆录是一个不可追溯的过去的重建,也依赖于对失去的历史的猜测和想象。在小说结尾处,艾丽丝说:“我没有认为我是在写作,只是写下来而已。我写下我所记得的,以及我所想象的,那同样也是真相”。当再度回忆起过去时,艾丽丝显示了她对被选择和被遗忘的内容的矛盾态度。因此,这样的历史不能被视为对现实的准确反映,这样的现实与想象并没有区别。

《盲刺客》中两个无名人士讲述的发生在Zycron星球的科幻故事中的所有事件背景几乎都可以在艾丽丝的回忆录和二十世纪加拿大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它的原型。科幻故事中的Sakiel-Norn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国家,阶级等级森严。作为贵族的Snilfards不断剥削平民Ygnirods。因Sakiel-Norn以纺织闻名,贵族让平民的孩子不断的为他们编织地毯,孩子失明后就会被卖掉,逃脱的人也会被迫成为刺客。因此,科幻故事中的贵族与平民阶级矛盾显著。但Sakiel-Norn的阶级对抗和冲突并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来源于社会现实。在艾丽丝的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阶级冲突,主要是以理查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与被压迫的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

科幻小说和艾丽丝回忆中的事件几乎都可以在二十世纪加拿大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原型。当时所有的加拿大人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危机,资本家和失业人士之间出现了激烈的阶级矛盾。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这表明现实生活中充满想象,而想象经常反映社会现实。通过破坏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二元对立,阿特伍德批判了充满男性暴力和阶级压迫的现实世界。

三、结论

通过展现《盲刺客》中的二元对立关系,揭露了男性与女性,现实与想象的不和谐关系以及二元对立背后的等级观念。通过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作家挑战了男性的权威,批判了充满男性暴力和阶级压迫的现实世界,并且她致力于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为女性争取生活空间,寻求和谐的兩性关系。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M].韩忠华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Geyh,P.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 A Norton Anthology[M].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Company;,1998.

[3]Hunt,L.Histories and Historical Fictions-“No Loner an Evenly Flowing River”:Time,history,and the Novel.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8: 1517-1521.

[4]White,H.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M].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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