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爽爽

摘要：从鲁迅及沈从文那里，李锐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精神资源的继承，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反思历史与“人”，执着的追问人类本身，在质疑中始终坚守着“人”的价值立场。

关键词：李锐小说；启蒙；批判；“人”

一、精神资源的继承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启蒙意识在始终贯穿着。由晚清至新文化运动，文学作为社会改良的工具，融入了一些积极参与政治的作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呼吁，在鲁迅以及其他的乡土文学作家笔下，现代化接受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桎梏，于是展开了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至八九十年代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是对于之前的反拨，逐渐走向“人”的回归。在这几代的文学创作中，作家始终采用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他们习惯以精神及道德的标高自居，与民众所采用的是一种俯视的对话姿态。启蒙的本质应该是怀疑，以怀疑的精神来面对所有权威，而启蒙者则将自己树立为不容置疑的偶像向民众布道，旧有权威打破的同时新权威已然形成，这与启蒙的本质相悖，当然这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民智开化程度相关，使得无法形成一种全民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启蒙。在李锐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回避不了启蒙的问题，面对启蒙他表达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姿态，李锐对于启蒙本身充满了质疑，包括对于启蒙者资格、启蒙内容的质疑。启蒙者在拯救民众同时也会蒙蔽民众，以致造成种种因蒙蔽而生的狂热和灾难。在其创作中不再出现自上而下的启蒙，而是表现出了对于启蒙本身的质疑。如陈思和所言，李锐创造了和传统庙堂世界相对立的完整的民间世界，他以这个民间世界的完整和自得来表现启蒙的虚妄。尽管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但他放弃了国民性批判，而是将重点放在对于启蒙的质疑与反思之上。但他并不是完全的否定启蒙，启蒙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他以一种质疑的态度反思启蒙，而不是提供一種更好的启蒙方式，他的态度存在着接受与质疑两个方面，这也是其思想的矛盾之处。面对这一无解的困境，李锐始终将这一追问立足于对于“人”的生存的关注上，形成了这种以“人”的立场不断追问的姿态。

对于鲁迅、沈从文，李锐表达出了其景仰之情，并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了对于二者精神资源的延续。李锐与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甚至其与鲁迅在某些文学观点上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国民性批判，但是他看到了国民性批判在那个时代的意义所在，并将鲁迅视作"精神之塔"。鲁迅的义无反顾的批判态度和决绝的质疑精神是李锐所敬重之处，这与其本身的质疑精神有相通之处，这是在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寂中所遇到的“知音”，在鲁迅精神的慰藉中获得继续追问的动力。而在沈从文那里，他获得的是另一种慰藉。同为对于现实的失望，沈从文表现出了与鲁迅完全不同的创作态度，不是对于现实的激烈批判，而是另辟蹊径去构筑一个供奉着美好人性的“小庙”，以诗意民间的失落来实现对于现实的“软反抗”。李锐没有将民间诗意化，而是去展现一个完全没有话语把持的原生态民间，但其与沈从文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于任何主义的拒斥，同样选择了以民间视角来进行反思。

二、批判与坚守

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现实批判潮流，文学回到了其本体，从人性心理、体制制度、文化结构各方面干预现实，在社会中占据着主导性话语权。自九十年代后，社会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文学趋向于边缘化，文学的批判性大大减弱。在市场经济中，流行文学不再强烈干预现实，而是成为了商业社会的附属品，缺乏其独立的品格，表达着对于商业社会以及金钱的仰赖。于是文学开始以“先锋”的技法哗众取宠，以繁华都市与消费为内容在赞美着这个“小时代”，充斥着对于无尽欲望的追求，而缺乏对于社会、人性的深刻思考，使文学在当代商业社会再一次陷入了困境，而李锐始终坚守着文学的品质，以批判的态度和质疑的精神来深刻的关注着社会人生。李锐的批判的实质是一种质疑的精神，以一种怀疑的态度看待社会人生。这种质疑的精神使他的写作始终包涵着深入思考，这使得其获得较为开阔的批判视野。

李锐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追问是从人性恶出发。不仅批判着人性恶，同时将视角放在罪恶本身上，蒙蔽、狂热乃至无理性的人类行为都是罪恶产生的原因。李锐始终以一种原罪感揭示人类行为，人类创造出现代文明，但却无法避免原始罪恶的产生，而用现代文明去制造更大的罪恶。这样一种矛盾是促使李锐不断追问的根本动因，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类的文明与开化，但是原始罪恶始终如影随形，隐现于文明的阴影之下。以不懈的文学追问去反思人类本身，是李锐创作的终极追求。同时，李锐的质疑一切并非全盘否定，区别与虚无，原因在于其在质疑中始终坚守着“人”的价值立场。作家在提出问题进行反思却无法得出有效回答时，习惯于返回到人性的立场上来代替对于问题的回答。面对无法解脱的反思与焦虑，李锐以“人”的立场来摆脱反思与焦虑的空洞，使对于一切的质疑不同于否定一切的虚无。反思与批判的本真目的是为了追求美好，于是，在李锐的小说中，悲凉的质疑与反思中透漏出了一丝微弱的人性之光，对人性的失望中显露出依稀的希望。

三、绝望与希望同在

李锐在其批判中表达出了对于“人”的悲悯之情，这种悲悯表现在其对于“人”所面临的残酷的生存境遇的刻画中，通过这种悲悯表达出对于“人”所面对的压抑的绝望的反抗。在李锐的作品中充盈着这种悲凉和绝望之感，他始终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孤独的审视着这“人”的悲剧。在绝大多数的作品的结尾中，一切诉说都回归到了舒缓的风物描写或者是渐息的独语中，一种恒久而悲凉的感情延续不绝，这种结尾诉说了其深切的悲悯和绝望无力的反抗。但是，在为数不多的结尾中，李锐在悲凉的叙述中显露出些许对于美好的向往，表达出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在李锐小说中乡村图景的描绘上，他追求的是一种本真而又充满着诗意的乡村世界，恬淡疏远的笔调中刻画出乡村悠长的历史沧桑感，以简单的环境描写传达出有着丰富包孕意义的乡村画面，同时乡村画面中又充满着悲凉之感，乡村图景中“人”的生存也充满了悲凉和荒谬，但是悲哀的故事中飘荡着温暖人性的荧火，在这些山民身上李锐表达出了其美好的一面，他们卑微但是有着自己的欲求和满足，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有着人与人间的关爱与和善，李锐不是出于对人民的诗意赞颂，他体察到并且表现出了农民身上的很多缺陷，但仍然刻画出农民性格中美好的一面，这种对美好的向往表现出其对农民的悲悯情怀，源自于其关注“人”的生存的价值立场。

参考文献：

[1]王尧.李锐论[J].文学评论，2004（1）：108-116.

[2]翟永明.李锐小说诗性特征分析[J].小说评论，2007 （5）：60-63.

[3]李寒波.李锐小说创作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