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晓琳

摘要：《原道训》、《原道》均为论“道”之专篇，二者着眼于“自然之道”和“政治之道”对“道”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论述，但各自的入思途径又有细微之别。将两篇中的“道”论进行比较分析，不仅有利于阐明“道”在不同历史环境中蕴含的哲学之思，还可梳理出“道”论在时代纵向中的源流关系和发展脉络。

关键词：《原道训》；《原道》；“道”论比较

“道”，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所行道也。毛传每云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伸为道理。亦为引道。一达谓之道。”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首倡“道”的说法，但并不代表关于“道”的研究发端于老子一人，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不是由孤立的个人所完成，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老子以前，其为道经者众多，然而多数论著未能流传，有少数流传下来的篇目又别为标目，不以“道德”之名。例如《管子》中就有《心术》、《内业》、《白心》等篇，其实质归于阐明君道，但后人往往望文生义，徒以其篇名不同于“道德”而产生误读。张舜徽先生于《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千载下儒生所争论不休者莫如‘道，‘道之一字，在古书中随处见之，而其含义，又各随时代有浅深广狭之异。蓋有先秦诸子之所谓‘道，有孔门之所谓‘道，有两汉儒生之所谓‘道，有魏晋南北朝谈士之所谓‘道”，言简意赅地对“道”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概述。

一、道家独尊

“道”作为《淮南子》中最为基本同时也是最高的概念，著者刘安也对其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尤其是《原道训》作为论“道”之专篇，从哲学角度阐明“道乃万物之本原”，同时又将“天地之道”与人间政道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仍然可以追溯于道家，因为道家哲学更倾向于从世界整体的存在状态中去探求生命的规律，另一方面可从《淮南子》对《通玄真经》（即《文子》）继承脉络得以证明，《通玄真经》乃《道德经》之疏义，语必称老子，尊所闻立言也，其基本思想源于老子。而《淮南子》亦《通玄真经》之疏义，《原道训》与《道原》之着眼点皆在于论“道”，言辞极为一致，《原道训》在《道原》基础上更是对“道”范畴的理论进行了深化。

《原道训》之“道”首先继承了老子《道德经》的观点，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道”乃是宇宙万物之本原，并从各个角度加以说明其所蕴含的道家思想。于空间上，“道”无处不在，弥漫于整个宇宙：“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受无形。” 在时间上，更直接指明“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 的特点；形态上，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且能伸能缩，能柔能刚：“包裹天地，禀受无形，弱而能强，柔而能刚。” 这种对“道”在时空上的无形与无限进行生动地描绘，具有了极强的超越性。“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紘宇宙而三光。” 阐明了“道”无所不能，无时无刻作用于万物。由此可见，“道”作为创生万物的总根源，虽然因无形而无法进行测度，但能够在有形中任意运转，贯通万物并发挥其功用。

《淮南子·原道训》在前人论“道”基础上还提出“道之为体，‘无为为用”的重要观点。除了从哲學层面上将“道”归结于形而上的宇宙之原，还把“道”与“无为”结合起来分析人间政道的君王治国之道，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先秦时期“道”乃人君“南面术”的真正核心内涵。西汉之世，儒者亦多识“道德”，这里的“道德”是指君主治国之道，政治之本。汉初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无为”统治政策为《淮南子》的“无为”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 与老子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宗旨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所提出的“清净”、“无为”是南面术的具体内容，针对最高统治者一人，而非就普天之下的广大群众而言。人们往往误认为是要广大群众不作为，从而对“无为”二字的真正含义和效用有所歪曲。若博稽诸子百家，做一番融会贯通的工夫，方能找到“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无事而臣有事”的基本原理。这是人君“南面术”的核心，也是古代统治者临驭天下的最高原则，古人称其为“道”。

二、三教合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合流，与此同时，老庄道家思想也十分盛行。“至言夫理，则在六朝通于玄学，说体则虚无之旨可涉入老庄；说用则儒在济俗，佛在治心。二教亦同归而殊途。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 刘勰受其时代因素和自身经历的影响，在政治上认同儒家的经世致用，又因长于佛理，京师塔每制碑文必请其制文，在思想信仰上又尊重佛教的观点，因此对“道”的思考不仅局限于儒家的思想范围，而是以儒为主，兼有佛老，尤其是在论“道”专篇《原道》中，充分体现了其三教合流的思想特点。

《文心雕龙·原道》在对世界万物之本原问题上与《淮南子·原道训》观点互通，即肯定“道”是天地万物之本，但在入思途径上又存在着细微之别。刘勰将“道”与“文”结合起来，从广义的天地宇宙之“文”与“道”的关系来说明狭义的“文”，即“人文”的本质源于“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原道》）刘勰认为“道”是万物本原，其先天地而存，阴阳、宇宙、日月星辰皆源于“道”，也是世间万物生发变化的最大动力。林木随风如吹竽弹瑟，泉水激石若敲钟击磬。因此，文采必然随着事物形体的产生而产生，音韵也随声音而生成。此类无意识的自然客观之物都具备了丰富的文采，而有心灵之人亦属于天地万物之一，必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文采。根据《文心雕龙·序志》中“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的结构安排，“自然之道”是贯穿于全书的核心思想。刘勰认为文章也是由自然之道而生，所以文中“自然”一词频繁出现。在此基础上，刘勰还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创见。即“道”是圣人要“明”的对象和内容，“文”是“明道”的形式和工具，而“圣”是沟通“道”和“文”的桥梁。“道”作为事物的普遍规律，从伏羲画八卦到孔子作《易传》，才得到详细的文字的阐明，“爰自风姓，暨赞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充分肯定了圣贤作为有心之器的重要性。可见“人文”不仅仅是“道”的体现，而且是对抽象的“道”的具体的表述，是“道”的最集中的反映。

《原道》篇与《原道训》都将“道”具体化为形而上的自然之道和形而下的社会政治之道，但刘勰在刘安基础之上侧重于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入思，在继承道家思想将万物本原归之于“道”的同时，还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如将天地间美丽焕绮之象归之于“道之文 ”，人处于宇宙之间同属于天地万物之一，故人文亦為“道之文”，正与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思想一脉相承，都强调了人与天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同时，刘勰在《原道》中多次运用“神理”一词，即“自然之道”的同义语，在文中一共出现三次：“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研神理而设教”；“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将“道”称为“神理”，又把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鬼神观念融入于“道”之中，并由此与儒家的天命、天道思想联系起来，使他的“道”既有儒家正统思想的面目，又有其佛教神秘性的一面。《原道》篇虽没有直接陈述有关佛家的观点论断，但行文中依然渗透着作者潜在的佛家思想。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之前的佛学理论著作《惑灭论》中阐明：“孔、释教殊而道契”。可见并没有否定儒道与佛道间并行不悖的关系。

三、因“文”明道

刘安与刘勰对“道”都从哲学层面进行了深刻分析，其“道”论思想反映到各自的文论思想中亦有会通之处，尤其体现在“文源于道”和“贵真尚朴”之中。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原道训》）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

在汉武帝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道家文艺思想较为活跃，刘安在文论思想上同样以道家为主。《淮南子·原道训》所体现的文论思想与老庄的文艺观在根本上保持一致，都以老子的“道”论为基础，认为无形无音的“道”才是文艺的源泉。因老庄的文艺观深深植根于自然性的文化哲学当中，其文艺观念与自然主义密切相关，所以刘安于《原道训》中提出“无形、无音”的主张也带有一定的自然主义色彩，说明无形产生有形，无音生发有音，这已经关涉到了文艺的源泉问题，表达了文艺由无形的“道”而产生的思想。同样，刘勰于《原道》篇中首先肯定“人文”的本质源于“道”，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分析了人文的产生，并选择以原道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从而构筑起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因前文已将刘勰认为人文源于“道”的观点进行了详细地说明，故不再赘述。其次，二人均重视为文过程中要贵朴尚真，《原道训》曰：“已雕已琢，还反于朴”，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贵真”，因为“真”在道家看来就是“道”的表现形式要自然，或者于创作中即要求作品必须蕴含真情，这与道家的哲学之思异曲同工。求道的关键就是必须致虚极，守静笃，与万物并作，刘勰也指出创作过程中要遵从自然之道，反对矫揉造作，认为龙凤之藻绘，虎豹之炳蔚，云霞之色，草木之华，与画工、锦匠无关，“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过多人为的外饰反而可能破坏自然本色之美。

《原道训》、《原道》两篇中所表述的文论思想在文源于“道”、“贵真尚朴”两方面不谋而合，但刘勰在《原道训》的基础之上还着重强调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之论。之所以将其视为一大创见，是因为他强调了圣人的主体性，高扬了“人”处于宇宙万物中的地位。“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原道》）。刘勰将《易传》中的“三才”说引入到他的理论体系中，从而具有了新的内涵。《易传》之“三才”说旨在说明天、地、人的产生，而刘勰意在高扬“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人”不仅能够与至高无上的天和博大无垠的地相提并论，而且“人”在天地之中，居于中心位置，“实天地之心”。所以，刘勰在阐述人文的发展时，还赞颂了“性灵所钟”的人所创造的人文。人文的发展，一方面使宇宙万物普遍规律的“道”通过圣人的文字，而得到了详明的表述和深入的阐发，另一方面，圣人通过对“道”的表述掌握了“道”，从而为人们的立身行事提供了依据和准则。刘勰对秦汉道家的这种改造，融入于他自身文学理论体系之中，是他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艺术的存在价值以及创作诸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阐说的生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使“道”论研究有了新视角，不再局限于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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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