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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世界最吵公园”降噪

2017-11-09

南方周末 2017-11-09
关键词:分贝歌舞音响

这是不能有输家的斗争。既要保证老年歌舞者老有所乐、享受暮年时光,又要让附近居民和游客安静作息。

“逛公园跟在酒吧歌厅一样,说话要扯着嗓子喊,手机在眼前响都听不见。”

不堪噪音之扰的成都人,最后投诉到了北京——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2015年适逢成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复核阶段,市政府决心降噪。

南方周末记者 王瑞锋 发自成都

南方周末实习生 孟婉晴

58岁的董广生对声音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每天上班时,几十个大功率音响和卡拉OK机同时开启,就好像有只巨大的苍蝇飞进他的耳朵里面一整天。

过去的十多年,数百名老年歌舞爱好者占领着成都人民公园的每个角落,高分贝音乐混杂而成的喧哗声,让这位公园保安疲惫不堪。

同样不堪其扰的还有游客和附近居民,巨大的声音轻易冲破葱翠,越过公园四面的街道,覆盖汽车喇叭,幽灵般闯进居民楼的每个房间,阻隔不去。

与一群随时随地纵情高歌、摇摆舞动的老年人和平相处,不是件容易事。十多年来,老年歌舞者与居民、与游客、与公园管理者,甚至老年歌舞者内部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声音的持久战。

这是不能有输家的斗争。既要保证老年歌舞者老有所乐、享受暮年时光,又要让附近居民和游客安静作息。

直到2016年初,人民公园艰难推行分贝测试管理制度,厉令驱除所有高于80分贝的声响。运行一年多,被成都人戏称“世界最吵公园”的人民公园,终于安静了。

“树叶都能震下来”

2017年10月30日,14点整,成都人民公园保路运动纪念碑东侧的小树林内,江天禄指挥一支名叫流金岁月的11人老年乐队,使用竹笛、小号、萨克斯管和电子琴演奏一曲《解放军进行曲》,开启今天的演出。几名老年女性随之翩翩起舞,旁边的分贝测试仪开始闪烁:76分贝。

乐队的座次是江天禄精心布置的。三个半米高的音响背对测试仪,小号声调最高,坐最外面离测试仪最远的位置。合唱《映山红》的节目中,歌手唱到“若要盼得吆,红军来……”高音飙升到82分贝,江天禄赶紧调控音响按钮,把声音降下来。

江天禄弹奏电子琴,同时操控音响,一个下午,几乎每一首歌曲,他都要回头观看旁边的分贝检测仪,“不能超过80分贝”。

但在降噪治理前,这支乐队曾长期飙到120分贝,“都飙这么高,不然我听不到自己的音乐。其实我们自己都嫌吵,感觉树叶都能震下来,知了都不叫了”。

这座建成于1911年的公园,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如此喧闹。这里曾是清末旗人的聚居地,虽地处闹市,却一直是闹中取静的幽僻之所。夏天观荷,秋天赏菊,在临水的茶铺要一壶茶,可坐上半天,恬静闲适。

喧嚣始于12年前。2005年8月,湖南卫视唱歌选秀节目“超女”风靡大江南北,一个拉票团在公园为成都本地歌手纪敏佳拉票。老人们自此受到启发,第二年,成都市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挂进公园,一群喜爱在广场上集体舞蹈的大妈带着“坝坝舞”(广场舞的一种)跳进了公园。

一些脑壳灵光的人发现了商机,买一套卡拉OK音响设备,找一片空地,供游客欢唱,每首歌收取两块五块的费用。“没有承包费,一本万利,一下子发展到十多家。”刚从人民公园党委书记任上退休的冯惠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各家为了争抢生意,都把音量调到最大,吵得对方听不到音乐,谁家声音大,客源就多。

公园逐渐变成老年人的舞台。从那时起,坝坝舞、露天卡拉OK和自带乐队的歌舞表演团队开始在公园流行。冯惠玲说,鼎盛时期,各个团队达到七十多家,每家团队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几乎都是退休老年人,在面积155亩公园的各个角落,伴着音乐,纵情歌舞,“除了游客步道,所有地方都占了”。

江天禄是歌舞表演团队“流金岁月”的领头人,在公园小有名气。他的团队四十多人,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擅长用电子琴、萨克斯管、洋号、竹笛演奏红歌、老歌,老年女性穿着少数民族演出服装,翩翩起舞,吸引游客。

歌舞表演也并非无利可图。与所有表演团队一样,这个小型演出团体摆上小板凳和塑料花,游客坐板凳两块钱,为喜欢的表演者献花,一次几元。“歌舞表演是爱好,义务演出,不为挣钱,但音响、电瓶、喝水开支也不小,收点钱为节省开支,搞一下午能收一百多元。”江天禄说。

自娱自乐,有时还会演变成抢客源的利益之争,有时还为此大打出手。2015年,公园西北角,两家卡拉OK因音量太大互相干扰,62岁和85岁的老人争抢地盘,结果显而易见,更老的那位,最后被打倒了。

“声音小了听不清,观众就跑别处去了。”为了争夺观众,江天禄的娱乐团队准备了六个一米多高的大功率音响。有次与邻队抢观众,他把旋钮全部开到最大,直接烧掉了两个音响。

当地媒体成都商报当时走访发现,在同一时段至少47台大频率音响在播放,多处突破100分贝。据《国家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规定,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白天的环境噪声最高限制为60分贝。

“逛公园跟在酒吧歌厅一样,说话要扯着嗓子喊,手机在眼前响都听不见。”冯惠玲说,音量大到单位财务无法安心工作,游客接电话要跑到公园办公楼的墙角。

嘈杂鼎沸的声音超出了人们的忍耐限度,投诉节节攀高,“噪音投诉每年约300件,占公园所有投诉的90%以上”。

难以忍受的当地网友制作“最苕坝坝舞”(苕,四川方言,指土里土气)、身着熊猫服到人民公园举牌,抗议噪音扰民。

抱怨公园噪音污染的一位附近居民,去过信访局,但问题始终没解决。他最后不得不做出决定,“打算卖房子了”。

“为什么不让唱歌”

不堪噪音之扰的成都人,最后投诉到了北京——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2015年适逢成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复核阶段,市政府决心降噪。“园林局新任领导开玩笑说,才来上任就赶上世界之最,必须要治住。”冯惠玲说。

这并不是人民公园第一次降噪。之前,公园在南门、西门安装石柱阻车器,试图阻挡老年人拉音响的手推车,第二天,石柱被推倒了。“公园是免费开放的,我们不能阻止老年人进来。”冯惠玲说,一名市领导建议试点耳机“默舞”,公园管理处去广州取经,买回100个耳机,分发给4个坝坝舞团队。

但很快耳机“默舞”就夭折了。“观众听不到音乐,跳舞的觉着自己手舞足蹈,疯子一样。”

但2015年这一次,成都市政府降噪决心坚定,包括园林、环保、公安、城管、老龄办等在内的11个部门联席参与,最终决定,清除所有收费的卡拉OK,所有健身娱乐团队登记在案,不允许收板凳费、献花费,划定活动场地和活动时间,商定分贝。

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七十多个团队所有人员全部登记备案,不登记不允许进园活动,30人以下的团队互相合并,最终成立22个健身团队和18个娱乐团队。

让公园绞尽脑汁的是,如何先让老年人离园。2015年6月,一年一度的中高考来临,冯惠玲觉得时机来了,因为家家都有娃,只有孩子能让老人自觉停止歌舞。“娃娃十年寒窗不容易,为了娃不唱歌,一定能克服。”江天禄也同意这一点。

借着高考的空隙,公园举办消夏荷花展,在原先老年人载歌载舞的地方,摆花盆,种花草,设桌椅,“收复失地”,“从老年人手里把地盘抢回来”。荷花展之后是摄影展,之后是书画展,之后是排危修缮工程改造。

三个月没有歌舞,老年人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他们认为公园这是无限期的拖延,调虎离山,纯属欺骗,想永久把他们拒之门外。这年的9月19日,三百多名愤怒的老人推着音响从西门冲园。

公园提前接到了内部群众线报,保安董广生和退休老人江天禄站在各自的队伍里,你推我挡,几个回合,董广生和他的保安同事们最终败下阵来。

老人们冲进了公园,“老年人走在前面,又抓又挠,我们保安不敢使劲,推倒了赔不起。”董广生说。

62岁的江天禄是这次冲园的带头人之一。他打小痴迷音乐,年轻时没钱,自己做竹笛,用烧红的铁钎在竹子上烙孔,后来花2块钱买了一根百花牌笛子,兴奋得几夜睡不着。“我们这一辈人最苦,生下来吃不饱饭,念书学校没了,当工人四五十下岗了,好不容易熬出头没事了,歌又不让唱了。”他是激烈的反对者。

老人们围住公园党委书记冯惠玲,七嘴八舌,斥责起来。江天禄曾当面质问冯惠玲,“人民公园的书记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不是人民,我们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唱歌?”

挨了骂的冯惠玲,忍气吞声,还得反过来安慰,“老同志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高血压心脏病犯了怎么办。”

“把自己的 父母管好”

一部分阻力还来自热爱歌唱和舞蹈的退休老干部。

“一些老年人是市领导的父母、亲戚,公园今天出个什么事,明天就反映到市领导那里去了,压力很大。”冯惠玲说,一次,她被一个愤怒的老人训斥,“你敢管我,我儿子是谁谁谁你知道吗?”

有团队强行带音响冲进来,保安没有执法权,只能暂扣音响,因此保安董广生与老人们冲突不断——

“有个老人说,我以前是啥子局长,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同志你不要倚老卖老,讲讲道理噻。”董广生安慰。

“讲什么道理,我不偷又不抢,在这里唱红歌宣扬正能量,以前我们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现在想唱歌,想做啥子就做啥子。”老人回。

“有个老太太指着我说,她儿子是公安局的,哪个的是董事长,哪个的亲戚在市委里面。你跟她说得多了,她就说,我有高血压,我是癌症。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才是真正的正能量。”董广生说。

冯惠玲将这些棘手的情况向上汇报。“领导非常支持我,专门召集公安、城管、园林、环保、街道办、老龄办开联席会,明确表了态,让老人的孩子们回家把自己的父母管好。”

这给了冯惠玲足够的底气。在一次沟通中,旁边的老人帮腔,“你知不知道他爱人是某某厅的副厅长。”“越是退休干部,越应该支持基层工作的嘛。”冯惠玲说。

当然,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某单位退休干部大骂冯惠玲,“你一个公园书记算个屁。”

“你再骂我我就让你儿子回去教育你。”冯惠玲说,她调查了此人的底细,还没查完,这名退休干部就跑到冯惠玲的办公室来道歉。

也有一些老年人,拿出党纪党规来,“说安装分贝测试仪是腐败,是贪污受贿,拿着公民的钱乱花。”冯惠玲说。

董广生还遇到过“糖衣炮弹”。“有老年人给我送来水果,他说我进来唱歌,声音大点儿,你就假装没看见。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

“以人治人”

领导们决定重拳治理。吵闹了十多年、酝酿了近一年后,2016年2月29日,人民公园正式推出分贝测试管理制度。

公园在西门附近划定五个固定场地,与噪音最大的18个娱乐团队签订承诺书,定时轮流演出,演出时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国家法定假日禁演,五个场地旁立着五个分贝测试仪,不得超过80分贝。每天专人登记分贝,屡次逾矩的团队会被清除。

“音量测试了一个月,问卷调查、入户走访,80分贝是老年娱乐团队、居民、游客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冯惠玲说。

在江天禄看来,音乐想达到效果,90分贝最合适,不过,现在他觉得不好意思,“公园给我们免费供电,免费制作团体名称牌子,我们老年人应该理解,和谐相处,80分贝也可以。”

在新制度推行的当天,冯惠玲就遇到了下马威。一个团队拒不遵从新规,在公园消防通道上翩翩起舞。冯惠玲安排环卫工人清洗道路,老人不走;让保安关闭音响,保安被打伤。直到对方在派出所写下赔礼道歉的保证书,这才了事。

公园想出新的招数——推出自治小组。在18个娱乐团队中,选出8人作为自治小组,自我管理。

在保安董广生看来,这是“以山治山,以水治水,以人治人”。

江天禄被选中担当小组负责人。有时即便轮不到自己演出,他也会坐一小时公交车来巡园,看哪个团队声音超过80分贝,他主动提醒。

一个屡次不开会、不演出不请假的团队被公园提议清除,这次,所有人都齐心赞同。“参与其中,就能理解了。”江天禄说。

新规运行一年多,冯惠玲与老人们终于和谐相处。2017年8月,冯惠玲从人民公园党委书记任上退休,18个团队的老年人代表专门为她开了欢送会。会上,曾经最激烈的反对者江天禄,向冯惠玲鞠躬致歉。

成都人民公园十多年的噪音顽疾自此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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