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

摘 要：《母亲》是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七部作品之一，也是赛珍珠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母亲”的共名身份，是在特定生存环境所编织而就的伦理关系网中确立的；其身份危机与角色冲突导致了一系列伦理困境：“母亲”的生命冲动与生活其间的社会空间、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诚实与谎言、忠诚与背叛、珍视生命与对生命扼杀两难导致的罪与罚的伦理困境，女性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观念的矛盾导致的伦理困境等。赛珍珠用“共名”身份塑造的母亲形象，使“母亲”成为中国劳动母亲们的典型形象，因而超越了个体意义而具有了普适性特征。

关键词：赛珍珠；《母亲》；身份危机；角色冲突；伦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5-0134-08

《母亲》是赛珍珠193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七部作品之一，诺贝尔授奖词对《母亲》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母亲是赛珍珠对中国女人形象描写得最成功的一个，而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1]120英美文学评论界对《母亲》赞誉有加，《时代》“文学增刊”（伦敦）的评论认为：“赛珍珠从不曾写过比《母亲》还好的书。”[2]封底

中国学界大多借助一些理论框架，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角度等广义层面对《母亲》展开泛泛的解读，至今还没有研究者切实从文本出发对其独特人物命名方式给予充分关注。

《母亲》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人物命名方式的“共名”状态，“那‘母亲从没有用另一个名字被人称呼过，就好像她整个的命运只可用这两个字来表现似的”[1]119。不但主人公“母亲”既没有姓也没有名，其丈夫同样处于无名状态——李老三，儿子李大是文本中指称“母亲”丈夫姓氏的唯一线索，但这也仅仅是中国文化中人称指代的一种最广义形式，基本等同于无名，是一个泛指而匿名的抽象类别。不仅如此，整部作品的其他人物都既无姓也无名，只有依据与母亲关系的身份性命名，如男人、婆婆、大儿子、小儿子、瞎眼女儿、堂兄、堂嫂、管事、长舌寡妇，等等。这种“共名”状态甚至还不如鲁迅《祝福》中的女主人公祥林嫂这一称谓，祥林嫂至少还透露出丈夫的名字。母亲这种事实上的“共名”状态，象征着人物设置具有隐形化与普适性特征，象征着人物的非本真存在：母亲在匿名的“人”中失去自我，是把特性出让给社会构建的抽象概念。这不仅在赛珍珠作品中是最为独特的，而且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是罕有的。彼得·康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或许赛珍珠是想把故事的意义推而广之”[3]。因此，笔者将母亲置于社会学视阈下，从“身份·角色”层面分析其“共名”状态，这有别于前人所做的广义研究，是从狭义层面探析母亲身处社群要求与个人诉求之间的伦理两难。这在《母亲》的研究中，既切合文本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一、母亲的身份与身份危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母亲作为共名，只有在也只能在人物关系中才能确定其确切身份：“身份是一个人在系统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5]90换言之，人的身份是在社会关系组成的网络空间中确定的，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精神空间构成人类存在的空间性单元[6]。母亲生存与活动的社会空间属于费孝通所指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费孝通描述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论述。他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其人际关系紧密程度有别于现代“陌生人社会”；母亲生存与活动的物质空间，具有贫困化、隔离性、相互依存性等特征；母亲生存与活动的精神空间，属于受神权、夫权、财权影响的中国传统底层农村社区。母亲的命名正是在这样的三重空间中确定其身份的：“身份只有在同其他身份关联的时候才有存在的意义，所以身份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5]104

母亲最初的身份是很明确的——一个偏僻乡村封闭型熟人社会的勤劳农妇，有一个漂亮、会唱歌、贪玩、爱赌钱、不怎么负责的丈夫，上有瞎眼的婆婆，下有三个子女。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不发生重大变故，母亲会一直保有这种完整的身份，因为“传统社会赋予其成员明确而永恒的身份”[5]55。但环境变化往往影响和改变人物的处境和身份，母亲命运多舛，随着丈夫不辞而别、渺无音讯，管事介入其生活，造成了母亲生活中的一系列变故，也造成了母亲的多次、多重身份危机。

母亲的第一次身份危机发生在丈夫负气出走后。“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他人的社会承认行为赋予的。”[7]114丈夫负气出走，在乡村的微缩世界中造成了母亲“弃妇”的身份危机：“因为她男人的缘故，村子里一个接一个，差不多有十几个女人来看她，打听她男人的消息。”[2]50“在各种初级群体里，讥讽和闲话是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7]85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摆脱弃妇身份危机，母亲采取多种方式维持自己有夫之妇的正常伦理身份。先是编造男人被朋友请到大城镇挣钱并传话回来的谎言，以搪塞村里的女人特别是长舌寡妇：“他有一个朋友，住在一个很远的大城镇，那朋友告诉孩子他爹，那边有个差事，工钱又多，所以他可不必再种田来养活我们了。”[2]50但丈夫始终渺无音讯，导致“好管闲事的长舌寡妇”带着妒意的笑问：“真奇怪，你的男人没有信来？”[2]58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母亲先是用丈夫不写信而是传话回来搪塞长舌寡妇：“已经有好几回传话来啦！”[2]58还“把男人会在过年的时候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她，这件事说得像真的一样，寡妇也不得不信以为真了”[2]59。但丈夫过年还是没有回来的事实，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羞辱。为了掩饰，母亲想到了请人伪造丈夫写家信/带钱回家的假象，以摆脱自己被丈夫抛弃的身份危机：“从此以后，这村子里再没有人敢藐视她了，或是嘲讽她是被丈夫拋弃的女人。”[2]66母亲为了维持自己有夫之妇的身份，连续多次采用谎言策略，“事实上，说谎的本质在于：说谎者完全了解他所掩盖的真情”[8]。但一个谎言需要更大更多的谎言来维护与支撑，使母亲生理、心理承受着空前的压力。endprint

母亲的第二次身份危机发生在与管事的偷情过程中。母亲既不能把男人忘了，但也弄不清楚男人是否活着。在这种似寡妇非寡妇、自我身份实质性缺位、生理心理承受空前压力的状态中，母亲在管事的诱惑与自身本能冲动下，与管事在土地庙里发生了越轨行为。这给母亲带来了一系列可能致其身败名裂的多重身份危机。为了应对危机，母亲殚精竭虑想尽了各种办法。

一是断绝和丈夫重聚的念想。母亲“取出男人以前的三封信来（笔者注：实际上是母亲以丈夫名义写给家里的信）……一股脑儿把信放在火里全烧了”[2]88。

二是伪造自己已是寡妇的事实。母亲再次找写信先生伪造男人在他乡被火烧死的信，制造自己是真正寡妇的身份。其用意有二：其一是为了打消大儿子寻找父亲的念头，其二是“好让地主的管事也知道她已经成了寡妇”[2]110。母亲幻想让丧妻的管事明媒正娶自己以摆脱与管事苟且的尴尬身份。

母亲的第三次身份危机发生在与管事苟合的意外怀孕后。母亲旺盛的生命力，使其与管事在土地庙里的唯一一次苟合就意外怀上了管事的“孽种”。寡妇怀孕，又遭到管事的始乱终弃，使母亲陷入寡妇怀孕的淫妇、弃妇身份中。为了摆脱这种不见容于习俗、不见容于社会、致人死命的身份，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打掉了“孽种”。这给母亲的生理、心理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也改变了母亲的人生轨迹。

总之，“母亲”本身的命名就是由其身份界定的，而母亲的三次身份危机是我们理解母亲形象、母亲生存困境及其伦理困境的基础和前提。

二、母亲的角色及角色冲突

身份与角色有着密切的联系。“角色是个体的观念、价值、态度和规范的集合，这个集合体现在系统之中任何一个拥有特殊身份，并同其他身份拥有者相联系的个体身上。”[5]94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与其身份相应的角色。

母亲最初的角色与其最初的身份一样是明确的，并扮演了与其身份恰当的角色：在婆婆面前，她是孝顺懂事的媳妇；在子女面前，她是慈爱的母亲；在男人面前，她是体贴的妻子。但母亲身兼多重身份，特別是陷入三次身份危机后，其多重角色伴随身份危机带来的角色混乱造成了母亲的角色冲突。所谓角色冲突，是指“人们扮演的不同角色本身的矛盾”[9]60。具体而言，母亲的角色冲突主要表现在妻性与母性的角色冲突、母性的自我角色冲突、身份转换带来的角色冲突以及身份危机带来的角色冲突甚至角色混乱四个方面。

一是妻性与母性的角色冲突。鲁迅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10]，但在母亲身上却呈现截然相反的景观。虽然母亲既爱自己的男人，也爱自己的子女，但在人妻与人母的角色扮演中，母亲更倾向做好人妻的角色。在男人没有离家出走前，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

“她在碗里打了一个鸡蛋，这蛋是由她自己养的鸡生的……无论他俩怎么争吵，当母亲看见他吃得很舒服，心里总是很安慰的。”[2]9

“母亲……只把最好的菜心留下给男人，其余的都让孩子们吃了，最后她才吃了一点儿。”[2]43

男人负气离家出走，伴随身份危机而来的是母亲角色扮演的失范，她“会很不耐烦地对待孩子们和老太婆，连狗也会遭她狠狠地用棍棒赶出去”[2]83。在幽怨化为恼怒的背后，是对男人的深深眷念。

即使在多年后，母亲还将自己的爱移情到小儿子身上：“母亲爱他是因为他那嬉笑的言语和态度，他那光滑的圆脸，还有那灵活的身子简直和他父亲一模一样。”[2]134

尽管小说以《母亲》命名，而且主人公的名字也采用共名“母亲”，但在丈夫与子女的选择中，在妻性与母性的角色冲突中，似乎前者更具分量。

二是母性的自我角色冲突。作为母亲，母亲扮演的母亲角色无疑是称职的，从其小说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寓意。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无疑是爱的：“在这村落里的六七户人家当中，没有一家的母亲能够比她照顾孩子更周到的了。”[2]7“母亲总是把田里最好的先给孩子们吃。”[2]7但在对待两个儿子的问题上，从公正和理性角度看，母亲是没有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出现了所谓的“自我角色冲突”[9]61。

大儿子勤劳、孝敬，很早就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他“很能做苦工。每天黄昏工作完毕的时候，母亲拖着沉重的耕具回来，他总会抢过去加在他瘦弱的但坚稳的脖子上”[2]79，他“从来也不会勉强母亲做重活儿”[2]137，“一直是个和顺的儿子，只知要工作，不晓得要求什么……从来不说脏话，从来不赌钱”[2]132，“是一个顶完美的儿子”[2]133；而小儿子“是个偷懒的东西，又整天赌钱”[2]133，“到处游荡，随处漂泊”[2]134，不务正业。

但母亲对大儿子苛刻又严厉：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勉强着男孩做些轻小的工作，但是只要他偶一偷懒，她就会很失望又痛心地责骂他”[2]53，“勉强着男孩做工，教他怎样赶水牛，虽然他生得很廋小”[2]70。对小儿子偏爱又纵容：“只要有一点好吃的，有人给她一个桃子，一个干果，一块饼，或是什么东西，她总是省下来给小儿子吃。”[2]190母亲“把媳妇为她预备的好茶倒出来给他喝，很快乐地把她收藏的东西拿出来给她吃，她坐在旁边，亲热地看着儿子挑着好的吃”[2]191。“他给母亲的钱，母亲都一齐收藏起来，等他需要的时候再还给他。”[2]192

在公正与偏心、理性与感性的二元问题上，母亲的自我角色冲突是明显的，认同和移情错位，以至于在孝顺的大儿子眼里“母亲是个最偏心的人”[2]135，母亲为此也感到自责。

三是身份转换带来的角色冲突。母亲的身份转换发生在大儿子结婚后，大儿子娶妻，“儿子”变成了“别个女人的丈夫”[2]143，母亲让出了自己的房间，让出了自己的床铺：“她奇怪自己怎么会睡在这个铺上，儿子和媳妇也不该睡在她的床上呀！”[2]145母亲虽然让出了自己对家庭事务的管理全权，却于心不甘：“母亲知道他们两个已俨然是家里的新主人了……他俩把赚来的辛苦钱握在自己手里……他们也会让她说，但是说了也等于没有说一样……母亲顿时感觉到空虚，连她的经验和智慧都感觉到空虚。”[2]147这种身份转换带来的角色冲突时时侵入母亲的精神空间：“她虽然在名分上是家里最老、最尊贵的主妇，可是在她的心目中，她已经不再自以为是最尊贵的了。”[2]145母亲从事实上的一家之主变为名义上的一家之主，从中心退居边缘，其落寞、失意进而故意找媳妇碴的原因，可以从家庭权力转移、弗洛伊德心理学等方面寻找，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其实是伴随身份转换带来的角色冲突产生的。endprint

四是身份危机带来的角色冲突，甚至角色混乱。母亲先后出现的身份危机导致一系列愈来愈严重的角色冲突。首先，事实上的弃妇角色与勉力扮演幸福人妇角色的冲突。明明丈夫已经负气离家，母亲已然成了事实上的弃妇，但母亲不甘心扮演众人怜悯和嘲笑的弃妇角色，千方百计制造幸福人妇的假象以应对舆论。这种角色冲突使母亲在人前强颜欢笑、伪造幸福的假象，在人后不得不吞咽下苦果，心力交瘁。其次，贤妻良母好媳妇角色与荡妇角色的冲突。母亲在众人眼里是贤妻良母好媳妇，但在管事的试探、诱惑下出轨。这种角色冲突使母亲身心分裂，羞愧与甜蜜、刺激与罪恶并存：母亲“心理羞愧地回想到刚才充满了刺激般甜蜜的激情”[2]87。再次，幸福人妇与孤苦寡妇角色的冲突。男人生死不明，又与管事苟合，母亲先是在人前扮演幸福人妇的角色，后又苦心孤诣制造自己的寡妇身份。从伪造丈夫在外有出息，到伪造丈夫被烧死；从被管事诱惑，到有意吸引管事。其间的角色转换、角色冲突、角色混乱达到极点。最后，生物性的母亲角色与寡妇怀孕的社会性淫妇角色的冲突。母亲与管事在土地庙前的一次苟合怀上了管事的孩子。这个“孽种”从生物性上说是母亲的骨肉，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陷母亲于寡妇怀孕的尴尬角色中。这种生物性母亲与社会性淫妇角色的冲突，除了为打掉孩子造成的身体伤害，更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心理伤害。

综上，母亲最初扮演了与其身份相应的角色，事实上“角色是对典型期待的典型回应”[7]110。但身兼多重身份及其陷入多重身份危机后，使母亲陷入了角色冲突甚至角色混乱之中。

三、身份危机与角色冲突下“母亲”的伦理困境

母亲的三次身份危机与多重角色冲突导致了母亲的诸多伦理困境。本能、欲望与环境冲突的悲剧性伦理困境，既是母亲身份危机、角色冲突之因，也是身份危机、角色冲突之果。生命张扬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对立、碰撞，衍生出罪与罚、身份认同与身份歧视的伦理困境。

（一）本能、欲望与环境冲突的悲剧性伦理困境

人是具有两面性的社会动物，一方面具有动物性，受制于生命本能、欲望與冲动，另一方面具有社会性，受制于生活其间的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精神空间等环境因素。

1.母亲的生命冲动

赛珍珠真实再现了母亲受制于生命本能、欲望与冲动的动物性。母亲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毋庸讳言，这种生命力主要表现在对情欲的强烈需求上：“离开了他男人的日子，活着会毫无生趣，她内心里那克制不住的强烈的情欲，激动起来像狂风暴雨一般。”[2]75男人的不辞而别，除了给母亲带来弃妇的第一次身份危机外，还使母亲的生命力和情欲的“狂风暴雨”无处宣泄。管事的趁机介入，让母亲的本能、欲望找到了释放和宣泄的渠道。孔德（Auguste Comte）认为，女性的自卑感源于她们无法进行抽象思维，理性被她们的激情打断了[11]。对于管事的勾引，母亲心知肚明，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回应：

“母亲自己毫不自觉，在她的眼里竟流露出那深切、渴望的热情……母亲很灵敏地觉察到了他的触摸，明白了他的用意，顿时血液里像燃起了火焰一般的滚烧着。”[2]85

“在这么美好的秋天阳光下，管事欢笑的面孔和他的灰色长衫里，好像流露着一种奇妙的力量，缠绕着她，像火焰的舌头舔着她。”[2]86

斯宾诺莎（Spinoza）认为：“欲望是一种冲动，而冲动就是人的自身本质，人会朝着维持自身存在的方向采取行动。”[12]母亲在管事走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再现了母亲的“自身本质”。特别是在城中与管事邂逅后，母亲更是夜不能寐：

“她一点都不能入睡。她的全身被湿冷的夜晚冻僵了，但脸却是烧得发烫，怎么也睡不着。”[2]93

不仅如此，“整个春天，母亲一直惦念着管事”[2]94，“她血脉里的欲火好像要把血管冲破一样”[2]95。虽然与管事的交往有违伦理，但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人必然受制于诸种激情”[13]227。当管事再次来到母亲身边时，母亲“深深感到说不出的自慰……气味飘近她的时候，又激动了她的情欲……全身突然间像着火似的燃烧起来”[2]97。母亲与管事的交往过程印证了罗素之言：“人们是充满激情的、固执的和相当疯狂的。但是，生命的冲动尽管危险，人类若要生存下去不丧失其特色，就必须保持这种冲动。”[14]29赛珍珠真实再现了母亲屈从于“激情”时的“疯狂”：

“奔腾的热血在她耳里呼喊着，那是饥饿的情欲引起的雷鸣，她感觉到她急切的渴望和需要……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感到害怕，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她感觉她的血肉发狂似的饥渴，连做梦都想不到像现在这样需要……她大声哼吟。”[2]98

赛珍珠“浓墨重彩地描述她对性生活和生育的眷念，欲火、饥渴热血沸腾说法俯拾即是，尽得劳伦斯之神韵”[3]。母亲与管事在土地庙里的苟合其实是生理上的自然需求，是生命欲望和本能的自然宣泄。“在我们的本性中，比较偏于本能的部分，都受制于追求某些活动的冲动，而不是受制于追求某些目标的愿望。”[14]3在丈夫一去不返渺无音讯的情况下，在管事的诱惑下，从生命伦理角度看，从人的自然性看，从母亲的境遇看，母亲的生命本能、欲望冲动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是作为自然人性的正常反应，并非大逆不道。“人们更多受盲目的欲望所驱使，所以，人的自然力量，亦即自然权利，不应该由理性、而应该由人们借以决定行动和努力保全自己的诸种冲动来予以规定。”[13]231

2.社会性因素对母亲生命冲动的伦理制约

赛珍珠笔下母亲的欲望、冲动无疑带有西方色彩，但母亲毕竟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必然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因此赛珍珠再现了社会空间、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等社会性因素对母亲的伦理制约。“道德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禁忌。”[14]40这种禁忌表现在夫权、财权、神权等社会性因素对母亲无处不在的有形无形的制约和影响上。

第一，社会空间对母亲的伦理制约。母亲生活于封闭、偏僻、落后的熟人社会中，生活在所谓“通体社会”中，其行为必然受到所在社会空间舆论的影响。在封闭世界的严苛伦理环境下，从传统伦理角度看，无论丈夫未死还是已死，母亲对管事的回应与激情投入无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是对伦理道德的严重背离，破坏了乡村的伦理规范。母亲伪造丈夫在他乡死亡的信件，其实就是为了摆脱这种有夫之妇形同寡妇的夫权禁忌，幻想以寡妇身份名正言顺改嫁管事；母亲意外怀上管事的“孽种”后冒死打下孽种，同样是因为“孽种”名不正言不顺。社会空间夫权的潜在影响与母亲的本能、欲望冲突，导致了母亲的身份危机和伦理困境。endprint

第二，物质空间对母亲的伦理制约。管事是代表东家行使权利的，是促使人与人之间压迫合法化的等级制度的衍生品，对管辖下的农民交租有着“合法伤害权”，从农民对管事的又怕又恨可见一斑。对母亲的勾引，对母亲的始乱终弃，都与管事的身份、地位有关，“那些有条件获得并能控制重要的物质资源、社会资源与文化资源的人”在社会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选择权[15]。母亲对于管事的回应，除了本能欲望与冲动外，不可回避地牵涉到财权对母亲情感的潜在影响，母亲“一边想着那些闪耀的东西，一边梦着那双热腾腾的手紧紧握住她手的睡梦中”[2]93就是明证。母亲贫困的家庭环境与生活状态，无疑与管事在身份、地位、阶层上存在巨大鸿沟。等级制与等级观念作为乡村社会关系的本质，使母亲与管事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烙上了不平等的印记。物质空间的财权、阶层差异与母亲本能、欲望冲突，导致了母亲身份危机，更使母亲与管事的情感纠葛在现实物质层面遭遇多重伦理屈辱。

第三，精神空間对母亲的伦理制约。在中国下层百姓中，神权禁忌根深蒂固。母亲与管事在土地庙里疯狂状态下苟合的下意识动作特别值得注意：“母亲赶紧从地上把脱下的衣衫拾起来，上前去蒙在土地公公的头上，好遮着他那凝视的眼睛。”[2]99这种神权禁忌无处不在，每当母亲追悔时，总是提及“怕是太侮辱了被她蒙了脸的土地公公”[2]114：“我怕是我那老罪孽被老天知道了，因此不赐给我孙子”[2]185，“唯恐她自己的罪孽会再被菩萨想起，她还是害怕着菩萨”[2]200。母亲的精神空间处在孔德的所谓神学阶段，没有达到形而上学和实证阶段的高度[16]，故精神空间的神权禁忌与母亲的本能、欲望相冲突，同样对母亲形成了伦理制约。

在生命欲望与道德禁忌之间，在对感官享受的追求与社会伦理的严苛要求之间，赛珍珠表现了母亲的伦理两难：一方面，母亲受到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驱使，生命本能战胜了伦理禁忌；另一方面，母亲生活的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精神空间也对母亲造成有形无形的压力，夫权、财权、神权对母亲的生命意志造成莫名的威压，形成了母亲的生存困境与伦理困境。母亲是夫权、财权、神权主导下性别权利关系的牺牲品：无论是作为妻子受制于人妻的身份与角色，还是作为管事垂涎并引诱的对象，母亲都仅仅充当了男性的欲望客体。作为共名的母亲的女性身体的被凝视、被利用、被遗弃，成为性别权利关系的有效注释。不公正的性别秩序，给女性设定了不平等和恶劣的生存环境。

（二）罪与罚的伦理困境及原因

母亲与管事土地庙里的苟合，不但给母亲带来了身份危机、角色冲突，由此造成诸多伦理困境，而且对母亲的身心造成了永久性伤害。“每个人内部都有一个‘社会人与情欲炽盛的‘个人，有灵与肉，神与兽。我们受着肉欲的支配，但在沉沦之后我们又很快回复为明哲之士。”[17]本能、欲望与道德禁忌之间的悲剧性伦理困境，使罪与罚成了母亲挥之不去的梦魇。

1.罪与罚的伦理困境

每当家庭碰到变故和灾祸，母亲总是感到内疚和自责，觉得是对自己所犯“罪孽”的惩罚。

婆婆去世，母亲竭尽全力办好后事，无疑带有很强的赎罪意识：“母亲心里想着正好有些事可使自己忙些，好让她忘掉令她心里念念不安，甜蜜而羞愧的事。”[2]100“她觉得只有这样做，或许可以饶恕那件不为人知的羞事。”[2]102

害眼病的女儿瞎眼被证实后，母亲认为是自己的罪孽导致的：母亲心里充满“不安和恐惧，她唯恐自己所犯的罪报应在她的女儿身上”[2]127。“在母亲的心里，她真希望不是她引起的罪孽。她愈这么想，愈使她后悔自己怎么会做出那桩罪孽来……她觉得无论用什么方法再也不能把罪恶还清了。”[2]128这种罪与罚随着岁月的流逝愈演愈烈：“母亲认为都是她所犯的罪孽，自己担当不了，所以都报应到女孩身上”[2]134，“她总觉得是自己的罪孽，报应在女儿身上了”[2]158。

媳妇一直不生育，没有抱上孙子，母亲同样认为是自己的罪孽导致的：“因为女儿的婚事和还没有抱孙子的这两大遗憾……她还怕着这就是她罪孽的报应。”[2]169“慢慢连母亲也不再埋怨她的媳妇不生孩子了……她暗暗地相信或许真是因为自己的罪孽呢？”[2]186

瞎眼女儿和小儿子的死，更是让母亲感到罪孽深重：“但她仍怕还未能赎清她的罪孽……‘我所受的处罚难道还不够包容我犯的那一点罪孽吗？”[2]200“若是我犯的罪孽，为什么自己不死？……为什么把我的孩子一个连一个地都从我手里夺走？”[2]206“难道这就是我应得的报应吗？难道这么多罪还不够我受的吗？”[2]217

闭塞乡村的淳朴母亲没有达到进行形而上伦理考量的思想高度，她只是在骨肉至亲遭遇不幸时本能地将命运不济与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伦理结关联起来。母亲的期待视野仅仅局限于接受惩罚并以此赎罪，其心理创伤与现实困境在宿命概念下被掩盖起来。自我的“罪恶”“异端”意识具有负面的伦理能量，由此母亲的后半生一再受到生存境遇终极恐惧的威胁。母亲看待女性伦理身份的本质主义立场，使她陷入僵化的女性身份定位之中，执著于自我认定的罪恶，从而无法建构有力量的、建设性的主体身份，只能寄希望于赎罪和命运的垂怜。这让我们依稀看到鲁迅笔下祥林嫂的影子。

2.衍生罪与罚伦理困境的原因

罪与罚伦理困境的衍生原因，牵涉到一系列悖论，诸如诚实与谎言、忠诚与背叛、生命与扼杀，等等。

一是诚实与谎言的困境。母亲为了维护有夫之妇的自尊，为了名正言顺嫁给管事，人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而为了圆谎得撒更多的谎：母亲“仍然是不变地、很快乐地扯谎来搪塞他们”，“母亲一直为了男人说谎”[2]82-83。但无论是表象还是实质，母亲都并非寡妇，她只能也只有靠谎言来维持这种似寡非寡的身份。母亲事实上的弃妇身份与勉力维持的人妇身份之间的实质性断裂，成为横亘在诚实与谎言两难伦理选择之间的伦理结。关于诚实与谎言的形而上思辨，康德曾以严格主义的立场，用绝对命令的形式提出“勿说谎”这一关涉人格和尊严的基本伦理要求。母亲在外在力量威慑与内在欲望诱惑下，本能地违背理性存在者本应谨守的“诚实”自律准则。这造成了母亲深深的负罪感：“她想到一切的罪恶，不仅仅是堂嫂知道的那桩，还有她一直骗大家说她是寡妇，还有叫人家造的那些假信，还有那些自己编出来的谎话。”[2]185但母亲之所以说谎，其实都与环境因素有关，诚实将使她在所处环境中难以找到容身之地。endprint

二是忠诚与背叛的困境。男人一贯自私懒散，“天生欢喜玩乐”[2]32，尽管为了家庭事务母亲与他争吵磕碰，母亲却一直对他钟爱有加、充满柔情；男人极端不负责地远走他乡，把整个家庭的责任扔给母亲，使母亲承担家庭重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是事实上的抛弃与背叛。即使在这种境况下，母亲对自己的男人一直是爱的：“若是母亲真的能够把男人完全忘记了；或是男人真的死了，是她眼睁睁看着他的尸首埋在土里，永远的死了；或是她能够真正地做个寡妇，确实地了解她这一生与她男人已经结束了，这倒会让她觉得日子容易过些。”[2]82是男人的不忠与背叛，才造成了母亲忠诚与背叛的困境：从严格的旧道德看，母亲与管事的苟合无疑是背叛行为，是不忠的污点或者罪孽。母亲爱自己的丈夫，却遭到抛弃，忠诚无所附丽；听从生命本能，却遭到管事始乱终弃。母亲无论是忠诚还是背叛，都无法摆脱“悲恸和怨愤”[2]216交織的生存困境与伦理困境。

三是珍视生命与对生命扼杀的困境。母亲热爱生命，珍视生命，“对小孩是永远不会厌烦的”[1]77，“每当她怀孕的时候，她总是很快乐，而且很满足”[1]8；但在对待管事播下的“孽种”时却碰上了伦理困境：留下孽种与除掉孽种，母亲都面临生命伦理矛盾和人伦伦理矛盾。母亲的寡妇身份使她“烦恼着那藏在肚里的孽种”[2]107，但孽种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是母亲的血肉。留下孽种与打下孽种都给母亲带来伦理两难：留下孽种“除了死路再没有别的路好走了”[2]113，打下孽种违背生命伦理并产生人伦伦理矛盾。

诚实与谎言、忠诚与背叛、珍视生命与对生命扼杀都是母亲两难之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其罪与罚的选择性感知实际上是母亲在神权、夫权、政权影响下的自我赎罪意识。这种赎罪意识贯穿母亲的后半生，成了她挥之不去的梦魇，直到孙子出生才有所缓解：“我还真以为我是个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苦命人呢！”[2]219

（三）身份认同与身份歧视产生的伦理困境

母亲的女性身份与心理上对女性的歧视形成尖锐对照和对立，由此造成了母亲身份认同的伦理困境。母亲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八年，终于盼到媳妇怀孕，但母亲“唯恐媳妇将要生的孩子是个女孩，母亲一想到这点，就喃喃自语地说：‘万一生个女孩子，我的好命就又会像以前一样的坏了。”[2]199“要是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或是个怪胎，白痴，瞎子，或是个女儿！”[2]200她“只要菩萨能赐她一个孙子”[2]200。小说的结尾特别意味深长：“我还真以为我是个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苦命人呢！……你看！我的孙子！看呢，我的孙子！”[2]219造成母亲身份认同与身份歧视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生理上的影响。母亲分娩，特别是打落“孽种”遭受的磨难，使母亲对女性生理上遭受的痛苦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汗珠像雨点一般地淌下来，失去知觉，如同死了一样。那种绞肠的疼痛，就像她被凶猛的野兽捉住，撕裂她的血肉一样。”[2]115-116“自从那一夜摧残之后，她的身体再也没有像以往有气力了。”[2]154身体上的痛苦带来恒久的心理创伤并使之固化，这是母亲身为女性却对女性身份认同产生困惑并对女性身份产生歧视的生理性因素。

二是经历上的影响。丈夫的离家出走，管事的始乱终弃，母亲的女性身份使之遭遇的身份危机和角色冲突的切肤之痛，以及瞎眼女儿不能见容于娘家最终惨死夫家的惨烈遭遇，使母亲对女性在两性相处过程中深具劣势的性别境遇、对女性天然特有的弱势地位有着切身体验。这是母亲身为女性却对女性身份认同产生困惑并对女性身份产生歧视的性别性因素。

三是文化观念上的影响。传统社会设定男尊女卑定律的外在控制机制对母亲的禁锢作用是巨大的，使身为女性的母亲自己也内化并固化了这一思维定势。母亲固守传统和自己的女性伦理身份，接受、尊重并遵循所属文化体的伦理观念与伦理习俗。这是母亲身为女性却对女性身份认同产生困惑并对女性身份产生歧视的社会文化性因素。

综上所述，母亲无疑是赛珍珠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其成功也颇为吊诡：赛珍珠笔下的人物，虽然大都有名有姓，但通常都带有“类型化”倾向；母亲就其命名来说是一个典型的“类型化”命名，却是最具有个性的“圆形化”人物。在由女性编码的家庭空间和以男性中心主义方式建构的外部空间（社会、物质、精神）中，在对母亲的身份危机、角色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困境的描写中，彰显了母亲像大地一样顽强的生命力。母亲是一个承载了多重苦难、深植中国土壤并有着中国文化内涵与人格力量的原型人物，其共名身份真实再现了中国底层社会母亲们的普遍生存状态，使母亲形象超越了个体意义而具有了典型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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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Dilemma of The Mother in Common Na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ZHANG 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3， China）

Abstract：The Mother belongs to the seven works by Pearl S. Buck that wins the writer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it is the most unique work among Bucks works as well. The identity of the “mother” in common name is established in the network of ethical relationships in a specific living environment. The identity crisis and role conflict of the “mother” lead to a series of ethical dilemmas. i.e. ethical dilemma triggered by conflict between life impulse of the “mother” and her social space， material space and spiritual spac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sin and punishment generated by dilemma between honesty and deception， loyalty and betrayal， cherishing of life and killing of life， ethical dilemma resulted from contradiction between female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notion. The image of the “mother” depicted by Pearl S. Buck in common name makes it a typical prototype for Chinese working mothers， therefore transcending individual significance and being characterized with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Keywords：Pearl S. Buck； The Mother； identity crisis； role conflict； ethical dilemma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