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地妖娆

香港什么样儿？用两部电影的名字来形容，便是——“《笼民》与《花样年华》”，即是讲，系雅与俗密不可分的杂烩地。

1104平方公里的都市，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三位。人多，便挤；一挤，便杂。所以它不昌繁不行，不俗气更不行。受殖民统治的一百多年，至回归祖国的二十年，促就了香港独特的民生民态，仿佛独自喧嚣的歌舞秀，如脾气执拗的作家黄碧云形容的那样：“香港的秋天脆薄如纸。”因为脆与薄，所以必然要扎根深土，在世俗里开出文明的花朵，于是就有了享乐主义的美食家蔡澜，亦诞生白手起家建立事业王国的首富李嘉诚。这些在物欲中勇往直前的个中代表，让香港成为艾敬《我的1997》里备受向往、亦频遭质疑的“花花世界”。

香港人爱钱的程度你难以想象，爱钱，是因为花钱的地方太多，就算放到今天来讲，一顿几百块的夜宵都算平常。156家持牌银行，成功收购过伦敦金融交易所的香港证券行，终日人声鼎沸的跑马场，令香港人钻入“无钱不欢”的死胡同。早在回归之前，罗大佑与蒋志光推出一首单曲《皇后大道东》，把“爱钱”这种事光明正大地进行唱颂：“有个贵族朋友在硬币背后，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每次买卖随我到处去奔走，面上没有表情却汇聚成就。”寥寥数语，道出全港人唯钱是命的人生宗旨。

唯利是图的理想主义

受TVB各色高收视剧集蛊惑过的内地人，曾一度带着“朝圣”心态踏足香港，却发现原来实地的建筑看上去起码比电视机里的要小一半。高楼如火柴盒堆积，茶餐厅的卡座每侧只能勉强坐一个人，弄堂宽窄的过道还要设红绿灯。高度浓缩的繁华，把香港的市井气镂刻得经纬毕现，与其讲这是市民的秉性使然，不如说是被逼压到这种境地的。杜琪峰在2011年拍摄的电影《夺命金》里，用一段戏将“香港人与钱”的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退休妇女苏杏璇本可以搂着养老金安安稳稳度过余生，却因大环境营造的焦虑气氛而心生忐忑，于是向银行买了风险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内便损失了近一半的“棺材本”，為何要这么做？因为不做不足以成为“港民”。无论居民楼还是早茶店，人们谈论的不是“炒楼”便是“炒股”，不下这个水，恍惚会让你觉得与时代脱节。

另一方面，尽管内地房价已逐渐成为全民“包袱”，但香港的人口密度决定了那里非要寸土寸金不可，作为全世界房价排名第三的“乐土”，地产交易是按尺来算的，20平方米便可称“豪宅”，没有100万美元的现金根本住不起；以香港普通打工仔一个月不超过两万港币的收入，一世都拿不下一幢像样的房。正宗“香港仔”彭浩翔曾经就此现状拍了一部相当恶毒的电影，叫《维多利亚壹号》，讲的是女主角为了让自己心仪的楼盘降价，不惜连夜在楼内犯下多宗杀人案，这才了却了夙愿；即便她拿到的房，卧室里连张大床都摆不下。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故事还是以真实事件为原型改编的。

那么既无投资天赋，又下不了狠手的穷人怎么解决居住问题？香港葵涌有个房东，手头一幢约180平方米的大房隔成十八间，每间有床有厕所，收租五千一个月每户，这就是一直普及于香江的所谓“剖房”。每位租客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养不得宠物，生不得孩子。

都被逼到这份儿上了，香港人如何才能不向钱低头？在这份俗气的欲念里，透着最单纯质朴的理想主义——安居乐业。

北上为王的娱乐态度

众所周知，香港的“娱乐业”几乎算是完蛋了。

1997年之后，内地造星业风起云涌，好莱坞电影的引进更是让百姓开了眼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的香港娱乐黄金期早已过去，人们终于发现，原来无论徐克还是尔冬升，都避不开“借鉴”美国大片的魔咒；日韩流行文化借机乱入，风靡程度迅速超越了这片弹丸地，因为地盘小，造星的资源便少，怪道王晶曾针对这几届香港小姐的评选给出最刻薄的评语：“拜托，我们选的是最美丽的女士，不是最美丽的‘猪扒！”

本着“金钱至上”的原则，务实的香港人迅速作出选择

北上。

于是乎，徐克拍出了《七剑》、王家卫拍出了《一代宗师》、林超贤拍出了《湄公河行动》，周星驰拍出了《西游之降魔记》，连一直坚持炮制“纯港片”的彭浩翔也把《志明与春娇》系列故事背景搬到了内地。无数的香港人在北京建立了工作室，导演和制片人扭转风向，意味着明星也一样要华丽转身，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以香港偶像陈伟霆为例，其十年前系英皇娱乐力捧的小生，演过情色片、拍过黑帮戏，最终让他尝到爆红滋味的，却是内地的民国热播剧《老九门》。拍出过纪录片《女人那话儿》的女权导演黄真真曾经直言：“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北京或者大陆不同的城市生活。两年前我的公司在北京设立，我也搬到北京了。所以这两年有更多的大陆的朋友，体验了更多大陆的生活，了解到更多大陆人的背景文化，可以说对我来说很享受，拓宽了我的视野。”另有活生生的例子，是内地成全了梁乐民与陆剑青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香港电影圈“杂工”，让他们有机会拿出《寒战》系列一鸣惊人。

一直对旗下艺人抠门成精的TVB电视台也面临捉襟见肘的现状，因为力捧过的小生花旦都已懂得适时跳槽，“北上捞金”成全了那些外表风光，口袋干瘪的明星。连香港本土“奥斯卡”——金像奖，都几乎被内地切去了一半的江山，内地女演员春夏就曾凭借电影《踏血寻梅》成为最年轻影后。再回头去盘点一下香港新人，除了蔡瀚亿、颜卓灵等少数几位后辈，严格来讲就是史上最“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TVB到现在还是佘诗曼、苗侨伟这样的老前辈来做当家花旦小生，其尴尬程度不言而喻。

内地的高片酬和大市场，令曾经自诩“清高”的香港名流低下了头颅，一批批特殊的“北漂客”逐渐虚化了“港片”这一概念，向着“合资片”的道路前行。以粤语单口相声栋笃笑扬名立万的香港艺人黄子华曾经调侃过这一现状：“倒垃圾的人喜欢倒垃圾吗？他们只为生计，而大部分人做工，都只为‘扭食。”endprint

本着“扭食”精神，香港那种快餐式娱乐作品，融入内地市场变得极为容易；他们经验丰富、深谙省钱之道，又有从前录像厅时代打下的人气基础，所以无论梁朝伟还是周润发，都乖乖地投入内地娱乐圈的怀抱，延续他们的辉煌。

接地气的阅读沙漠

倘若因为知道李碧华、亦舒等几位香港作家，就认为香港人“有文化”，恐怕是大错特错。香港的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宽松”的，从诚品书店到公共图书馆，几乎做到“书香四溢”的地步。一年一度的书展总是人潮汹涌，2015年参观人次突破百万，7%的香港居民都喜欢购买纸质书。可风光的另一面，却是人心惶惶的书店倒闭潮，洪叶、青文、曙光、东岸、博学轩等一众独立书店纷纷拉下了闸門。

很多人把原因归咎于“电子时代”带来的冲击，可事实上，香港普通市民的阅读需求量超乎想象得低。香港人接受的英语教育，使其开口闭口都是粤语杂搭英文，多数听不懂也学不会普通话，对于阅读本身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更别说文化输出这一块；倘若当年不是台湾配音演员的精妙演绎，港片也只能在广东深圳片区得以流传。时至今日，仍有诸多港民都把“父亲”写作“老豆”，而实际上应是“老窦”，取自《三字经》中“宝燕山，教五子，名俱扬”一段。那边曾经最畅销的读物是什么呢？——马经。这亦与香港人爱赌马有干系，书中若没有“黄金屋”，便无法勾起市民的阅读欲。

的确，你还能从香港拎出几个文化人来，曾经被誉为“文化教父”的梁文道便是其中之一；可事实上，梁文道所受的基础教育来自台湾，这令其没有受到地域限制，眼界之开阔非普通香港人能比。对于“读书”这件事，他也曾有过这样的感慨：“以前我念书的年代，很多学生还会有这种义务感，这种义务感严格来说算不上什么兴趣，但是它起码会逼迫学生想要读点什么。现在的学生连这种义务感都没有了，完完全全只能讲兴趣了。但问题是，当只能讲兴趣时，他们是不是那么有兴趣呢？这就很难讲，他们很有可能没什么阅读兴趣。”

这番话算是讲到点子上了，功利的香港人素来讲究效率，读书无疑是耗费精神，且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收获的纯消遣。所以香港人在文化积累这件事上，几乎都抱着消极心态，李嘉诚当年一句“读小说没用”，把不少香港人带入了误区，将阅读视为无用功。回溯过往，从金庸、倪匡，到岑凯伦，本土畅销小说作家写的不是武侠就是言情，深度写作只是少数精英分子的喜好。这就是为什么，亦舒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能在内地掀起热潮，因为故事里的女主角无时无刻不在为“钱途”奋斗，追求爱情也是一个利益交换的过程；唯有这样教人如何走成功捷径、如何战胜竞争对手的“指导书”，才能受到香港人最热烈的追捧。

除此之外，新人作家也以“网红”为主，彻底抛开了“纯文学”这块净土。于是就有了村上春树的《一路向西》、Mr.Pizza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作为当时爆红的连载小说，两部作品都被电影化，也明确了香港年轻人的阅读口味——情色与暴力。前者点穿了香港公民在情欲中寻求解脱的意识；后者却是以极其惊悚压抑的故事情节揭露香港整个大环境的逼仄。它们就像日本的轻小说一样，追求愉悦刺激，对深度不作任何挖掘。也正因如此，香港新生代作家的彻底世俗化，与阅读群体的口味牢牢相扣；像曾经炮制过《酒徒》和《花样年华》的刘以鬯那样的严肃派，已经完全被边缘化。所谓的“沙漠”，在一个焦虑的城市最容易成形，也最容易干渴而不自觉。

作为1949年后香港“婴儿潮”的一代，作家陈冠中这样形容香港：“一个城市被一个词贴上之后，就好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我问了我很多同代人，他们并没有说我们为了香港要做得好一点，没有这个概念，这种价值观不存在。”言下之意，经历了殖民、黄金十年和回归之后，香港人依然保持着俗中有道，支撑着他们幸福指数的，是一次又一次牟利的胜利，和最直接的物欲释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