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香港是个公认的世俗社会，人们“马照跑、舞照跳、生意照做”，似乎并不太讲究精神的慰藉。但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在整个南中国，香港是个“非世俗”色彩最浓厚的大城市。

在香港，“信仰场所”之多、香火之盛，是周边任何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这里有其他华南城市普遍供奉的天后妈祖，也有别处罕见的黄大仙；有气势恢弘的大屿山宝莲寺天坛大佛，也有山边村角连一个人都钻不进去的土地小庙。这里既有天主教、新教、圣公会教和禅宗、律宗佛教等“正统宗教”，也有大榕树崇拜这种说不清源流的祭祀崇拜——但无一例外都有很高人气。

这里的“信仰与寄托”并非仅仅被供在庙堂，而是和世俗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香港的茶楼酒肆甚至办公楼普遍供奉财神，而警察局、消防队又清一色供奉武神——其实财神和武神是同一位关老爷。财神不过设香上供，也还罢了，武神攸关性命，许多供奉的单位可是要“早请示、晚汇报”的。

正所谓“越俗好鬼神”，香港社会这种热衷供奉、祭拜神明的传统，和南中国的民俗、历史息息相关。进入近代，香港成为港英当局“因俗而治”的殖民地，其上中层社会广泛接受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系统的教育），力图获得“上进之机”，市井阶层则纷纷将精神寄托给各路熟悉或陌生的神明。

正因如此，香港人的“非世俗世界”说到底还是世俗的：一个普通香港人可能会既拜佛，也求仙，又让孩子进教会学校，他们也会把1993年才落成的天坛大佛和1789年便开光的长山古寺佛像都当成圣物来供奉。

“一花一世界”

许多稍稍熟悉香港的朋友都知道，历史上香港是分三次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因此最早被英国吞并的香港岛“英味”最浓，稍晚被吞并的九龙尖沙咀次之，最晚被吞并、且自始至终仅仅是英国租借地的新界则“华味”鲜明，许多地方若非交通规则、语言习惯等有差异，和华南城镇、农村几无分别。

这仅仅是最粗略的划分，实际情况则要细得多：宝宁任香港总督时代所划“四环九约”地区，即香港岛的北岸，是英国开发最充分的地带，“维多利亚味”最足，也曾被认为是最能代表香港世俗社会风情的一片；筲箕湾是旧港岛开发最早、香港被割让时人口最多的地方，但这里渔民、蛋户聚集，因此带有浓郁的渔人码头风味；赤柱地势险要，山水错落，曾是香港首府所在地，随着英国统治的年深日久，这里成了著名的西人居住区、军事要塞区和水上人家区，风情迥异于港岛其他地方；而与赤柱相邻、同样被“四环九约”排斥在外的香港仔，则曾是厂房林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一时的工业区，这里曾经的文化，被香港老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勾勒得十分生动，发展“迟到一步”的台湾人当年曾形容这里的文化是“便当文化”——匆忙，但迥异于中环CBD地区那种富于写字楼气息的匆忙，而是一种“蓝领的匆忙”，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拉开序幕，香港仔的工业率先北移，这里人去楼空，又逐渐成为老龄化社区。

中环式的匆忙则成为香港世俗社会的招牌，曾有人认为老港剧《流氓大亨》里那首徐小凤演唱的主题歌《城市足迹》——“留心，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皱着眉心。重叠的足印细踏了干遍，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何因？人在匆匆里，哪曾会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生动形象、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中环节奏”中香港既拥挤又孤独、人们既彼此紧密关联又相互隔阂陌生，每个人忙忙碌碌“在楼上”，却无暇多想多看的独特风情。

一水之隔的尖沙咀充满着商业气息，而与尖沙咀仅隔几条街的九龙塘、深水·及荔枝角等区虽也以商业著称，却散发着和尖沙咀“水貨/行货街”不同的本埠铺户的“地气”，而原属北约理民府的大埔、西贡等区和离岛，则保留着更多华南农村社区的古朴——甚至比中英街以北的大陆农村还要原汁原味一些，因为相对于后者百年间沧海桑田的几度社会巨变，这里颇有些“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凝滞感。

而离本岛和尖沙咀直线距离很近的九龙城则完全是另一个光景：由于这里根据清、英各条约都仍由中国行政官员管辖，却又孤悬在英属香港腹地，因此成为风格面貌迥异于其他香港社区的“城中之城”，“三不管”情况下治安状况的恶劣和商业秩序的混乱，全香港最高的住宅建造密度（虽然按内地的标准，整个香港的住宅密度都高得吓人），和某些“这边独有”的特殊行业，都让这个区一度显得神秘而独特。尽管九龙城寨在回归前被拆，这里随着中英关系的理顺，在共识和默契下变成了一片公园，但许多老香港人都认为“城寨文化”依然活在香港世俗社会的许多层面里。

从铁塔凌云到东方之珠

曾有香港朋友表示，香港世俗文化中最积极进取、最富生气的一面，可以用两首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歌曲来概括：上世纪70年代的《铁塔凌云》，和90年代的《东方之珠》。

《铁塔凌云》诞生于香港经济、社会迅速崛起的早期，是八方荟萃的各地精英初步凝聚成“港人意识”，戮力同心为香港繁荣忙碌、奋斗的“励志歌曲”；而《东方之珠》则是90年代初香港成功完成从“有烟工业”到“无烟产业”的转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发展到巅峰时，社会面貌和“群像”的生动概括，如果说《铁塔凌云》的香港是香港人世俗社区的“毕业歌”和“成年宣言”，《东方之珠》则是其功成名就后自豪感的充分流溢。

有趣的是，香港世俗文化中最“热闹”的一环——文化娱乐业，也走过了相似的轨迹：《铁塔凌云》时代之前，香港流行乐、影视节目充斥着“生吞活剥”的英语元素，和黄梅调、越剧调等“移民腔”，自《铁塔凌云》时代起，则开启了粤语流行文化的全盛期，和香港流行产业持续20多年的火爆繁荣；到了《东方明珠》时代，一切都已经变得那样繁荣，那样流光溢彩，仿佛前途一片光明。endprint

然而《东方之珠》旋律成为明日黄花之后，一切并非都那么如意：不经意间，中环式或香港仔式的匆忙，仿佛不再那么司空见惯，《铁塔凌云》的旋律变得有些陌生，而《东方之珠》则越来越成了香港版的《昔日重来》式怀旧歌曲。

一些社会学家指出，随着回归、大陆的开放和发展，香港昔日“独一无二”和“窗口”的地位不复，却又并未能抓住《中英联合声明》达成后和回归前后的良机，完成角色和定位的转型，他们中有的仍沉浸在对“过去的好时光”的美好回忆中不能自拔，有的却在彷徨迷惘中怨天尤人，更多人则发出“香港接下来该唱什么歌”的疑问。

是啊，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今天的香港仔已成为退休耆英的天下，今天的中环也不似当年那般忙碌匆匆和快节奏，今天的香港电影、香港流行音乐和香港“俗文化”依然繁荣，却似没有了全盛时期的那股锐气和自信。或许这一切都要等到香港和香港人重新找准自己的定位，等到继《铁塔凌云》和《东方之珠》后第三首足以概括香港社会面貌的“主旋律”奏响时，才会发生又一次根本性的变化。

“英产”还是“港产”

许多人都把香港商业社会重法制、守契约，把香港社会的良好治理，归功于“英国的遗产”，其实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英国和法国都是老牌殖民国家，但手法和思路完全不同。

法国是所谓“新法兰西式”，即在其统治的地方按照法国本土的政治、法律模式进行管理和经营，一切照搬照抄，如西非的塞内加尔，很早就有了议会、劳动法和医保制度，各级行政官员也大多受过法国式的教育，按照法国帮忙制订的成文法来管理。这样的体制，优点是行政效率高，社会较有秩序和活力，在社会矛盾不尖锐时治安较好，缺点是消耗太大，久而久之法国负担不起，且治理好了殖民者不会被感恩，一旦治理出问题都会积怨于宗主国。

英国则是“代理人制”，即英国只设总督府管理上层事务，抓住军权、财权、税权等几个大头，下层则委任当地代理人“一切照旧”，只要对方服从，基本不去触动，也不试图强加英国的法律或制度，甚至为了便于管理会刻意扶植几个代理人，使之相互牵制。以香港为例，港人在港英时期，华裔普遍保留中国国籍，接受中国习惯法的约束。

具体到香港，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就是它是由港岛、九龙、新界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的管理法规并不相同，而在三部分之外还有个更特殊的九龙城寨，这里一直是中国领土，拒绝接受港英当局的管理，而城寨中的居民却又实际上融入香港社会生活工作……这一切都让香港的社会治理十分复杂，而“代理人制”下又必然会造成基层社区的“太平绅士包打天下”，和执法队伍的买办化，英国当局对此是不会过问的，因为对他们并无不利，且在从尼日利亚到印度的几乎所有英国殖民地，也都是这么一副嘴脸和画面。

但托大陆闭关锁国的福，香港利用“中国窗口”的特殊地位开始发展，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逐渐成为发展和引资的掣肘、障碍，不但港英当局不能容忍，新兴的香港社会也无法接受，这才有了后来的警队整肃、行政规条和廉政公署体制。可以说，香港的这种良好治理历史并不悠久，且得以落实的原因，一是英国政府发现这只“丑水鸟”突然长成了天天下金蛋的金鸡，不希望它因禽流感暴毙，二是新兴的香港市民阶层为自身利益而积极争取。

一言以蔽之，香港社会治理最出色、最为人称许的一面，实际上是地道的“港产”，而不是什么“英产”，是拜香港天时、地利、人和特殊性所赐，而不是英国老爷的恩典：典型的“英产”在殖民地是怎样的表现？去号称“贪腐之都”的尼日利亚经济首都拉各斯走一个来回，保证您体会得既真切又深刻。

太平绅士与“社团”

说到“港产”，就不能不提一下太平绅士和“社团”了。

如前所述，港英时代在香港实行的是“因俗而治”，港英当局和西人主要掌控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基层社区治理则仍沿用清代华南社会的一套。近代中国的百年经历了社会的几度天翻地覆，基层社会的面貌也已有沧海桑田之变，而香港却不仅保留了许多旧时风貌，且在香港独特的“笼民氛围”里有所发展。

香港华人社区的上层，是所谓“太平绅士”，他们亦绅亦商，和主要由西人掌控的政治、司法圈关系密切，担负着沟通中西社区、阶层意见，畅通上令下达和下令上达，以及确保华人社会稳定、繁荣的关键角色，同时也因为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香港社会里获得一定特殊地位。

推崇“乡绅治国”者认为香港“太平绅士”是其典范，其实并不然：中国古代的乡绅是“亦绅亦官”、“绅而优则官”，绅和官构成一种“旋转门”关系，而香港是殖民社会，

“太平绅士”在港英时代很难真正跻身决策层核心，他们的“治理”限于商、社两界，而在政治上开始发挥更多作用，实际上反倒是《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及香港回归后的事。

但“太平绅士”并不能辐射香港世俗社会的所有层面、角落，尤其底层，在港英当局遵循英国殖民传统、不愿过多介入殖民地基层社会事务的背景下，“社团”即包括黑社会在内的秘密社会，就填补了其中空白。在“社团”最活跃的年代，他们把持了部分产业、社区，甚至渗透入香港流行文化，左右了“市场的声音”。许多内地人都是从香港“黑帮电影”中了解香港“社团文化”的，有人甚至混淆了电影中“黑道明星”和其扮演者的定位，认为后者“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如今事过境迁，人们才恍然大悟，他们中不少人也饱受“社团”的操控、欺凌，甚至被迫集体上街请愿示威。

和回归前后“扬眉吐气”的“太平绅士”相反，随着香港社会节奏、旋律的变迁，“社團”最活跃的日子已经远去，且似乎一去不复返。endprint

真的不关心政治？

许多人都有“香港社会是商业社会，香港人不关心政治”的印象。

真的吗？

其实这恐怕又是一个错误：香港人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

早在殖民时代早期，香港就是各种思潮的集散地，和革命者活动的大本营，孙中山先生兴中会的总部一度设在这里，第一次和此后多次重要武装起义的中枢也在香港；抗战前期（香港未遭占领时），这里是海外支援抗战的跳板，和中国各党各派对外宣传抗战的“播音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成为“红、白、左、右”激烈交锋的平台，爆发过一次又一次尖锐、轰动的社会性政治事件；香港回归后，这里更是一天也少不了各种政治思潮的碰撞。

这里的确是商业社会，人们在商言商，但不论“太平绅士”或“社团”也都“有红有白”，当著名的“红色太平绅士”霍氏父子为幫助被封锁的新中国互通有无殚精竭虑、亲力亲为之际，“白色太平绅士”却在给他“抹红”，觊觎他志在必得的一号货柜码头。

这里的报纸分左右，影业公司分“红白”，甚至足球俱乐部也有“红色”和“白色”之分，如今早成历史的凤凰影业公司和仍然存在的香港愉园足球会，就是著名的“红色团体”。在特殊的年代，“左、右、红、白”在香港这个当时华人世界里唯一可以允许不同色彩、声音并存的大舞台，热闹非凡地博弈、碰撞。

今天的香港人同样并非“真的不关心政治”，立法会直选的高投票率、社区政治的活跃，是认真观察香港世俗社会的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但毋庸讳言，香港人的“关心政治”更多具有“香港特色”——更多关心身边的、社区的、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而对“不相干的政治”则意兴阑珊。

失落的一代

看到香港校园、街头的一幕，许多人都在问“今天香港的年轻人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中有些人会那样偏激，甚至暴戾”？

其实香港人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些新一代年轻人是所谓“失落的一代”，他们出生于“东方之珠”的全盛期，耳濡目染着“成功一代”的辉煌，却亲身感受到“迷失一代”的彷徨无助，他们像父母一辈那样读书、升学，却找不到父母辈那么光明的前途，未来对他们而言仿佛一切都那么黯淡和未可知。他们中不少人觉得灰心、失落，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希望“博一把”却又找不到出路，渴望倾诉、宣泄，却又找不到对象。

或许，当香港世俗社会度过转型的阵痛，年轻一代重新普遍看到前途的光明之际，就是“失落的一代”不再失落的开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