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陈 方 整理 / 任 春

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早晚都要查的
——忆我的父亲陈云

口述 / 陈 方 整理 / 任 春

陈云

“我和哥哥姐姐们从来没什么优越感，在我们家里，也感受不到特殊化的氛围。记得我小时候父亲常对我说：‘借父母的光行事是靠不住的，人要靠真本领吃饭，靠讲诚信立身。’这句话，我受用一辈子。当我的女儿开始识字懂事时，我便把这句话转送给了她。”陈云的小儿子陈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如是说。

一个令我难忘的生活细节

我在家排行最小，小孩子难免因顽皮而闯祸，而父亲从来没大声训斥过我，我也没挨过打。

“诚实本分、勤于学习、诚信待人、为人切忌张扬”，这是父亲的教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教育，父亲向来是抓大放小，牢牢把握大方向。他不干涉孩子的兴趣爱好，不以家长设定的目标来影响孩子的个性发展。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问过我考试得了多少分，学习成绩排名班级第几，连择业这种大事，父亲也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常说，自己是被“散养”着长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家住在北京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那时父亲一领到工资，就坚持按月从中取出一些钱，寄给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舅母、青浦乡下的姑姑，还有生活有困难的一些老战友。

原来我的大哥大姐都在育英小学读书，那是为干部子弟办的住宿学校，学费比较贵。后来，父亲跟母亲交待，如果我和另外两个姐姐也去育英小学上学，家里交学费便成了问题。于是，我和姐姐只能去家附近的北长街小学读书，那是所普通学校，学费便宜。

学校里大多数是普通群众的孩子，不少同学都是我的街坊邻居。小朋友们在一处玩儿，闹个别扭拌个嘴红脸完了很快就和好了。那个时候，人际关系简单。老师和同学也不会因为你是领导人家里的孩子，就对你另眼相看。

下课回到家里，我基本都是去找母亲念叨些当天学校里发生的事，很少能见到父亲。他平时也不爱和我们“黏”在一起，以至于有一次他对我格外“上心”，让我铭记至今。那天天气突变，我因上学时衣服穿少了而受了风寒，一回家就发起了高烧。父亲很晚才回来，当他得知我发高烧了，便走进来坐在床边，边摸着我的额头边说：“赶紧多喝水，水喝多了排尿多，热度就退得快，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第二天，他又问了母亲好几次，“小方的烧退了吗？”我听了，心里特别暖和。这个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为何令我念念难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父亲不大如此直白地表达对孩子的疼爱。他对我们几个孩子真正的爱与关心，更多地体现在平日严格的家教中。

父亲立下“三不准”

父亲对我们的教导宽严相济。在公私分明这一点上，他的标准十分严苛：要求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折不扣地做到，绝对不能打擦边球。

不准搭乘他的公务车；不准翻看、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这是父亲给我们立下的“三不准”规矩。

我们家1949年从东北进京，就住在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直到1978年才搬进中南海。院子里有间屋子便是父亲在家批阅文件、思考问题的地方。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工作的时候，那里就如同“军事禁地”。

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段时间，由于父亲身体患病和下放，母亲和我的大姐陈伟力分别请假陪在父亲身边照料。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和大姐最后都悉数退回了各自单位在那段时间所发的工资。父亲的理由很简单：“领工资就要给单位做事，你们在照顾我没有上班，就不可以心安理得地拿工资，占公家的便宜。”

公私分明，身为党内高级领导人，父亲不仅对家属提出这样的要求，更体现在对自身言行的严格约束中——“不收礼、不吃请；不居功，不自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父亲的家乡人送来一套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正在审批等待开业的一家公司题词。父亲当面拒绝了：这个词不能题，一题词，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父亲不但退回了文房四宝，还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此事。

我还记得家里原来的录音机，都是老式的。后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太陈旧了，便买了一台新录音机给他用。父亲问新录音机从哪儿来的?工作人员回答：是机关的，您先用着。父亲坚决不肯，当即让工作人员将新录音机拿回去。后来我哥哥陈元参加工作后，用自己的工资给父亲买了台录音机，这回，他二话不说，乐呵呵地收下了。

有一段话，是父亲对返乡工作的警卫员的临别赠言，我听了特别震撼，铭记在心。他说：无论去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

1959年夏，陈云夫妇与孩子们在哈尔滨，前排右一为陈方

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

父亲这辈子都将物质需求放在最不起眼的角落，生活俭朴得令人吃惊。

母亲1951年从北京东安市场地摊上买的一套银质餐具，父亲看了很喜欢，一用就是40多年。20世纪80年代，因使用时间过长，餐具表面发生氧化变得通体发乌，厨师便用去污粉将勺子擦得锃亮，父亲看到后心疼了：“以后不要这么使劲擦了，会影响勺子寿命的，表面的氧化层没有害处，只要每次擦干净就行了。”去外地参加会议、调查研究，他也总随身带着这套餐具，不愿意换新的。

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平时接触得较多。感觉父亲的节约与俭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每次吃完饭，他的碗底总是干干净净，盘底的剩汤也会喝掉。给他做饭的厨师有点“埋怨”：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家常菜，从来不给我提要求，这烹饪技术总也提不高。

到外地出差，当地人要给父亲做些好菜吃，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父亲多次在上海过春节。有一次，上海的同志为父亲准备了鱼翅，他特意将负责人找来商量：“我上了年纪，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别去做鱼翅这么贵的菜，浪费了。”他还叮嘱，以后就是节日里用餐，也不用搞那么多花头。

父亲在吃上面没有要求，穿也是一样。他平时就穿布衣、布鞋。深蓝色与深灰色两套毛料中山制服都是20世纪50年代由公家按照出国规定给做的礼服。父亲一般只在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或重要场合时才穿。过后就脱下，仍换上家常衣裳。后来，两套毛料中山服穿旧了，胳膊肘下及膝盖等部位的毛料被磨得很薄。工作人员提出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衣服，父亲却说：“衣服最重要的是整洁，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不用急着做新的。”

有一年他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将毛料中山服和穿出破洞的毛衣带给洗染店里有经验的老师傅织补。当老师傅得知这是陈云的衣服后，连声感叹：“那么大的领导干部，过日子格能巴结（沪语节约的意思），没想到！”

记得17岁那年的初夏，我陪父亲坐着说话，他说：“天热，出汗衣服湿了，小方你给我到屋里拿件干净衬衫换。”我取来后，递给他，站在一边。父亲把身上的衬衣一脱，里面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一个个对着我龇牙咧嘴的。

我心里一酸，对他说：“爸！我明儿就给您去买件新的，这件别穿了，太破了。”

父亲冲我笑笑：“没事儿，汗衫穿在里头，别人又看不见。”

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给父亲买一样像样的礼物。我在北京一家工厂的翻砂车间干了3年活儿，暗暗攒了一些零花钱。当我将特意为父亲买的几十元的皮表带递到他眼前时，他很意外，连夸大方好看。可问起价格，父亲心疼地直呼：你怎么下得了手啊，太贵了，太贵了！

这根表带，父亲换上后一直用着，应该是喜欢的。但直到很久后，他一提起这件事，还是摇头：太贵了！

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次填写个人履历时，在“文化程度”一栏里，父亲总是写上“小学”二字。

他常常说：“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化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就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一辈子都要有小学生般的心态，求知求真。”

在1930年9月24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那时他才25岁。肩负重任，催他发奋苦学，无论斗争环境多么险恶，工作多么繁忙，他都坚持读书学习。父亲十分推崇毛主席的 《矛盾论》等一系列哲学著作，不仅理解透彻，在工作中也运用自如。

父亲之所以对事物的判断与理解大多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这与他善于读书、善于学习息息相关。在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他从不套用别人的东西，而是认真、反复、全面地花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和学习，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头上没有一顶经济学家的帽子，但他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是公认的经济调控和理财能手。

父亲“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精神，贯穿一生。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西，行李里装得最多的，还是书籍。从北京到江西，再从江西回到北京，他阅读了 《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世界知识年鉴》《美国农业》等不同题材的书籍，默默地吸收着各类书籍中的精华养分，动脑子分析、判断和比较，思考并找出其中的关联。

1981年，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同志来家里探望父亲。当时父亲建议，在决议稿上加一段话，提倡全党学习哲学，也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样的思想高度，正是来自他对国内外形势不停地分析、判断和比较。

父亲的好学与勤勉，造就并带动了我们全家浓浓的学习氛围。哥哥陈元告诉我，父亲对他从小爱看《参考消息》、爱读报纸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多读报，主动地思考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对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及预测，颇有裨益。我们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都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有的时候还聚在一起就一个话题开个小型读书学习会，其乐融融。

正如父亲所说的那样，世界再怎么变化，只要自己能主动积极地学习，善于读书，便不会落伍。

父亲去世后，每一年他的生日和祭日，很自然地成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聚首的“法定日”。提起父亲，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我心目中，父亲身上的闪光点，这辈子也学不完。他离开我越久，我反而觉得离他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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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