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岩

一位在俄罗斯讨生活的中国『高干子弟』

朱 岩

20世纪90年代上映的《红樱桃》影片，记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的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子女的一段特殊经历。这其中有一位，我曾与之在俄罗斯相处一年。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有个不小的“华人帮”，1991年我们沈阳中医医疗队一到，他们中就出现了一支现成的翻译队伍。其中岁数最大的一位名叫瓦洛佳，他的中国名字叫王小竹，7岁时就来到苏联，俄语堪称“上好佳”，只是人长得矮小干瘪且胡子拉碴，在洋人堆里格外显眼。

和瓦洛佳一聊我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他的父亲竟是老革命家王一飞（同名的另一位1928年牺牲），现在国内文献中很难看到王一飞的什么资料，从同瓦洛佳的谈话中我才了解一些。

王一飞，原名王竹林，1901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1920年考入汉阳兵工专门学校，1924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同年入党。1925年与蒋先云、李之龙等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并被选为联合会中执委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常务委员，主持联合会工作。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负责人周逸群以及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的王一飞，被称为黄埔军校中共产党组织的中流砥柱。

1926年4月间，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改派王一飞到西北国民军冯玉祥部去发展党的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刘伯坚和王一飞、邓小平等人被礼送出冯玉祥部驻地郑州。8月中旬，中共中央派王一飞到莫斯科学习。同行的有萧劲光(第二次去苏)、万堂文、石选起等人。到苏联后，王一飞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后留在苏联，先后在苏共中央机构和共产国际工作。1929年，王一飞和妻子刘凤翔（1909年生，湖北黄陂人）进入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49年5月两人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一飞先是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55年起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副部级）。“文革”中因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于1968年1月10日含冤去世，终年67岁。

王小竹7岁就被我地下工作者从武汉带到在苏联工作的父母身边，后来父母把他寄养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中他和苏联人民一起同甘共苦，20世纪50年代后在苏联成家立业，成了地道的苏联公民。多年的异域生活，使瓦洛佳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汉语已丢得差不多了。

在国人眼中，“翻译”这个身份似乎意味着高人一等，而到俄罗斯后，我们看到接待方负责人把翻译放在普通医生之后，实行另一种待遇，难免有些不快。但瓦洛佳却不以为然，他在和我们相处时总以一个“随从”自居，不只是工作上随叫随到，百问不厌，连平时端茶倒水、拎包开门这些杂务也自觉兼任起来。但他也有不客气的时候，那就是当他发现我们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陋习时，便会立刻严肃制止。

电影《红樱桃》画报

以前他一直在莫斯科工学院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调转到新西伯利亚市，在一个建筑设计所工作，随我们医疗队当翻译是他的“第二职业”，但报酬比我们国内来的翻译要低一半还多，我们是1700多卢布，他则不到800卢布。他的妻子是俄罗斯人，有个混血儿子，一家三口只有两间住房，想来他当翻译或许也是为了增加一些收入，改善一下生活。我想，他要是回到中国，凭着他的高干子弟身份，母亲又健在，生活上是根本不用发愁的，为何要待在这里？

一问他才知道，1957年他回过一次国，也考虑过回国定居，不料正逢他父亲被错打成右派。他父亲看他回来正赶在这个节骨眼上，认为他对中国国情毫无了解，以后免不了受罪，于是果断地让他回苏联去，并且要他别再回来了。后来中苏关系长期恶化。直到1989年时隔30多年后他才被获准到北京探亲，这时他才知道他的父亲已于1968年年初去世。家中除了母亲，还有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妹妹。原以为从此能同母亲等家人团聚了，然而他的苏联妻子同母亲一见面就不和、打嘴仗，整日阖家不安。无奈，他只好领着妻子打道回府。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也不知他后来有没有再回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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