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志

仗义帮助萧军萧红的伪警察署长

刘大志

笔者在研究哈尔滨左翼文学史料时，总能看到一个人名——黄田，在萧军的日记中也常见到他的名字，在左翼文化人士和地下党经常活动的“牵牛坊”里，也时时见到他的身影。黄田何许人也？

黄田，字之明，1903年正月初三出生于辽宁辽阳县下麻屯一个比较富足的商人家庭。

黄田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他中断已经念了一年的北平国民大学政治经济科的学习，于1927年春考入东北讲武堂北平分校工兵科。1930年，黄田在东北讲武堂奉系军事训练班毕业，先是在通讯大队当见习准尉，后任中尉教育副官，“九一八”事变前，在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军事月刊》当上尉编辑。

1933年春天，黄田当上了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顾乡屯警察署长。上任后他把不准“勒大脖子”（勒索卡要老百姓）当作整饬警纪的第一条原则。

黄田当警察署长的第二条原则，是大肆宣传顾乡屯没有“政治”事件。黄田训示部下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顾乡屯基本是不会有做政治活动的人，我们不能丧良心随便诬陷人为‘政治犯’，中国人不许随便迫害中国人。”

在东北农学院时的黄田

当年的地下党员、左翼作家，曾任中国文联秘书长的舒群证实，黄田在伪警察署长的任上，不仅没有罪恶，而且暗中积极掩护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其中有松江省主席冯仲云、东北文联副主席罗烽、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亚丁，省部级以下的干部就更多了。

黄田最“胆大包天”的事情，是经常积极掩护和援助地下党和左翼文化工作者，萧军、萧红、罗烽、白朗、金剑啸、舒群、唐景阳等地下党员和几个早期左翼作家，都或多或少地花过这位伪警察署长的钱。因为那时地下党和左翼作家们不仅每天“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而且他们实在是太穷，常常吃了这顿没下顿。黄田实在看不下去，经常出手周济他们。左翼作家的地下党员舒群、唐景阳在困难时期索性就吃住在黄田的家里，因为那里不仅可以吃上一顿饱饭，还可以睡上一个安稳的好觉。

黄田帮助“二萧”的故事，更是感人肺腑，以至萧军在晚年还深情地怀念着这位通风报信仗义疏财的好朋友。萧军的女儿萧耘曾说：“我父亲和萧红当年困难的时候，花黄田的钱都没数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黄田，也就没有萧军、萧红啦。”

黄田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九一八’事变后，萧军流浪到哈尔滨和萧红相逢，结成伴侣，常在报上发表些文章，（我因）常常出入牵牛坊和他们结识了，并做了朋友。我因为喜欢他们的才气，又同情他们生活很困难，经常对他们有经济上的援助，因之，友情也比较深。”此前，黄田已由齐齐哈尔军队任上转到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探访局任股长，1932年日本进占哈尔滨后，黄田被作为留用人员安排在伪军警联合办事处工作。

萧军和萧红于1932年八、九月间定居商市街25号（今红霞街25号），正是生活最困难之际。萧军在1932年哈尔滨发大水灾时，从道外东兴顺旅馆救出即将临产的萧红，此时，萧军没有自己的住房，“二萧”只好借住在友人的家里。不久，萧红在医院生下一女，因无钱支付住院费、医药费、伙食费，只好在出院时将这一女婴留给医院顶账，一无所有的“二萧”几乎漂泊在市井之中。

黄田对他们生活上遇到困境很是同情，时不时地向揭不开锅的“二萧”伸出援手，可以说黄田在经济上“及时雨”般的支持，也是“二萧”能够坚持出版《跋涉》和写出《八月的乡村》（前半部草稿）等的物质保障。

1932年10月，“二萧”将两人各自的部分小说、散文合为一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当然有黄田的资助），出版了他们第一部小说、散文集《跋涉》。 作品中反满抗日的情绪，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恐惧，他们先是出动特务没收了书店中尚未售出的《跋涉》，接着把“二萧”列入重点监视的黑名单。黄田为有着火爆脾气又是“武教头”出身的萧军捏着一把汗，担心萧军做出鲁莽的事来，心里感到忐忑不安。

萧军在晚年回忆录《人与人间》中，这样回忆道：“一位讲武堂时期的老同学名叫黄之明（黄田）的，他那时在伪满警察局做一名警佐，平时在我们生活上经常给以支持的，他给我的绰号叫‘闯大运’，意思是说我好冒险，什么也不在乎。他是位很谨慎的人，每次总显得很痛苦的样子警告我说：‘三郎，你必须走了！不能再闯大运了，不能再满不在乎了！路费……我从每月的薪水里为你积攒一些。你必须走了！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询问犯人的地方，他们打人时那种叫骂声和犯人们的哭喊声，我全能听得很清楚，万一哪一天他们把你弄了去，给你用刑，你让我怎能够听下去啊！你必须赶快走！’”

可以看出，充满着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黄田，要求萧军、萧红逃难近似于恳求了。萧军此时犹豫不决，是因为手头没有去关内的路费和必要的生活费。而且此时，他正在构思和赶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

日伪镇压社会革命进步人士的形势越来越紧迫，1934年6月初，为朋友安全心急如焚的黄田，从自己薪水中为“二萧”积攒了一笔路费和生活费，帮助“二萧”于6月11日踏上了逃亡之路。就在“二萧”逃亡的第6天，敌人似乎发现了什么，把领导左翼文化活动的地下党负责人罗烽抓进“留置场”（拘留所）严刑拷打，其中就有追问“二萧”下落的内容。 “二萧”就因为早走几天，才逃过了被捕这一劫。

“二萧”在青岛得到朋友舒群的帮助，有了住处和工作，可以暂时安心写作了。不幸的是由于地下党组织被破坏，舒群被捕，11月1日“二萧”只好怀揣着仅有的40元钱和《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的草稿，再次踏上了逃亡上海投奔鲁迅之路。

岂知此时的鲁迅因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一时不便于和陌生人见面。于是“二萧”只好忍着饥寒在没有生火的亭子间，抄改《八月的乡村》。

这时，“二萧”身上的40元钱已经所剩无几，誊写《八月的乡村》的稿纸钱，是萧红把自己一件旧毛衣送到当铺当了7角钱买的。这是自1932年萧红生孩子以来的第二个最困难时期。萧军后来的妻子王德芬在《萧军年表》中写道：“写信给哈尔滨的朋友黄之明求援——远水不解近渴。……生活到了山穷水尽极度困难的时刻，考虑再三，11月13日只好冒昧地写信向从未见过面的鲁迅先生告急……”

危难中鲁迅不仅与他们见了面，还支援了“二萧”20元活命的钱，并介绍了多位上海朋友，为“二萧”日后在上海成为职业作家提供了条件。

那么，远在哈尔滨的黄田是否又出手支援了“二萧”呢？黄田在自传里写道：“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就是我寄钱在上海自行印刷出版的。”黄田在后面还引述了日后他和萧军在上海的一段对话，含糊地提到他对“二萧”有几百元的资助。这在当时是笔相当大的款项，而这些钱有相当一部分又是黄田向顾乡屯经商的朋友借来的。

这位商人朋友回忆道：“黄田当伪警察署长时，就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当时朝我借了五百元钱，我以为是这钱肯定还不回来了，谁知道后来黄田到上海后过了一段时间一一还上了。这人人品好，守信用啊。”然而有谁知道，后来逃到上海的黄田，也正在经历他人生第一次为吃饭而发愁的困难时期，当时全家就靠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而这笔借款在时间上正是萧军出版《八月的乡村》前后。

1933年，黄田与朋友们在哈尔滨公园。左起：萧红、萧军、金人、舒群、黄田、裴馨园、樵夫

《八月的乡村》 在鲁迅的积极推荐下，迅速被翻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向全世界广泛宣传了东北人民不可征服的意志。有谁会想到资助这本书出版的是在哈尔滨当伪警察署长的黄田呢！

1936年秋，黄田辞了职，只身逃离“满洲国”。黄田赶到上海与先期到达的罗烽、白朗、舒群、“二萧”等会合，并参加了由陈白鹿、章泯、赵丹、陶金、吴茵、孙维世、白杨、汪洋、阳翰笙、舒绣文等人组成的上海业余实验剧团进行抗日救亡文化宣传。

黄田的女儿黄鹂曾说：“我父亲其实就是团里一个跑龙套的，有个什么汉奸、地主的角色，几乎总有我父亲的份儿。”黄田在《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抗战电影中虽只扮演了几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却乐此不疲，觉得自己是在为抗战尽一份赤子之心。

后来，黄田所在的电影剧团因财政问题解散，1942年黄田被迫转行到东北中山中学当上了语文教员。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流浪在四川自贡的黄田和他的学生们流着泪，盼来了东北的光复。

国共内战爆发后，黄田那些昔日的东北讲武堂的同学，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了将军，他们向黄田发出了召唤。黄田对同学说：“我干不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我在大后方亲眼看到了政治的腐败，我不适合在军政界里做事啦，这辈子就当个穷教员吧。”这样黄田又随着东北中山中学避乱到了北平，一直到1949年2月北平解放。

1959年6月的一天，黄田在赶写东北农学院十年校庆的报告时，倒在办公桌前，再没有醒来，时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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