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明

【摘要】无论是对两国人民的福祉还是对地区与世界的稳定来说，中美关系都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在尼克松“破冰之旅”之后的45年里，中美两国基本保持了良性的战略互动。但如今，太平洋两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美两国最友好的时日已成明日黄花。虽然还不至于走向冲突，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越来越多。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本文旨在从权力转移的理论视角观察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转变，在此基础上探讨特朗普执政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并以新的力量对比现实为切入点分析和评估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向。

【关键词】中美关系 权力转移 认知转变 特朗普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9.008

中美关系可谓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说其最重要，是因为美中两国分别是当今世界的主导大国和崛起大国，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影响到国际格局的未来走向；言及最复杂，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各个领域和诸多议题，而且深受两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随着两国实力对比和美国对华认知逐渐发生变化，中美两国互动的基础与要素都与以往不同，继续本着“中美关系太过重要，因此坏不到哪里去”的自信来处理两国关系是很危险的。现如今，“中美对抗可以坏大事，合作可以成大事”，中美关系正处于冷战后新一轮的重大转型之中。①

中美之间权力转移与认知改变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中美关系出现既稳定又波折、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局面。在国家间关系的变迁过程中，权力起着决定性作用，中美关系概莫能外。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大国间权力的再分配常常是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引发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因素。

从权力转移理论的视角来看，自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中美两国交往大门之后，中美关系一直在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权力体系中发展，中国的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增强。权力转移理论的鼻祖奥根斯基（A.F.K. Organski）曾预言：美国将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里，也许在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世界领导地位。但是，这个地位终将转移给中国。②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连年保持高速增长。到20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对两国关系表示悲观，称“即使中美并不实际开战，它们之间的争夺也将成为21世纪头几十年中主要的全球争夺。”③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12%，2010年升至三分之一左右，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现在这一占比则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随着中美之间经济总量差距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军事力量的上升也被看作是中国意图制约美国在东亚存在的重要依据。虽然中国的表现不是独一无二的，印度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目前的上升趋势也很强劲，大有在今后几十年中超越西方的势头，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显著的上升力量。④中美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使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会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从而导致中美之间严重的对抗。他们坚信今后的中美关系将充满紧张、不信任甚至冲突，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转移进程中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特征。

如果说“权力转移”特指国际关系的权力等级体系中最强的权力拥有者和次强权力拥有者的易位，那么，近年来中国力量的上升导致了美国国内学界对中国认知的改变。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随着一个国家力量的扩展，其利益会被界定得更加广泛，并且会寻求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影响力来控制周边”。弗里德伯格（Aaron L.Fiedberg）指出，随着力量的上升，这个国家常常“挑战领土边界、国际机制安排和影响力的等级秩序安排”。这就使得上升的国家成为既有大国——通常是“现在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的麻烦。⑤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则把中国力量的上升以及其战略目标的扩大看作是相辅相成的。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由于力量的上升，中国将寻求重新规制、主导国际秩序，以更好地适应其利益。中国强大的结果将只有一种，即为了争夺国际体系规则的制定权和领导权，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和一个越来越衰落的美国之间必有一战。⑥

基于中美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背景，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一是美国智库将中国定义为需要防范的竞争对手。按照传统，智库尤其是著名的大智库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智库在中美关系方面的表现却令人担忧。2007年美国外交学会的独立工作组报告对中国还是非常友善的，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也抱有乐观的期待，建议美国继续同中国开展“高层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⑦而在2015年3月发布的一份名为《修订美国对中国大战略》的特别报告中，美国外交学会对中国的评估趋于严峻，认为中国已制定在亚洲取代美国的大战略，建议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为主、接触为辅”的政策。⑧2017年2月，由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及智库研究人员共同发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书》，判定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使中国的GDP超越日本，而且拉近了中国与全球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的差距，并据此要求美国政府在经贸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⑨可见，美国智库当下对中国的评估越来越消极，这也是今天许多美国官方和军方强硬派将中国认定为仅次于俄罗斯的“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二大威胁”的认知基础所在。

二是美国商界对中国持愈加强烈批评的态度。从经济总量占美国的八分之一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仅用了十年时间。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两国仍然可以用“利益共同体”来形容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共生关系，但越来越多的美國经济界人士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就业岗位的流失以及经济复苏表现不佳，归咎于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和“不公平”竞争。他们要求国会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促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抑制钢铁和其他产品的倾销。同时，由于对中国新近生效的涉外法律如《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感到不满，他们强烈指责中国的营商环境持续恶化，要求中国深化国企改革，为美国企业和公司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是美国舆论和民意对中国的看法日趋负面。2017年5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项有关中美两国相互观感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从2005年的53%下降到2016年的44%，而同期美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却从35%上升到55%，整整提高了20个百分点。可见，美国的人文环境对中国而言是非常不尽人意的。⑩

可以说，从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开始，美国历任总统都认为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冷战后，中美两国克服了国际体系剧变带来的双边关系外部发展动力减弱的困难，培养出越来越紧密的全方位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接触、融入”到“塑造、防范”的演变，但大部分美国政治精英仍然认为一个更加繁荣、更加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但是今天，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美国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认知的基本面已经发生改变，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消极成份不断扩大，不少人对中美两国在未来会否陷入权力转移带来的“修昔底德陷阱”感到忧虑。总的来说，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焦虑程度、对华观点的消极程度都是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一变化将构成特朗普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时的外部环境?，也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基本背景。

特朗普竞选与候任：从暗流涌动到接近冰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走寻常路的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走马上任，又一次将中美关系置于学术研究和舆论热议的中心。就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和冲击而言，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经历了三种角色身份的转换，即竞选期间的特朗普、候任时期的特朗普、上任后的特朗普。这三种角色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形态的中美双边关系格局，可以用“暗流涌动”“接近冰点（临界点）”“峰回路转”加以定性的描述。

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特朗普总体上对中国持不友好、非建设性的态度。一方面，特朗普对中国的体制包括政治制度似乎比较欣赏，认为中国在基础建设、教育和脱贫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特朗普显示出强硬的反华姿态。他批评奥巴马、希拉里在人权、贸易、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软弱，特别是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表示严重不满，认为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取得了对美国的巨大贸易优势和巨额贸易顺差，并从美国“偷走”了数百万就业岗位。?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使美国再次伟大”，这首先要从国内事务入手，尽快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增加就业机会。所以，特朗普扬言若当选总统，上任第一天就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

众所周知，中美两国长期以来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经贸关系。2016年，中美两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无论中美之间战略态势或某一领域的关系如何波澜起伏、动荡不定，只要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整体上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可是，特朗普却无视这一点，在竞选中宣称要拿中美经贸关系开刀，准备搬掉这块“压舱石”。考虑到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一时间中美关系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

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以较大优势赢得总统选举。在候任总统期间，特朗普更加我行我素、口无遮拦，对中国恶语相向，无所顾忌地提出了中美关系中高度敏感的台湾问题，从而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两国似乎走到了战略摊牌的边缘。例如，特朗普直接接听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祝贺电话，成为几十年来第一次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更有甚者，他还对作为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扬言什么都可以重新谈判，美国没有必要遵循这一政策，除非中国在其他领域如贸易问题上做出令美国满意的让步。?

台湾问题一开始就被中国定位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而“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政治基础。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特朗普作为候任总统对历届美国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挑战中国的底线，触痛了中美关系中最敏感脆弱的神经，相当于挖掉中美关系生存发展的根基。如果他上任后真的如此行事，那么中美关系必然走向破裂、跌入冰点。借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Lampton）的话说，中美关系此刻将走到临界点或引爆点（tipping point）?，意即中美关系到了转折性变化的边缘，稍不注意，就会“翻车”或“爆炸”。

对于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中国政府做出了冷静克制的回应，强调指出该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敦促特朗普团队谨言慎行。然而，特朗普彼时似乎并不在意他的出格言论所产生的影响。

特朗普上任后：峰回路转及其原因

正当外界对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倍感忧虑的时候，中美关系却在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出人意料地迎来了戏剧性转变。2017年3月1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访华，向习近平主席转达了特朗普总统期待尽早举行两国首脑会晤，并为中美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确定方向的意愿。在与王毅外长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蒂勒森几乎一字不漏地复述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6月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晤时提出的倡议，但奥巴马政府从不积极回应，更谈不上接受。现在，特朗普政府“画风大变”，在言辞上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一倡议，为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构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随后，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访美，做客其私人地产弗罗里达海湖庄园，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是一种极高的礼遇，此前特朗普只邀请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造访他的私人庄园。通过这次“习特会”，两国领导人做到了相互了解熟悉，建立了相互尊重甚至是信任的个人联系以及良好的工作关系，特朗普本人的表态证明了這一点。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曾坦言，他很喜欢习近平，他觉得他们之间有不错的化学反应，他感到习主席也喜欢他。对于现有的中美对话机制体系，两位领导人同意进行简化和更新，新建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用以取代运行多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力图达成具体可见的合作成果。两位元首之间的个人联系不仅将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产生战略性影响，而且会晤的结果一定会超出亚太地区。

简言之，通过此次“习特会”，中美关系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变化，双边关系的新起点得以建立，双方明确了建立建设性的、结果导向的中美关系的目标。在新起点的基础上，两国在许多具体议题上进行了有效的协调与合作。

经贸议题。特朗普上任后既没有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也没有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相反，中美两国启动了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并就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的问题达成了十项共识。这些共识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最迟不晚于2017年7月16日对美国开放牛肉、信用评级服务、电子支付服务、证券结算等市场，美国对中国开放熟制禽肉市场，欢迎中国自美国进口天然气，并派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及其共识的目的在于，增加美国对华出口，缩小两国之间高达34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正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所言，这十项初步协议意味着中美双方开启了新的经贸联系与合作，这是两国贸易史上前所未有的。

朝核问题。在朝核问题上，美方认为现在是紧要关头，因为经过长期多轮次的会谈以及美国四届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仍然无法解决。目前，朝核问题失控以至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特朗普政府将朝核问题视为当下美国国家安全的紧迫威胁以及其亚太战略的当务之急，一再强调中国在解决该问题中的责任和作用。在海湖庄园首脑会晤以及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中，朝核问题都是两国的焦点议题。中方同意美方对朝核问题严重性的判断，承诺与美方加强合作予以应对。中美两国重申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决定彻底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与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半岛无核化而努力。今年以来，针对朝鲜不断进行的导弹试射，中美两国合作两度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朝鲜提出谴责并实施进一步的经济制裁。

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特别是越南、菲律宾之间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争端。美国既不是相关的争端方，也不是域内国家。对于南海争端，美国的一贯政策是，对争议海岛及海域的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强烈要求在国际海域和空域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保持西太平洋关键航道的畅通。为了捍卫这项主张，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海军曾在中国宣示主权的南海岛礁及海域开展过3次自由航行或飞越行动。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为了争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一度搁置了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至今美国海军只在2017年5月25日进行了1次航行自由行动，还是在特朗普政府三次否决此前军方的申请后举行的。应该说，目前中美双方对各自在南海问题上的底线有了更好的了解和把握。在可见的将来，只要中国不在南海采取更大的动作，比如在新建的人工岛礁上部署战斗机，那么南海问题总体趋稳的现状就可望得到维持。

台湾问题。外界原以为，特朗普上任后会在台湾问题上掀起一场大波澜，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但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特朗普很快就修正了他的言行，重返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性和传统。2017年2月，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特朗普重申尊重“一个中国”政策。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会在与中方联系前与蔡英文通电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让中国感到意外。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延缓了前任奥巴马政府决定的一笔价值十多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特朗普上任后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举措，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台湾问题回归了中、美、台三方“斗而不破”的常态。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前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其实，特朗普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他在竞选和候任期间对中国态度强硬以及为何上任后缓和立场。在其畅销书《交易的艺术》中，特朗普特别推崇三个谈判策略。首先，设置谈判议程时，必须把对方最在乎的而先前又不在谈判桌上的东西即刻放到谈判桌上来谈。其次，开始谈判的时候，出价要高得近乎荒谬，然后看准时机逐渐降下来，这样你将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因为对方觉得你已经妥协了，但实际上你什么也没付出，却达到了预期目标。再次，在谈判过程中，要把所有重要的议题联系在一起商讨，而不是将经济、政治、安全分门别类进行谈判。这样可以扩大最后讨价还价的余地，为自己赢得主动。

细察之下可以发现，这三个谈判策略正好被特朗普用于针对中美关系中的三个重要议题。第一个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容谈判的问题。而特朗普却一度对这个原则发起挑战，宣称一切都可以谈判，大有将之纳入交易清单的架式。第二个是贸易税率问题。45%的关税是一个荒谬到不可能的数字，若真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肯定将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到头来也会损害美国的经济。明知不可能，却宣之于口，特朗普更期望达到的目的是借此逼迫中国对美开放市场，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第三个是朝核问题。特朗普的策略考虑是，把朝核问题与汇率问题、南海问题挂钩，统筹谋划。如果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他就不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延迟或取消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和提出责难。?

在特朗普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中，上述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商人型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将“互惠”作为主要目标，其基本逻辑与中国力量日益强大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美国自视为体系内的领导者，而视中国为可以塑造、影响力相对弱小的对象时，美国会接受不对等、不互惠的情况；而当中美差距日益缩小，对华交往的“塑造”意味已基本消失，美国就很难再接受“不公平”现象了。因此，强调中美交往中的“互惠性”就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谋求的主要目标。这也与特朗普个人在对外关系中强调相对收益的特点完全契合。?

结语

如前所述，中美关系既有双边互动机制的规划，也包括两国首脑友谊的建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一双边关系还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虽然中美关系的转折在情理之中，但其未來发展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被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地缘政治的竞争——所加强。长期以来，美国在国内政治的运作中有一个习惯做法，即在谋划对外政策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审查、评估一次。到底如何应对中国，这样的政策审视从未停止过。这说明美国国内各界关于中国的辩论——如何看待中国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和共识。这一点对于执政时间不长且受到诸多国内因素制约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尤其如此。

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未制定出一项清晰明确的对华政策。虽然特朗普政府的意识形态色彩相比前几届美国政府比较淡薄，尚未在中美关系中打出人权和价值观外交的牌，但是民主和人权从来都是美国外交政策谋求的一大目标，不能排除未来某个时期特朗普政府以此敲打中国的可能性。在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并没有改变，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竭力维护和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外，中国在某个或某些议题上不能达到特朗普政府的预期而最终致其“变脸”也未为可知。总之，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要求中美双方采取切实措施，减少竞争，增加互信，真正实现双边合作，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从而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

注释

傅莹、王缉思主编：《超越分歧 走向双赢——中美智库研究报告（中方）》，《总论》，2017年5月22日，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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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習特会”后的中美关系：政治经济安全新版图》，此文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研究员于2017年4月26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所做的演讲。

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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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in Campbell， "TRUMP： Let's slap a 45%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January 7， 2016，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donald-trump-45-tariff-chinese-imports-china-2016-1.

"Donald Trump hints US could end 'One China' policy"， December 12，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8282825.

David M. 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May 6-7， 2015， https：//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于佳欣：《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达成早期收获》，2017年5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5/12/c_1120962929.htm。

以上部分内容或观点，亦可参见李成：《“习特会”后的中美关系：政治经济安全新版图》。

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5期，第34页。

责 编∕戴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