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春华

【摘 要】 目前，高中语文教学中存在着重文本解读，忽视言语教学的误区，进而导致教师对文本存在过度解读的现象，也导致了正常语文教学语言逻辑的缺失。合理的语文教学，应该回到言语教学和文学鉴赏的双重层面上来，才有助于学生语言思维和文学审美双向能力的提升。

【关 键 词】 言语；语义；文本；语言逻辑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我们的家园。语言何以成为家园？其含义有二，一是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民族特性是个体生命表达的归宿；二是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更好的表达需求，而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精神需求自然是需求的最高层次，所有的文学表达的初衷都是出自个人的精神层面的自觉。读者和作者沟通的媒介便是文本，俗话说独木难成林，一个作者的行文不是只依靠个别的词句就能完成的，而是将一个个独立的文字符号连缀成篇，并且做到“言约而意丰，言近而旨远”。就如同人体内的基因密码，组合便要追求规律、方法与条理。

单是在文本教学中解决作者在言语表达中的语境含义只能理解一个词语的意思，却不能掌握全篇的表达，更何况中国古人在写作表述时早就意识到了“不以辞害意”的道理。这其中的“意”正是作者心中所要表达的内容。正所谓，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行文的言语组合才是语文教学中最难以教授的东西，因为这需要读者拥有更为缜密的思维来看清楚作者行文的路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其实所有的文学教学遵循着两个规律：一个是文学本身的特性，第二个是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人所共有的逻辑思维习惯（当然，此种思维习惯也会带有民族的思维传统，并就此形成各民族特有的思维习惯）。如果脱离前者，就会让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走向僵化的套式反应，交给学生的是一个已有考题中的题型和答题模式，仅仅是鉴赏形式上的相似，而没有文本思想内容的渗透；如果没有后者，即便是同一个民族，彼此也难以理解对方的表达，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一切文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们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受中国文章“散文”泛化的理解影响，在今天，很难看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议论文章。今天人写文章似乎既不注重句法，也不注重文法。像《文则》这一类关于写作的书籍早已被我们遗忘，单以“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师说》为例。文章首段只有七句，确实是环环相扣，顺理成章。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之所以以“古”开头，自然是托古言事，说明学者离不开师本就是历来的传统，这是句子的第一层意思。而在句子中一个“必”字斩钉截铁地强调了学者对“师”的依赖程度。第二句“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承接第一句学者需要老师的意思而来的，这两句是顺承关系，开门见山地交代了老师的作用就是“传到授业解惑”。三四句“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仍旧从学者的角度出发，直言困惑在人生中不可回避，“孰能”一句用反问语气强调了困惑存在的事实，又加深一层说明有惑不从师，最终难以解惑，这又回扣到了第二句的“惑”字上来。第二句是从“师”的角度谈为师的意义，第三句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明不从师的危害。五六句再说为师的标准，从而推论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中心论点。如以层次划分的方法，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如下的层次关系：

① / ② ③ ④ / ⑤ ⑥ / ⑦

一段仅有七句的文段，只要厘清了内在的联系，自然就通晓了其中的内涵。一当老师讲授分析完成，学生便可自然成诵。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注重引导学生注意文言文言语本身呈现出来的隐含层次，不能给予学生更多的思维困境，只会让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产生疲惫。学生疲惫的原因不外乎：一是没有学习的兴趣，二是没有学习的挑战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讲授一篇议论文时如缺乏思维的挑战就会情绪萎靡，而当学生在看一场精彩绝伦的辩论时总是情绪激昂，原因正在于观摩别人的论辩时很容易感受得到酣畅淋漓的表达技巧和严密的思维，以及在对思维极限挑战的乐趣。

从《师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在议论时真正常用的是句首词而非句尾词，因为句首词便于清晰地标注句意之间的联系。“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是故”一词便是古人最寻常不过的因果推论。由此看来，引导学生掌握语言逻辑的切入点很多，比如复习知识。按照现代汉语对复习的分类有：并列、顺承、递进、因果、转折、假设、条件、目的、选择、解说这几类。复习以关联词的有无分为“关联法”和“意合法”。

其实，就任何一篇文章而言，作者的逻辑思维往往不是从全篇入手的，而是从一个需要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着手。这就是写作最基本的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二是怎么写。前者已经决定了文章的立意方向和主体内容，后者形成篇章的逻辑条理。

拿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为例，标题“故都的秋”已经点明了写作的对象是秋天，同时也说出了秋天的立意方向不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豪放之风，也不是“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的禅理，而是带有浓烈的“故旧”的色彩。一般来说，老师在分析此文时抓住的是“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这一句。“清、静、悲凉”的确是北国秋天的特点，同时也是映射全篇的基本逻辑。这是解读本文的第一层逻辑，涵盖全篇的思路。但这只是作者“写什么”的出发点，还没有完全统领到“怎么写”的层面。在文章第二段末尾作者写到“秋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作者何以要写这样一句无关痛痒的话语呢？前面关于秋的三个特点就是作者的行文思路吗？就能够呈现作者的写作条理吗？显然，紧承的第三段不仅写了秋的特点，也写了怎样去领受。也就是说，作者这句话隐含的逻辑就是，以下便是“我”要说的“怎样領略北国之秋才是合适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作者在行文的时候从来都不是追求复杂，而是力求简单，因为简单的条理才会在文字杂陈的文本中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来。人们常说读文当知“提纲挈领”，“纲”与“领”所包含的实质意义便是文本的基本逻辑。

而这种逻辑思维不是表里分离，更不是结构和内容的脱离。恰恰相反，是内容影响着结构的变化，一切语言的逻辑都是以语义为基础。这就好比一个人是由骨架和血肉组成，二者浑然一体，从来都不可分离。所以，从内容和结构两个层面去解读文本，这种生硬的解剖本就是在破坏文本的整体性。而那种只追求文本内涵的做法又无法透视文本隐含的逻辑思维，只会将学生带入到形而上的思想误区。

以上的论述，只是选择了散文阅读的两个角度，一是复句，二是文本逻辑框架，自然无法概括语言逻辑的全部，但其用意就在于提示散文教学中以语义学为基础，注重语言逻辑对文本理解、分析之必要。言语教学在现在的高中语文教学中大有隐退的趋势，这是因为我们对语文素养的理解始终是站在文学审美的立场，认为真正的语文素养就是文学素养、文化素养。这就必然让我们要再一次来思考从“国文”到“语文”的定义。查阅台湾对“国文”的理解，实则包含三个意思：本国的语言文字，本国的语言及文学作品，受一国的传统熏陶影响而成的文化。此处并没有将“国文”单一指向文学和文化；而新中国成立后，由叶圣陶先生提出了“语文”这个概念名称，它实质上是语言和文学、文化的简称。语言和文学是语文教学的两个重点，重“语”轻“文”难以浸润学生的审美情趣，重“文”轻“语”不能规范学生的语言表达，二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协作共生的。因此，高中的语文教学对“语言”和“文学”不能顾此失彼，只有齐头并进，才能让学生从真正意义上去发现凝固的篇章中潜藏着了思维乐趣和人文情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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