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颖雯

名扬中外的 “泉州港”，并非总是名正言顺，许多港口在早期只是政府眼中无序的民间非法之地。这些民间港口在乡族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博弈下，或是消逝，或是从“非法” 逆袭为重农抑商的政府的“心头肉”。

泉州港口是渔民、海商，甚至是海盗的一个重要舞台，见证了泉州海丝的辉煌，也随着海丝的发展时兴时衰。在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泉州港”之前，泉州沿海分布的多是民间港口，甚至带有家族产业的性质。

明末，泉州郑芝龙郑氏家族以家乡石井、安海等地为根据地港口，集海船千百艘，驰骋海上，通贩东西洋，甚至在安平（安海）建府，亭榭楼台，雕梁画栋，极尽奢华。随后其儿子郑成功进一步扩大势力，还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这个时候的安海港、石井港属于郑氏家族的势力范围内，贸易量大，港口经济发达，更多的安海商人借势外出贸易。比如安海商人深知南洋居民喜欢葛布、水纱布，即做出了一条完备的生产链——深入安溪、德化等县，采购苎麻、木棉运到河南、温、台等地，贩回棉花，让安海妇人女子织缕成布，随后再运往菲律宾等地售卖。这种发展态势，倒让安海、石井港口有了成为近代工商兼备的贸易口岸的可能。可惜的是，随着清廷建立，郑氏实力的衰退，这几个港口的发展受到挫折，光芒逐渐消匿。

安海港、石井港的发展轨迹，在泉州众多港口中具有代表意义，它们是在泉州沿海地带自发形成的商业渔业港口。泉州地少人多，出海谋生成了泉州人扩大生存空间的一条出路。捕鱼、出海经商，选择停泊在家乡附近的港口自然是最方便的事，这种港口的设立又不需要什么经济或是政治前提，如石狮的石湖码头（相传是唐代航海家林銮设立的）。当然这也得益于泉州沿海漫长的海岸线，可以提供船只停泊的湾澳海口众多。对于这长达数百里的海岸线，官方的管理实在鞭长莫及，尤其在明清很长一段时间内，出海经商是件违禁之事，但是小澳多如牛毛，商民神出鬼没，官方一再重申禁令，强调“如有拿获无照船只私渡者，船户照越渡缘边关塞律治罪，船只入官”，但也只是喊喊，管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即便没有政府插手，这些民间港口也遵循着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有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大港口，反之则逐渐消失。

所谓的发展，很大程度倚靠的是港口所在地的商民家乡宗族势力。商民在乡族势力范围内寻找适当的地点设立船只和集散货物的场所，开设商业行号、开凿供本行号入泊的船坞等等，以此扩大海上贸易。就像郑氏家族控制下的安海港、石井港，港口成了家族或是乡族的“物业”，其他地方的商民使用该港口，还得向港口的“所有者”缴纳费用。唐宋出名的东石港据记载有十大港门，其中五个港门就是以姓名命名的，如“王家港”“柯家港”等等。这种家族掌控港口即便到近现代还有踪迹可循，比如原属于泉州府管辖的厦门岛，即使在五口通商成为国际通商口岸之后，直至上个世紀早期，纪、陈、吴三大姓氏，城内派、草仔垵等势力仍在厦门各据角头，上演一场场争斗，风生水起。不过，这种乡族私属港口无法避免地将与乡族“共患难”，就像在清廷清剿郑氏家族势力之后，安海港等港口的私属性质也就跟着改变了。

待港口坐大之后，政府的管理则从被动转向主动，而且是有的放矢。早期政府设置机构管理这些民间港口，是对丛生而无序的民间港口的一种被动应对。待到一些港口的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政府出于社会秩序的维护，抑或是税收的征收等因素，逐步对这些港口进行掌控。政府设立机构管理这些“出头鸟”，即某一区域内最重要的商贸港口，这些港口被验明正身，冠以合法名头，于是有了“泉州港”的称谓。泉州港不是单一港口的称谓，在明清时期的泉州，发展到有“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三湾，包括蚶江港、石湖港、永宁港、东石港在内的十二港。在这些“三湾十二港”之外，泉州府沿海地带还有秀涂、美山等比较出名的商业贸易港口，它们属于“泉州府”的行政管辖之内，是政府机构管理控制的公共港口，所以统称为“泉州港”。这些港口在政府的管理下，也获得了更为有序与长久的发展，尤其到近现代，机动航船逐渐取代传统的木船，需要匹配适当的码头设施，于是有些港口趋向集中经营，慢慢专司于“进出口”的对外贸易了。

泉州民间港口从“非法”到合法，发展到政府认可的公共港口，甚至发展到具有公共商业贸易口岸雏形，也算是个“逆袭”，完成大蜕变，在这过程中，乡族势力与政府势力此消彼长。今日，走走石狮蚶江镇石湖村的石湖码头，走走丰泽区的江口码头（文心码头和美山码头组成），从这些码头寻觅那段被历史“验明正身”的港口辉煌，探寻一下泉州港口的“变身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