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泉　武汉海关

摘 要：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和国内结构性变化叠加，分工固化弱化、外贸量质下降，同时我国外贸新旧动能转换，蕴含新的发展条件。“利弊相依”的认识论相应得出“稳中求进”的方法论。“稳”和“进”两方面都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据此提出推进“一带一路”、 培育竞争新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完善政策体系、优化配套机制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贸易；稳中求进；新常态；全球价值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将稳中求进作为2017年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业已成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这是面对经济新常态作出的科学判断和积极应对。对外贸易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引擎，当然也应该将稳中求进作为总基调。尤其是考虑到世界经贸、国际分工、要素结构等方面的新变化，我国外贸困难因素和有利条件并存，迫切需要应对挑战，保持基本面“稳”，同时也需要把握机遇，实现发展方式的“进”。本文研究我国当前外贸形势，分析“稳”、“进”两方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外贸形势

（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削弱我国外贸的支撑环境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下行风险巨大，短期难以恢复高增长。国际贸易水平更是持续低迷，动力减弱。2016年全球贸易量同比增长1.3%，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新低，较之全球经济增长率2.3%，贸易增长率时隔15年首次低于经济增长率。WTO预计，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8%—3.1%，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预期。贸易低增长和经济低增长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造成矛盾交织，风险增加。一是国际有效供给与需求不适配。供需结构性失衡，大宗商品价格市场动荡不稳，价格陡升陡降，影响正常贸易秩序。二是国际低利率与低通胀叠加。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流行，货币竞相贬值导致了全球低利率、负利率蔓延，美联储连续多次加息使国际金融市场更趋混乱，主要经济体却深陷通缩威胁，贸易动力不足。三是国际高债务与高杠杆并存。据IMF报告，全球广义债务总额已达152万亿美元，为同期全球GDP的2.25倍。而低增长遏制去杠杆过程，陷入恶性循环，造成贸易流动性停滞。

同时，全球经贸规则进入重塑期，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发达国家通过自贸协定牵头谈判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标准，涵盖环境、劳工、国企等宽领域，围绕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的争夺日益加剧。局部地区地缘博弈更加激烈，诸如英国公投脱欧等“黑天鹅”事件，增加了世界贸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据《全球贸易预警》显示，2008—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居各国之首；还有特朗普任总统后，当即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实施高关税和汇率操控调查。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有增多趋势，构成新的贸易阻力。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到2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117起贸易救济调查，计139.8亿美元。

（二）我国在国际分工结构中的定位具有固化弱化的风险

以往关于国际分工的贸易理论中，都将比较优势作为贸易的先决条件。李嘉图模型认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贸易供需。“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要素的价格成本决定贸易供需。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技术等跨国流动性要素重要性凸显，并与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传统固定性要素相结合，构建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GVC）。国际分工体系也演变为基于生产要素的合作体系，地区之间按照不同的要素禀赋进行分工，技术含量越高，在价值链越越处于高端。因此，全球价值链呈现发达经济体在高端、新兴经济体在中低端的“二元结构”。

目前，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已经建立了一种“低端供给—国外需求”的结构，即侧重于以货物出口拉动经济，并接受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分工。这种结构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要素禀赋特点，即劳动力充裕，资源成本较低，但资金技术不足。为此，我国采取税收优惠、加工贸易等方式，大量吸引国外直接投资，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等相对低端的产业，并形成出口导向的路径依赖。诚然，近年来我国比较优势篮子有所变化，正在向对外投资国转变，某些产业的技术升级也有进步。但总的来说，“低端供给—国外需求”的结构仍未根本改变，且存在固化和弱化两大风险。

一是固化风险。“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认为，一国尤其是后发展国家在自由贸易状态中，其产业结构因为自身成本和汇率的提升，在国际分工中趋于固化。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主导贸易格局，垄断技术、控制价格、掌握结算货币，牢牢占据价值链高端分工和高利润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局限于短期赶超获得的利益，忽略技术改进和生产率提高，将长期处于“低端鎖定”困境。目前，我国产业分工就有被锁定的高度风险，其特征是：国内产业投入多为低级要素，增加值和利润也较低；品牌、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标准、价格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巨额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只能以商品净出口形式加以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外贸供需结构不断趋于固化，成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现实版本。

二是弱化风险。我国目前的贸易分工地位也不牢固，在全球新一轮要素配置的影响下，受到低端制造业转移和高端制造业回流“双重发难”。一方面，国际产业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我国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下降，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用工成本优势逐渐显现，成为国际投资新的重要承接地，中国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出口订单加速向这些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推行产业回归、再工业化、工业4.0等策略，更加大力发展本土制造业，恢复全产业链的竞争力，将很多中国原有的配套制造业吸收回流。据美国“回流倡议”机构统计，自2010年以来，外国回流投资共在美国国内创造了24.9万个就业岗位，其中60%是从中国回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产业面临“釜底抽薪”的困难，特别是加工贸易首当其冲，严重萎缩。从1995到2016年，加工贸易在外贸中的占比已下降20个百分点。endprint

（三）我国外贸的数量质量均出现结构性问题

多年来，我国外贸已经取得巨大发展成果，一度成为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和最大FDI目标国。尤其是货物贸易连续增长，增速之高、增幅之大举世罕见。但是我国外贸存在结构性隐患，依存条件多，内生动力不足，波动性特征比较明显。近年来随着外部形势变化，这种潜性特征发展为显性表现，比如货物贸易量连续下降，资源供给不足，进出口失衡，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目前还只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与美国所代表的贸易强国指标相比，我国外贸的结构性问题可以从数量、质量方面看都有一定差距，有着赶超空间。

一是贸易数量下行压力巨大。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已经进入新常态，突出表现就是增速放缓，乃至转为负增长。2001—2010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平均增长21.1%，而2012—2014年平均增长5%，2015年、2016年分别下降7%和0.9%，并被美国超过。其原因，一方面与国外需求减弱、货币宽松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国传统产品出口规模接近国际市场临界、难以再扩张。因此以往的拼价格、同质化无法提供新的出口增量。总量下降带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2016年，我国贸易顺差3.35万亿，收窄9.1%，意味着出口中内含的进口采购部分增加，国内增加值相应减少。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情况相反，总量上升却长期保持逆差，2016年逆差高达2601亿美元。

二是外贸供给质量下降。目前，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甚至“供不应求”。2009年以后，我国同时步入“刘易斯拐点”和“老龄化通道”，工业部门无法如以往获得从农业部门转移的充分劳动力补充，相应的用工成本特别是工资负担明显上升，近年的民工荒、招工难就是明证。其他方面成本也高企，城镇工业用地价格走高、工业用电价格上涨、各类资源日趋紧张、环境容量严重透支、污染物排放指标接近极限，直接导致对外贸易的不可持续。由于国际分工长期处于低端，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带来“需求外溢”，有大量消费投向国外，另一方面产业定型，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和库存积留，反过来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目前，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过剩率达80%以上。

二、我国外贸的“稳”与“进”

（一）外贸必须稳也能够稳

稳的必要性。从国内看，外贸的基本经济贡献仍然十分巨大。作为“三驾马车”中易调控、弹性大的部分，外贸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需求来源。同时外贸在贡献财政、带动就业、外汇收储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国内过剩产能、过剩库存、失衡杠杆都需要通过外贸渠道化解，关于先进技术设备、高端产品的短缺也离不开外贸渠道的补充。如果外贸继续下行，中国不仅将面临经济规模萎缩的“量危险”，也会面临市场失衡、收支失衡、价格失衡的“质危险”。从国外看，在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消费大国、双向投资大国的情况下，外贸规模直接决定世界要素配置的活跃度，外贸增减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兴衰。无论是谋求世界经贸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还是构建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都需要我国维系一定的外贸增长规模。

稳的可行性。我国当前的一系列有利条件因素，完全可以使外贸稳得住。一是产业基础依然坚实。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算，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超过20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协调制度下的进出口商品覆盖率也非常高。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在我国都能“就地”找到所有中间产品供给。二是基于横向比较的禀赋优势仍然存在。我国的传统比较优势虽然相比以往有所削弱，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多方面优势。我国的基础设施、物流条件很好，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加上已经形成的投资方面的新优势，外贸发展的主动权仍握在手中。三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大国效应仍在发挥作用。中国已经与多数贸易伙伴国家建立了固定销售网络和互补关系，我国质优价适的消费品、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占有率高，国内市场随着城镇化率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吸引国际产品的空间巨大。四是各类外贸促进政策仍处在效果红利期。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出台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达到15部，从体制机制、财政、税收、金融、口岸、通关等多方面给出了便利优惠措施。总言之，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回旋空间比较大，完全能够消化一定的下行损量并保持稳增长。

（二）外贸需要进也可以进

进的必要性。目前的国际分工结构下，我国外贸面临的最大风险不在于当下的减速减量，而在于长远的固化弱化。形势决定了我国外贸不进则退，慢进亦退。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传统的低端定位和粗放模式弊端显露，难以为继。其一，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原本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保护逻辑不再适用。其二，经济“合作—共赢”逻辑取代“赶超—限制”博弈。其三，外貿收益也不能再以简单的货物进出口加减法来衡量，而应着眼于本国增加值。其四，世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已经深刻变化，互联网革命和新技术引领新的贸易业态，“E国际贸易” 将成为主要贸易方式。在此形势下，建设贸易强国的必要性凸显，我国必须加快调结构、培优势的过程，由大转强，由量到质，向结构更合理、分工更高端的阶段演进。

进的可行性。我国外贸的发展潜能非常大，存在很多后续有利条件。从国内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产业创新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各方面的供给条件显著改善。我国已经具有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积累了开拓市场和国际化经营的宝贵经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高，拥有技术、标准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越来越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创新环境全球排名己升至29位，多个领域PCT专利申请数全球占比快速提升，通信技术设备、数字通信设备己超过美国。从国外看，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事务的能力明显增强。特别是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我国与相关国家全方位合作，为外贸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外贸发展空间广阔。我国较早参与全球化进程所积累的经济、技术基础，使得我国具备在特定区域内占据较高价值链环节的可能。因此，我国外贸具有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发展空间巨大。endprint

三、我国外贸发展的对策建议

根据我国外贸面临的深刻复杂形势，结合各种机遇条件，今后一个时期，应当将稳中求进作为外贸发展的主基调。所谓“稳”，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稳住发展的基本态势，稳住贸易大国地位；所谓“进”，是推进外贸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进外贸发展新动力，促进贸易强国进程。“稳”、“进”相宜，我国外贸可以实现结构升级、发展动能转换，由大数大量、大进大出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

（一）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统领对外开放，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促进对外开放向内陆沿边纵深推进，建立贯穿亚欧非的大市场和经济圈。抓住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机遇，推动大型成套设备及技术、标准、服务出口。顺应沿线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趋势，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量。加快與相关国家开展海关、交通、检验检疫等互认合作及准入谈判，扩大贸易规模和便利程度。

加快实施自贸区（FTA）战略。落实好我国已实施的14项自由贸易协定和3项优惠贸易安排，推进中韩、中澳等自贸区升级。加快中国—海合会等有关自贸区商建，探索与欧盟、美国、南美共同市场等大型FTA建设，协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亚太自贸区（FTAAP）关系，协同推进面向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的自贸区网络。积极推动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双向开放，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新议题谈判，提高我国自贸区建设的标准和质量。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造造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实施“亚投行”等行动计划，推进中美、中欧等双多边投资协定，实施和维护《贸易便利化协定》（TFA），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升国际经贸规则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形成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联动机制，开展国别之间货币、利率、汇率、财政等政策的磋商和协调。积极参与相关争端解决机制构建，在出口管制国际规则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加强贸易增加值核算体系建设，建立全球价值链规则制订与利益分享机制。

（二）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优化国际分工地位

提升技术含量，培育竞争优势。一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贸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通过国际招标、招才引智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包括进一步支持国内企业通过自建、合资、合作等方式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或鼓励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以不断强化自主创新力。二要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国际认可的产品检测体系，鼓励企业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和质量检验，建立完善出口产品质量检测公共平台，推动出口企业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加强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

另外，要加快建设国际营销网络，鼓励出口企业在境外建设一批品牌推广快的展示中心、集散配送强的分拨中心、区域辐射大的批发市场、服务能力强的售后服务网点，以及配套建设一批备件基地、临港经贸合作区。同时，要培育外贸企业品牌，加大中国品牌海外推介力度，尤其要推介自主研发、拥有核心技术的品牌产品，包括大力培育区域性、行业性品牌，支持企业开展商标和专利的国外注册保护，开展海外维权。同时，要进一步提升品牌产品的定价定标能力，转变在国际市场议价的劣势地位，打破欧美机构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垄断定价。

（三）推进外贸转型升级，积极发展外贸新业态

促使出口产品和企业向中高端发展。稳定传统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在全球范围内消化过剩产能。强化双边高技术领域经贸合作机制，提高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挥装备产品性价比高的优势，扩大电力、船舶、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推动优势企业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和对外投资合作，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链整合能力的跨国公司。通过行业推介、金融保险等政策工具，激发中小微外贸企业活力，支持其向创新型、专业化方向发展。

推进加工贸易调整升级。调整加工贸易产业结构，鼓励电子信息、移动通信等技术溢出能力强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工贸易。开展第二轮区域梯度分工转移，沿海地区向品牌、研发、分拨和结算中心方向延伸，内陆沿边地区承接整机生产、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发结算环节，形成区域错位发展。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集聚产业功能，引导加工贸易入区发展，实现产业链就近配套、带动发展。改进加工贸易清单目录管理，简化审批程序，严禁新批污染产业和落后产能。

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引导电商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规范化方向发展。鼓励设立海外仓储，推进B2C为主向B2B为主的业务创新发展。发展电商产业链，推进包装、仓储、物流实体建设。建立适应电商特点的监管通关体系，保持合理税负，提高各环节便利化水平。

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优化综合服务企业退免税管理，加强其通关、物流、退税、金融、保险等综合服务能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顺应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趋势，鼓励维修、咨询、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出口。运用信息技术发展远程监测诊断、运营维护、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新业态，建立境外服务保障体系。

促进市场采购贸易发展。推进浙江义乌等8个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实施采购功能和产品差别化发展，完善“一划定、三备案、一联网”的管理体制，给予通关、财税等政策支持。

（四）完善外贸政策体系，优化调控服务

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外贸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加强外贸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后的监管体系建设，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外贸政策协调机制，加强财税、金融、产业、贸易等政策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完善外贸促进政策，清理各种低效的区域性竞争政策，取消反复进出境的“一日游”。根据安全标准、环保标准、社会责任等要求，完善对敏感商品的进出口管理。加强外贸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外贸领域诚信评价体系和行业自律公约体系，依信用自律状况不同实施差别化监管措施。严厉打击各种骗汇、骗税、套利、侵权、走私行为以及虚假贸易。endprint

完善财税政策。完善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现有财政支持政策，突出资金支持重点，着力于外贸产品研发、品牌培育、标准制定、国际营销等方面。优化进出口关税结构，简化税则，实施鼓励项目、重大装备、集成电路等税收优惠政策，动态调整年度暂定税率、配额税率等措施，便利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资源品进口，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完善出口退稅政策，适当扩大退税商品和退税启运港的范围。

改进金融服务。结合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增强境外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和投资性，健全结算、保值、增值渠道。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通过差别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和出口退税账户质押，逐步实现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保险应保尽保。

（五）优化外贸配套机制，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修订《对外贸易法》，使服务贸易、出口管制、贸易调查、贸易救济、贸易促进等领域有法可依。整合“外资三法”为统一的《外国投资法》，研究制定对外投资促进法。加强各项外经贸立法之间的衔接，做好各部门涉及外贸领域政策措施的协调。适应国家税收法定原则，推动涉外税立法。出台口岸管理和反走私综合管理的法规，规范口岸通关和贸易秩序。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口岸大通关建设，全面实现口岸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推行关检“一站式作业”。加快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建立“一次申报、分步处置”的通关制度，实现缴税即放行的快速通关。改善通关便利化的技术条件，全面推进通关作业无纸化。加强企业分类通关监管，实施口岸作业“双随机、一公开”，对信用好的企业降低查验率。加快电子口岸建设，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建立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机制，推动实施“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国际互认。

发挥自贸试验区（FTZ）平台作用。建好“1+3+7”自贸实验区，区分不同功能定位和试点方向，打造创新外贸发展方式的试验田和样板间。推进区内金融服务业开放，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产品利率市场化，深化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制度，建立出入区货物、服务贸易分类监管模式，实施信任管理基础上的企业自主报关报检。同时，依托遍布各地的保税区，复制推广试验区经验，实现制度普惠和功能叠加，扩大试验区政策效能。

（本文发表时有所删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