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淑平，程业炳，张德化

(安徽科技学院管理学院,蚌埠 233100)

·三农问题·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研究*

程淑平，程业炳※，张德化

(安徽科技学院管理学院,蚌埠 233100)

目的通过湖北、安徽、河南3省的实证调研，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进行了分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方法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过去的行为4个层面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结果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过去的行为对市民化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632、0.451、0.322、0.364(P值均小于0.001)。其中，农业转移人口对市民化的态度更多来源于工具层面的认知，主观规范中更注重参考家人和亲戚朋友的意见，知觉行为控制中个体素质和社会资本影响较大，但也应充分关注老人的照顾问题，过去的行为中是否有务工经验对个体影响较大。结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过去的行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新型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计划行为理论 影响因素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转移人口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并没有在城市中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就业、社保、居住等权利，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并未实现在城市中稳定定居，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候鸟式迁徙”现象。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幕的拉开，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成为当务之急，与一般低质量的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口的城镇化[1]，因此，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因素有很多，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关研究。王桂新等对上海市流动人口进行了实证调研，发现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到经济、社会、区域环境特征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婚姻状况[2]。黄勇等从工作就业、收支情况、居住情况等方面对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生存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最主要的障碍是住房问题难以解决[3]。田新朝，张建武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主要体现在城市生活的融入和认同问题上，通过调研，发现最主要影响因素是文化程度[4]。罗其友，张萌等通过对江苏省溧阳市的实证研究，发现医疗制度、保险制度和惠农政策等制度层面的因素对市民化意愿影响较为显著[5]。

已有研究主要是从个体特征、社会特征、经济环境特征等方面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多从外部因素着手，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认知因素缺乏考量。因此，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构建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下的模型，以期更好揭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部作用机制。

1 模型假设

1.1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由AJZEN提出，该理论认为影响人们行为意愿的因素主要来自3方面：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6]。其中，态度是个体对特定事物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反映了其知觉偏好； 主观规范是个体在进行决策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也即重要相关人群对个体决策施加的影响力的大小； 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的对资源、机会等情境因素的控制力的大小。一般来说，决策者的态度越积极，感受到的社会规范压力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充分，采取行动的意愿就越强烈。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过去的行为也会对主体的行为意愿产生影响[7]。

1.2 态度和市民化意愿

态度对个体意愿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即工具性和情感性。工具性考查的是预期结果对决策者的有用性，侧重于经济价值，情感性衡量的是决策者个人的情感体验，如感觉喜欢或厌恶，侧重于社会心理价值。农业转移人口会对市民化进行工具价值预期，考虑市民化后的经济收入、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因素，同时也会进行情感价值预期，考虑市民化后的住房选择、居住环境、人文环境因素。一般来说，预期越积极，意愿越强烈。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农业转移人口对市民化的态度越积极，市民化意愿越强烈。

1.3 主观规范和市民化意愿

主观规范反映的是决策者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个体是社会的一员，其行为意向必然受到周边重要相关群体的影响[8]。Seyoung Seol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主观规范是影响用户采纳新技术的关键要素之一[9]。在城镇化领域，农业转移人口会考虑亲戚、朋友等对市民化的意见，如果这些意见是积极的，显然有助于增强决策者个体的市民化意愿。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主观规范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有正向影响。

1.4 知觉行为控制和市民化意愿

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决策者对意愿实现的难易程度的感知。Reuveni等人通过对258名青少年的实证调研，发现知觉行为控制是影响青少年为老人提供志愿服务的重要因素[10]。在城镇化领域，农业转移人口所积攒的资源和可能遇到的机会，会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11]。研究研究主要从个体素质、社会资本、便利条件3个方面考察农业转移人口的知觉行为控制，当决策者感知到的对上述3方面的资源控制越充分时，其行为意愿越强烈。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知觉行为控制越充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越强烈。

1.5 过去的行为和市民化意愿

过去的经验对未来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性，过去某项行为的良好结果会导致相同或相似情境下该行为的再次出现。Kovac，Velibor Bobo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过去的行为对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12]。在城镇化领域，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务工时，与当地市民交往越密切，对社区活动参与度越高，越有利于增强其城市生活卷入度，从而影响其今后的行为意愿。由此提出假设4。

假设4：过去的行为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正相关。

综上所述，研究构建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表1 被调研农业转移人口基本特征

人口统计变量变量取值频数比例(%)性别男2265512女1844488年龄25岁以下45109825～40131319541～55145353755岁以上892170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681660初中1563805高中1222975大专及以上641560家庭人口数2人及以下6515863～4人25862935人及以上872121职业第二产业1864537第三产业2245463人均纯收入2万元以下9021952万～3万元14635613万～4万元12430244万元以上501220

2 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2.1 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问卷的题项设计参考了前人成熟的量表，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修正。问卷调查内容包括5个潜变量(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过去的行为、行为意愿)和23个可观测变量。其中，态度的测量由6个题项构成(AT1～AT6)，AT1～AT3用于测量工具价值，列举题项是“您是否认同城市务工能带来更多的收入”，AT4～AT6用于测度情感价值，列举题项是“您是否认同农村比城市更为落后的说法”； 主观规范用3个题项测量(SN1～SN3)，列举题项是“家人认为城市生活更幸福”； 知觉行为控制由9个题项构成(PBC1～PBC9)，其中，PBC1～PBC3用于测量个体素质，列举题项是“您是否认为您有能力掌握好和业务相关的技能”，PBC4～PBC6用于测量社会资本，列举题项是“您是否认为您很容易获得当地亲戚朋友的帮助”，PBC7～PBC9用于测量便利条件，列举题项是“您是否认为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是通畅的”； 过去的行为由3个题项构成(PB1～PB3)，列举题项是“您过去一段时间是否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 行为意愿由3个题项构成(BI1～BI3)，列举题项是“您是否认同您有在城里长期工作的打算”。所有变量测量均采用李科特五等级量表。

数据来源于湖北、安徽、河南3省随机走访的农业转移人口，被调研者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研究人员共发放问卷560份，回收445份，剔除了一些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最终获得410份有效数据，有效率为73.21%。

2.2 信度和效度分析

研究采用SPSS19.0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下：Barlett’s球型检验结果KMO值为0.930，且显著(P<0.000)，方差解释比例累计达到82%，潜变量的Cronbach′s a值分布在0.832～0.916之间，组合信度(CR值)分布在0.843～0.917之间，均大于0.8，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水平(表2)。

为进一步检验潜变量间关系，利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有潜变量测量条目的标准因子载荷分布在0.713～0.965之间，均大于0.5的要求，显著性水平为P<0.001； 各潜变量间的判别效度采用如下评价方法：首先计算各潜变量的AVE值，测算出AVE的平方根，然后将AVE平方根与该潜变量和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且前者数值应大于0.5，则检验通过。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知，各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2.3 模型拟合检验

为了更合理的对模型进行评价，研究采用了绝对拟合指数和相对拟合指数相结合的方法，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各项评价指数均符合要求，模型的总体拟合度较好。

表2 信度检验

潜变量可观测变量标准因子载荷Cronbach′saCR行为态度(AT)经济收入(A1)0827发展机会(A2)0844社会保障(A3)0872住房选择偏好(A4)0799居住环境偏好(A5)0732人文环境偏好(A6)082709030905主观规范(SN)亲戚朋友认为市民化好(S1)0943家人认为市民化能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S2)0934政府多渠道倡导市民化(S3)072008400851知觉行为控制(PBC)文化程度(P1)0958技能水平(P2)0806体能水平(P3)0794市民化的亲戚数量(P4)0965市民化的同乡数量(P5)0800当地市民朋友数量(P6)0713交通的便利性(P7)0950通讯的便利性(P8)0764是否有老人需要照顾(P9)074309160917过去的行为(PB)进城务工(P′1)0945与当地市民交往频率(P′2)0934参与社区活动(P′3)072708410850行为意愿(BI)长期工作意愿(B1)0907长期居住意愿(B2)0896融入市民意愿(B3)078808320843

表3 判别效度检验

表4 模型拟合检验

2.4 模型结果分析

模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过去的行为4个潜变量对行为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632、0.451、0.322、0.364，且显著，P<0.001，较好支持了上述假设。

表5 模型检验结果

可观测变量路径/载荷系数潜变量标准化路径系数P值ATβ11〈—〉BI0632∗∗∗SNβ12〈—〉BI0451∗∗∗PBIβ13〈—〉BI0322∗∗∗PBβ14〈—〉BI0364∗∗∗A1γ11〈—AT0768∗∗∗A2γ12〈—AT0451∗∗∗A3γ13〈—AT0631∗∗∗A4γ14〈—AT0364∗∗∗A5γ15〈—AT0322∗∗∗A6γ16〈—AT0421∗∗∗S1γ21〈—SN0784∗∗∗S2γ22〈—SN0792∗∗∗S3γ23〈—SN0493∗∗∗P1γ31〈—PBI0851∗∗∗P2γ32〈—PBI0879∗∗∗P3γ33〈—PBI0817∗∗∗P4γ34〈—PBI0825∗∗∗P5γ35〈—PBI0812∗∗∗P6γ36〈—PBI0758∗∗∗P7γ37〈—PBI0784∗∗∗P8γ38〈—PBI0797∗∗∗P9γ39〈—PBI0803∗∗∗P′1γ41〈—PB0892∗∗∗P′2γ42〈—PB0823∗∗∗P′3γ43〈—PB0841∗∗∗B1γ51〈—BI0857∗∗∗B2γ52〈—BI0768∗∗∗B3γ53〈—BI0732∗∗∗ 注：∗∗∗表示P<0001

进一步分析表5可知：在行为态度中，工具性认知系数较高，其中，A1、A3的系数分别为0.768、0.631，情感性认知系数相对较低，仅人文环境偏好达到了0.421，说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对市民化态度更多的是从工具性认知层面考虑，城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动机。从主观规范来看，家人和亲戚朋友的看法影响较大，系数分别为0.792、0.784。调查显示，家人和亲戚朋友对市民化的积极评价会无形中形成一种压力，个人往往由于从众效应，或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选择支持市民化； 此外，政府多渠道倡导市民化，会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氛围，从而对个体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知觉行为控制来看，个体素质和社会资本影响相对较大，便利条件影响次之。一方面，技能缺失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是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对于多数从事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如餐饮)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良好的体能水平也是维持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必备条件； 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若要转变为城市居民，需对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市民身份等经历一个由陌生到熟悉的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需要寻求周边已经市民化了的亲戚朋友的帮助，由此显示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便利条件中，家中是否有老人需要照顾影响系数较大，这与中国人的传统特征密切相关，在市民化过程中，应该考虑为农业转移人口赡养老人提供便利。从过去的行为来看，整体影响较为显著，影响系数均超过0.8，其中，进城务工影响系数最大，达到0.892。说明有城市工作生活经验，乐意与当地市民交往，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容易适应市民身份的转变。

3 结论与建议

研究以计划性行为理论为基础，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态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多数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从工具性认知层面来看待市民化，认为城市化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好处，对城市的住房、居住和人文环境等偏好不高； (2)主观规范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家人、亲戚朋友的意见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对主体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政府适时营造市民化氛围也有助于促进市民化； (3)知觉行为控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个体素质和社会资本影响较大，便利条件影响次之，在便利条件中，需要特别关注如何便利农业转移人口赡养和照顾家中老人； (4)过去的行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调查结果来看，在城市中工作，对城市生活参与度较高的人，往往更愿意成为市民。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从如下方面加以着手：(1)进一步完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并保证其公平性，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服务，强化其市民化利益预期； (2)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着力提升城市的产业水平，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丰富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化培训机会，增强城市吸引力。调查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大多从事第二产业(如建筑业)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第三产业(如餐饮)简单的低收入劳动，就业层次相对较低，工作安全性和稳定性较差，归根结底在于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素质偏低，缺乏专业技能，因此，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职业化培训，提升其专业技能，是有效改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生存环境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供给侧改革，解决当前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矛盾的必由之路； (3)农业转移人口具有中国人特有的一些特征，如十分注重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和照顾家中老人，因此，在促进市民化的过程中，应完善随迁子女教育机制，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就近入学，享受均等教育，尽可能降低其受教育成本，从而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教育资源的利益预期。此外，政府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如建立社区互助小组，提供健康、休闲活动等措施，为农业转移人口照顾老人提供便利； (4)加强政策宣传，鼓励已经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社会组织，传授相关经验，引导和带动潜在人群的市民化； (5)积极倡导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活动，合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逐步适应身份认知的转变，从而融入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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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ILLINGNESSOFAGRRICULTURALTRANSTERPOPULATIONINTHEPERSPECTIVEOFNEWURBANIZATION*

ChengShuping，ChengYebing※，ZhangDe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nhui, Bengbu 233100, China)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Hubei, Anhui and Henan provinc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and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t constructe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zed the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behavioral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and past behavior.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standardized path factors of the impact of behavioral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nd the past behavior on the wish of the community were 0.632, 0.451, 0.322, and 0.364, respectively. The attitude of urbanization was mainly from the tool level of cognition. The subjective norm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views of family members,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dividual quality and social capital can impact greater for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but it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elders. The past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had greater impacts. It concluded that behavioral attitude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willingness of urban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civiliza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fluencing factors

F323.6; C922

A

1005-9121[2017]07078-06

10.7621/cjarrp.1005-9121.20170712

2016-06-23

程淑平(1987—)，女，安徽安庆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

※通讯作者：程业炳(1972—)，男，安徽合肥人，教授。研究方向：城镇化、农村经济。email：chengsp@ahstu.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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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框架与路径选择”(SK2014ZD023)； 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型城镇化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研究”(AHSKY2015D48)； 安徽科技学院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SRC2014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