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琦,王瑷玲*,张圣武,赵 乐,潘玉翠,苏晨晨

1.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2.泰安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评估中心,山东 泰安 271000

两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影响的比较
——基于211户村民调查

孙 琦1,王瑷玲1*,张圣武2,赵 乐1,潘玉翠1,苏晨晨1

1.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2.泰安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评估中心,山东 泰安 271000

加强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产影响的研究，对科学评价农村居民点整治效益、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层次分析与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从生产方式、生产便捷度、生产投入及经济收入等4方面，选择16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和比较原地改造与异地搬迁2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据以提出对策建议，为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的后续开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原地改造模式的陶阳村正面影响11.86%，负面影响为0.92%，无影响为87.22%；异地搬迁模式的涧北村正面影响为10.89%，负面影响为19.95%，无影响为69.16%。2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整体上对村民的生产基本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2村村民所受的正面影响基本相同、相差不多，但涧北村村民受到的负面影响远大于陶阳村村民。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发展二三产业、推进土地流转及培育新型农民等建议，以消除农村居民点整治给村民生产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生产影响;比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目前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不仅对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等生活条件[1]。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的生产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生产方式和耕作距离改变等。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影响有多大，正面影响大，还是负面影响大，不同整治模式的影响差异如何等亟需加强定量化评价研究，这对科学评价农村居民点整治效益、完善农村居民点整治政策及改进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等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农村居民点整治研究及实践起步较早。德国通过土地整治和村庄革新，实现了城乡生活等值化[2]。日本通过实施“町村改造”，建立了舒适安全的农村生活环境[3]。韩国通过“新村运动”，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改变了农村落后面貌[4]。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点整治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整治的潜力[5,6]、适宜性[7]模式[8,9]以及效益[10]等方面。从是否搬离原址的角度来看，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主要有原地改造、异地搬迁2种模式。随着部分农村居民点整治完成，开始关注村民生产生活的影响。研究表明村民入住社区后，居住环境、交通通讯[11]、居住区位和生活方式[12]等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村民的生产活动受到了部分不利影响[13]。总的说来，针对生活影响的研究较多，而生产影响的研究较少，且多为定性分析，定量评价较少，不同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影响的比较研究更为缺乏。基于此，本文以山东省肥城市为研究区域，分析2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原地整治和异地搬迁，对村民生产的影响，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和比较2种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的影响，并提出未来发展建议，为科学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肥城市位于山东省中西部，是著名的肥桃之乡，总面积1277 km2，人口98.7万人，2014年全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666.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0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916元，社会经济较发达。湖屯镇位于肥城市西北部，距城区15.5 km，总面积86 km2，人口8.2万人，交通便利。湖屯镇作为山东省村镇建设新型乡镇，近年来广泛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因地制宜地选取了原地改造、异地搬迁2种空间整治模式，规划了6大农村社区。

研究区陶阳村和涧北村（迁建后）分别位于陶阳社区和陶山社区，是肥城市著名的示范社区。陶阳村位于湖屯镇东部平原区，靠近陶阳煤矿，与煤矿社区相邻，共294户，864人，耕地64.67 hm2，人均耕地0.08 hm2，村民从事农业，并依托陶阳煤矿从事二三产业；整治后，新村位于旧村址西南、一路之隔，属原地改造模式，整治前后村民农业与非农业兼顾的生产特点基本没有变化。涧北村属于异地搬迁模式，旧村位于湖屯镇北部山地丘陵区，是压煤搬迁村，共480户，1565人，耕地189.6 hm2，人均耕地0.12 hm2，整治前村民以农业生产为主，非农生产较少；整治后，新村位于湖屯镇驻地东南侧，距旧村14 km，村民以农业为主，兼顾非农业生产，部分村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

图1 陶阳村、涧北村整治示意图Fig.1 Consolidation of Taoyang and Jianbei Villages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实地走访入住社区的村民。问卷设计充分考虑2种模式下居民点整治前后村民生产发生的变化，包括村民的基本信息、整治前后生产（农业和非农业）及家庭生活收支等方面的详细信息。问卷采用客观选择和主观简答的方式，由调查员引导填写，以获取村民最真实的信息。

本次调查总共走访村民230户，并对其进行深度访谈，发放问卷230份，收回问卷230份，其中有效问卷211份（陶阳村113份，涧北村98份），问卷有效率为91.74%。受访对象中，男性占样本总量的49.29%；18～30岁的人数占总量的11.85%，31～40岁的人数占总量的21.33%，41～50岁的人数占总量的23.22%，51～60岁的人数占总量的27.96%，61～70岁的人数占总量的12.32%；受访对象职业有农民、工人、个体经营者、临时工、事业单位人员、行政干部及无业人员。从数据分布看，两村受访对象的性别构成和平均年龄基本相同。陶阳村从事非农生产的村民比例稍高于涧北村。从问卷的总体情况看，调查对象分布较广，代表性强，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数据基础。

2 两种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的影响评价

2.1 农村居民点整治对农民生产影响分析

农民是农村居民点整治最直接的利益关系人，所受的影响最大。对于陶阳村和涧北村的村民，与整治前相比，最明显的变化为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的改善，而生产影响相对较小。对于尚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陶阳和涧北两村，其村民在生产方面受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方面，同时非农业生产活动也受到了波及。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表现在：新家到承包地距离的变化，由此引起的交通成本和田间劳动时间的变化；村民经营耕地数量的变化，由于旧村复垦增加的耕地由村集体统一经营，因此村民持有的耕地只是发生了局部的变化；耕地投入产出变化以及农业机械化和灌溉率的变化。非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表现在：村民由农业生产转为非农生产引起的家庭收入结构、非农业劳动时间以及交通成本的变化；非农业工作收入、家庭总收入的变化等。由于整治模式不同，两村村民生产受到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调查发现，与陶阳村相比，涧北村由于搬迁距离较大，在耕作距离、生产便捷度以及劳动投入时间等方面，村民生产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2.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产影响分析，兼顾系统、科学、可操作等原则，从生产方式、生产便捷度、生产投入和经济收入4方面，筛选具有良好反映能力、可定量化、数据获取便利的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变化、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变化、田间耕作距离变化等16个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因素因子权重值（表1）。

表1 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 weights

2.3 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是依据最大隶属原则和模糊线性变换原理，考虑被评价对象相关的多种因素，利用隶属度函数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对象做出总体评价[14]。它可以很好地避免主观性强、评价结论带有模糊性等弊端，从而使评价结果更科学。

2.3.1 确定评价因素因子集合 根据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一级评价因子集合C={C1，C2，…，C16}，即16个评价因子，及二级评价因素集合B={B1，B2，B3，B4}，即4个评价因素。

2.3.2 确定评价等级标准集合 根据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产活动的影响，将各评价因子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5个等级。好、较好表示正面影响，差、较差为负面影响，一般为无影响。由此，建立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产影响评价的评语集合V={V1，V2，V3，V4，V5}={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2.3.3 确定隶属度矩阵 定性指标因子，如C2机械化耕作指数变化，采用百分数统计法，对各指标的调查结果按百分数统计，并将统计结果直接作为该因子的隶属度矩阵（表2）。定量指标因子，如C1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变化，通过建立隶属度函数确定其隶属度矩阵，本研究采用半梯形分布函数[15]，计算得出各因子的隶属度矩阵（表2）。

表2 评价因子隶属度矩阵Table 2 Membership matrix of index factors

2.3.4 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数学模型

（1）一级综合评价。模糊综合评价是各评价指标因素因子权重与评价指标值之间的复合运算，根据式1计算各因素因子的影响程度。Bi=Wi×Ri(1)

式1中，Bi为第i个因素的下级因子相对于它的综合模糊运算结果；Wi为第i个因素的下级因子的权重；Ri为因子模糊评价矩阵，表示第i个因素的下级因子相对于评语集的关系。计算得到陶阳村与涧北村各评价指标因素的模糊综合评价矩阵（表3）。

表3 一级因素模糊综合评价矩阵Table 3 The matrix of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2）二级综合评价。在各因素评价基础上，根据式2计算出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产活动影响的总体影响。

式2中，B为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产活动影响的综合模糊评价结果，W为因素权重，R为因素模糊评价矩阵。

经计算，陶阳村和涧北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产活动的综合影响分别为（0.0016，0.1170，0.8722，0.0092，0）和（0.0031，0.1058，0.6916，0.1995，0）。

3 结果分析与建议

3.1 一级因素评价结果分析与比较

坚持最大隶属度原则，由表3可知，陶阳村生产方式、生产便捷度、生产投入、经济收入评价结果均为“一般”，说明陶阳村原地改造对村民生产基本没有影响；涧北村生产方式、生产投入、经济收入评价结果均为“一般”，说明涧北村异地搬迁对村民生产方式、生产投入及经济收入基本没有影响，而生产便捷度评价结果为“较差”，说明对村民生产便捷度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不同整治模式对两村一级因素影响存在差异：

生产方式：陶阳村正面影响为23.36%，负面影响为0.49%；涧北村正面影响为38.09%，负面影响为1.11%。由此得知，涧北村村民所受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都大于陶阳村村民。这主要是由于涧北村搬迁距离较远，部分村民选择放弃耕地，从事非农工作，引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和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等发生变化，其中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平均提高5%，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平均减少2%。而陶阳村，整治前后生产方式基本没变。整体上，两种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影响。

生产便捷度：陶阳村正面影响为16.97%，负面影响为0.4%；涧北村正面影响为4.84%，负面影响为48.11%。由此可知，涧北村村民所受的正面影响小于陶阳村村民，而涧北村村民所受负面影响远大于陶阳村村民，其原因主要为：涧北村搬迁距离较大，导致耕作距离增大，使村民的农业通勤时间发生了较大变化（平均增长399.27%），给村民的生产活动带来不便。整体上，在生产便捷度方面，陶阳村村民生产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而涧北村村民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

生产投入：陶阳村正面影响为4.83%，负面影响为0；涧北村正面影响为3.01%，负面影响为4.32%。两村村民所受的正面影响相差不多，而涧北村村民受到的负面影响比陶阳村村民大。受“生产便捷度”影响，涧北村村民在生产劳动时间的分配上不如以前自由，许多村民通过调整自己劳动时间来应对通勤方面的变化。但整体上，两种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投入没有较大影响。

经济收入：陶阳村正面影响为0，负面影响为2.43%；涧北村正面影响为4.15%，负面影响为1.27%。涧北村村民所受正面影响比陶阳村村民大一些，这种变化是由“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的：涧北村部分村民从事非农工作后，非农人员工资待遇方面发生了变化，家庭总收入也随之发生改变。但整体上，两种整治模式对村民经济收入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

3.2 二级综合评价结果分析与比较

根据最大隶属原则，两种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活动影响的评价结果均为“一般”。其中，原地改造模式下的陶阳村综合评价结果“较好”为11.86%，“一般”为87.22%，“较差”以下为0.92%；异地搬迁模式下的涧北村综合评价结果“较好”以上为10.89%，“一般”为69.16%，“较差”以下为19.95%。可以看出，两村村民所受的正面影响基本相同、差别不大，而涧北村村民受到的负面影响远大于陶阳村的村民。但整体上，两种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基本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

3.3 建议

针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给村民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研究区社会经济条件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发展二三产业、推进土地流转及培育新型农民等建议。

（1）发展二三产业，改善就业结构。针对农村居民点整治后部分村民弃耕弃农从事非农就业的需求，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发展二三产业，提高村民非农就业比例，改善就业结构，增加村民收入。通过加强非农职业培训，提高村民非农就业能力，并对从事非农职业的村民，提供必要的权益维护与就业保护；

（2）推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部分农民，尤其是异地搬迁的农民，新村距离耕地较远，其耕作难度与成本大大增加。因此，在整治中村集体应尊重农民意愿，积极引导、推进土地流转，使耕地集中到有能力的种粮大户和专业化组织手中，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3）加强农业技能培训，培育新型农民。未来农业必是现代农业、规模农业和高新农业。因此，需加强农民现代农业技能培训，将其培养成综合素质高、经营能力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将农民有序地组织起来，鼓励发展特色农业。

4 结论

论文以肥城市湖屯镇为研究区，采用村民调查、综合评价和分析比较的方法，评价和比较了原地改造和异地搬迁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对村民的生产影响。结果表明：原地改造模式的陶阳村正面影响11.86%，负面影响为0.92%，无影响为87.22%；异地搬迁模式的涧北村正面影响为10.89%，负面影响为19.95%，无影响为69.16%。整体上看，两种整治模式对村民生产基本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两种模式的影响程度不同：两村村民所受的正面影响基本相同、差别不大，而涧北村村民受到的负面影响远大于陶阳村的村民。负面影响主要为由搬迁距离变大导致的田间耕作距离、生产劳动通勤以及劳动时间分配等方面的改变，给村民的农业生产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应结合研究区社会经济条件和未来发展趋势，通过发展二三产业、推进土地流转及培育新型农民等有效措施，消除农村居民点整治给村民生产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5 讨论

本文综合考虑生产方式、生产便捷度等因素，评价得出原地整治和异地搬迁模式下村民生产局部受到了影响，而整体上基本没有受到较大影响。调查表明，农村居民点整治最明显是改善了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等。今后，应加强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村民生活及生产生活综合影响的定量评价和比较研究，以科学地指导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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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Effects of Two Kinds of Rural Settlement Consolidation Mode on Villagers’Production——Based on 211 villagers’investigations

SUN Qi1,WANG Ai-ling1,ZHANG Sheng-wu2,ZHAO Le1,PAN Yu-cui1,SU Chen-chen1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an271018,China
2.Land Appraisal Centre of Tai’an Land and Resource Bureau,Tai’an271000,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rural settlement consolidation on villagers’production for evaluating the benefits of rural settlement consolidation scientifically and perfecting the relevant policies.In this study,Hutun Town,Feicheng City was chosen as the study area.This study used a combinatorial method,which is combined b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questionaire survey,to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n villagers’production of the two kinds of the rural settlement consolidation mode which include in-situ reconstruction and remote relocation.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n villagers’production,16 index factors were selected from 4 aspects,including production modes,production convenience,production input and economy income,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of the two kinds of rural settlement consolidation mode had a little effect on villagers’production on the whole.The positive effect of Taoyang village which was in a mode of in-situ reconstruction was 11.86%,the negative effect was 0.92%and the left 87.22%was of no effect;while Jianbei village,in a mode of remote relocation,the positive effect was 10.89%,the negative effect was 19.95%and the left 69.16%was of no effect.Thus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suffered by villagers from the two villages were basically the same,while the negative effect suffered by Jianbei villagers were greater than that by Taoyang villagers.Based on the results,the study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cluding to develop the two or three industry,to promote the land circulation,to cultivate new peasants and other suggestions for the followed work of the rural settlement consolidation,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rural settlement consolidation on villagers’production.

Rural settlement;consolidation modes;effect on production;comparison

F321.1

A

1000-2324(2017)05-0792-06

2015-12-07

2016-02-12

山东农业大学现代农业发展研究院第三批研究课题(14xsk2-03);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ZR2013DM006)

孙 琦(1990-),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居民点整治与评价研究.E-mail:sdwfsunqi@163.com

*通讯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E-mail:ailingwangd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