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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川江沉金打捞想到张献忠

2017-11-01石英

幸福 2017年29期
关键词:大西张献忠川江

文/石英

由川江沉金打捞想到张献忠

文/石英

张献忠据川期间,“天府之国”横遭涂炭;然强虏悍清统治之时,尤其是早期,对汉族人民的镇压也绝未有半点客气,一丝手软。所以说,公元十七世纪的蜀地,是一部充满血泪不忍细叙的历史。

此人身长面黄,声如巨雷,一吼间,京城煤山鸟雀纷纷跌落,崇祯皇帝一日数惊。

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饱尝人间苦味。当时穿华贵暖靴的贵族,难以体味编履人等的艰辛。他们在极度高压难耐时,如强力弹簧绷起,这就是献忠(同时期还有李自成等)之辈,甘碰风口刀尖,众人响应追随──“干啦”!于是转战鄂、豫、陕、川,几度跌宕起落,诈降暂隐伺机重振。这位大帅移师转移时,最不能忘却的是铁炮和妻妾们──最硬的和最软的,一样也不能丢。

但凡经过宫苑王陵,无不劫掠焚烧,从最低要求讲,此人绝对“缺乏文物保护观念”;后期据四川诛杀富豪,不仅是从来不讲“区别对待政策”,恐也难免青红皂白不分,有滥杀无辜之嫌,这笔账究竟如何细算?只有问他本人,但除非老张还魂。

水流千转还是那个怪圈,“农民起义”最后走的都是“华山”一条路:改朝换代当皇帝。纵然明知当不稳,哪怕沾一下龙墩的边儿也好,总不枉厮杀半生。此人就是在万分仓促间坐上了“大西”皇帝的宝座,不过,还没有坐热,便只能匆匆开拔。人生有时候再贪恋也没辙──受用不如逃命。

也许在那个时候,“大西”皇帝老张尚不至于那么绝望,毕竟在这以前“大西”军只是和明朝军队交过手,而从未跟清军骁骑过招。其实,李自成军也好,张献忠军也罢,都不是没有与清军碰撞的机会。因为,皇太极和多尔衮时期,悍清(后金)军都曾不止一次从长城的不同关口强袭深入明朝腹地(明将卢象升就是在今之河北南部与金虏激战而捐躯)。只不过在那时候,李、张旨在夺取明朝政权,而采取了某种“讨巧”策略,尽量不与清骁撞击。这样的“好处”是躲开最凶悍之敌,减少了有生力量的损失;但不利处是:军队得不到应有的严酷锻炼,当然就谈不上汲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这时候,对张献忠来说,清军之厉害基本上是听来的,而不是在阵前一枪一刀拼出来的。也正因如此,当李闯军在山海关之战遭重创后便望风披靡,败军一泻千里。而杀红了眼的清军同时也绝不饶过另一支“大西”农民军。此时“躲”在秦岭巴山那边的张献忠恐还多少心存侥幸:蜀道之险足以使清军不致瞬息即至。孰知悍清骁骑哪里管得大诗人李白九百多年前“噫吁哦!危乎高矣!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惊呼,铁掌马蹄踏破了一道道险关峻隘,真的应验了“兵贵神速”的箴言。但对清军而言,却未必是从“武圣”孙子兵法那里学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和军队在其全盛时期,可谓是“无师自通”地具备这一优势。他们追击“大西”军之速,确出乎张献忠预料,据说张在西充稍稍立足,骁清军已至;张当时袒胸而立正在张望之际,对方豪格之强弩击发正射中要害,张不治身亡。这一箭成为“大西”流动“政权”的死结,余部虽有零星抵抗,但已不再成气候。

言至此,我仍然要说:“大顺”李自成,“大西”张献忠,无不惨败于骁清之手,欲阐述个中原因,非只言片语所能说透。但有一点,此二人均未如明之重臣大将洪承畴、吴三桂之流屈膝降清(也可能时间环境不容);后者不仅降清,且率军镇压汉族人民,较之清方更加残酷卖力。如此说来,李张之败于骁清,只能说是自小吃“草”科食物的输给自小吃牛羊肉喝牛羊奶的;多半靠两条腿丈量的输给自小在马背上滚过的;准乌合之众的败给训练有素的八旗“巴都鲁”;其首领死得虽不算壮烈倒也死得其所,总还说得过去吧。

最后便要落点于本文标题中所云之“川江沉金”。那就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岷江打捞近四百年前张献忠“大西”朝落幕前的一举:仓促而有准备地将“大西”金册,金银珠宝以及钱币等沉入江中。一般是将整棵圆木破成两半中间挖出填以宝物,然后以三合土之类封好再沉入。以图日后卷土重来,哪怕是“死灰复燃”也好。然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其间传说不断,物件也有零星发现,但真正大批量的打捞和挖掘,还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劳动所获的巨大成果。第一阶段的发掘已出水各种金银珠宝一万数千件之多。不论当年张献忠此举的动机为何,当时没有胡扔乱抛还是产生了歪打正着的效果。设想,如果当时未经任何处理而被不逞之徒们得到,金银财宝也要烂在贼的肚子里。如果落到清方占领者手里,必然要被八旗子弟们挥霍殆尽。而今天,万幸归于我们国家所有。尽管是歪打正着,亦可使当年的西充之叹画上一个比较平和的句号。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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