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世纪中国文论处于世界文论体系的动态嬗变过程中，其与国际学界的直接学术对话业已成为全球化文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趋向之一，而美国文论则凭借其作为独特媒介的重要学术地位在其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且在诸多层面显现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与之相应，中国针对新世纪以来美国文论的接受可谓成绩与局限并存，其间既暴露出某些偏颇或缺憾，又显现出诸种可供探求的空间。因此，通过梳理数位美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学术著述、论文及其相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轨迹、媒介空间、接受境遇与影响情况可以发现，其中展现出接受的直接与深入以及中美双方之间冲击与回应、共识与论争等繁复学术联系。基于此，遵循批判与吸收并举的原则检视既有接受过程中的某些误区与限域、探求其对当下若干问题的启示价值，无疑不仅有利于中国文论自身的合理建构，而且有助于其有效汲取他国文论，进而渐趋实现平等对话。

关键词：21世纪中美文论；接受与反思；互动与影响；问题及启示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0-0176-09

作者简介：胡燕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北京 100089）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外文论关系中，中国与美国文论间的交流与对话最为频繁且业已成为重要趋向之一。其中，美国文论领域，特别是美国汉学界直接介入中国文论的诸种研究成果，在诸多层面显现出对于中国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文论的全球互动，是以美国为重点。作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策源地之一——美国，其由外来移民文化与多民族构成的多类社会文化群体与多重社会文化结构，不仅形成了该国独特的历史观、文化观与价值观，而且为其文论的多元特质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文化支持，这既促使其文论形成了杂糅性，又显示出其文论的全球互动性。这对于亟待跻身世界文论界的中国而言，重视与美国的互动，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与之相应，中美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之间的学术对话不仅引发了双方的数次研讨与争鸣，而且在中西学界形成了持久冲击与较大反响，从而逐渐赢得了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与充分认同。由此，以下以当代美国文论在本世纪中国的引进、译介、研究及启示作为考察对象，力求对于相关问题予以较为全面与具体的梳理与阐释，进而以期促进真正的 “洋为中用”的实现。

一、深度接受与互动中的理论转场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冷战时期中美完全隔绝的局面不复存在。与之相应，中美学术界开启了正常交往之旅，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的文论领域开始名正言顺的接触与交流。当此之际，遇见美国文论，为长期与西方隔绝且受极左政治桎梏的中国文论界打开了一扇重要的学术之窗。来自“他者”的理论新鲜，在国内激发出极大接受热情，包括美国文论在内的汉译西方丛书纷纷问世。随着时间的推移，综观本世纪至今当代美国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可以看出：较之20世纪至21世纪初的相关情况而言，对美国文论的接受深广度前所未有。该时段的接受路径更为直接、方式渐趋多元且程度逐渐深入，相应成果不仅表现出同步性与渐进性、系统性与零散性并存等特征，而且呈现出“中国化”的诸种独特现象与问题。陈寅恪曾倡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如若按照此种标准考察本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当代美国文论的接受情况，即可发现：积极关注相关前沿问题，以前瞻性眼光及时追踪并审视全貌，不断调整理论姿态，力求顺时而变，从而为自身寻求新契机等“预流”现象业已成为其发展中的常态。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当代文论领域通过学术讲座、国际会议、学者互访以及书籍与论文等交流媒介与模式，建立了交融互动的多重学术联系，形成了当代美国文论中国化的独特接受方式与路径，进而引发了诸种互动与论争。

（一）广为深度接受

基于异质文化的美国文论是一种他者文论，其凭借强烈的批评精神，将批评实践贯穿着对全球化、后现代、后殖民、女性問题等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共性问题的不断反思，因某种程度契合了急于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学术界之现实诉求，从而在国内得以多维接受。针对译介情况而言，新世纪至今，中国有关当代美国文论的翻译与介绍力度显著加强，进而呈现出激增态势。数种相关中译本陆续出版，相应成果具体体现在如下层面：首先是由美国学者编著的文论辞书的中译本。例如《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2《文学术语词典》3；其次是针对美国文论的综合选本。例如，“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4“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译丛”5与“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6；再者是有关美国文论派别与文论家著述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例如，针对具体文论流派的研究包括有关新批评派的《新批评》《科学与诗》《意义之意义》《理解小说》《理解诗歌》与《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八卷）等；有关解构主义的《重申解构主义》《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和批评》等；有关新历史主义的《元历史》《话语的转义》等1。又如，针对具体批评家的选译本包括：《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全球化与纠结：霍米·巴巴读本》以及《当代文学批评：里奇文论精选》等2。此外，诸位中美学者还频繁合作，共同编辑出版了各类选本。例如，《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经典理论选读》（Essential Readings in U S Feminist Theory）由美国学者伊丽莎白·韦德与中国学者何成洲合编，收录了有关美国女性主义的数篇经典文章，其中不仅梳理了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谱系，而且呈现出相关女性研究实践的中国视角及其对诸种相应中国问题的独到见解与阐释。美方编者韦德指出：“就美国和中国女性主义理论而言，它们面临着对肉体性、主体性、性征、性别、亲属关系明显不同的概念设想，对公与私的不同构想，不同的哲学和宗教传统，以及差别很大的两条历史轨迹。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差异和共性所起的作用颇为重要，有助于转向批评实践，它考查给定知识体系成为可能的条件。”3又如，哈佛大学学者大卫·达姆罗什与中国学者刘洪涛、尹星合编的《世界文学理论读本》4收录了达姆罗什、宇文所安等美国知名文学批评家关于世界文学理论的18篇论文，其中多为首次译成中文，广涉世界文学观念及理论的发展历程与体系形成规律、世界文学与区域文学及中国文学的关系、世界文学与翻译以及世界文学经典的生成等多重题域。endprint

（二）频繁对话互动

如果说，上世纪末中美文论领域的交流多以中国学者赴美访学为主，那么，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文论界诸位著名学者纷纷将其学术空间与发展平台拓展至中国，美国学者的介入使中美文论间的互动更为显现，并与中国学者直接对话。中美学者在这种直接对话式的深度交流中，生成诸种互动论题。数位美国文论界的领军人物，诸如，詹姆逊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就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女权主义批评问题，巴巴就后殖民批评问题，阿里夫·德里克就现代化理论问题，海登·怀特就新历史主义问题，米勒就解构批评理论问题，卡勒就“结构主义诗学”问题，帕特里克·墨菲就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问题，诺姆·乔姆斯基就普遍语法理论问题，等等，都曾先后来华开设讲座或讲学。与上述美国学者的数次对话，激发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本土文论反思与世界视域拓展。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围绕对话展开的理论探讨成果，美国学界诸种知名文论刊物相继频繁刊发了中国学者的文章。例如，《批评探索》《疆界2》与《新文学史》等。此外，21世纪至今中美两国文论之间生成了各类互通题域，主要聚焦于文学与文论本体研究、全球与本土、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与审美、语言与文化转向、性别研究、媒介研究以及生态批评等论题，在中美文论间于冲激与反应、交流与碰撞中生发出诸多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共同兴趣。中美双方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针对相应论题开展了连续与深入的交流与互通考察，相关研究从持续时间、涉及范围与深入程度等方面都彰显出中美文论领域的诸种交流与互动。譬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论批评研究》1与其所著的《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2，党圣元主编的“新世纪文论读本”丛书3，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4，等等，诸多专著虽非专门回应美国文论但多有涉及，针对包括美国文论在内的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对其引介中存在的问题与局限，以及如何有效抵制西方文论的话语霸权，进行了深入剖析， 不仅为本世纪中国文论的构建在汲取外来中发展自我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而且为世界文论场域贡献了中国独到的学术智慧。

（三）理论转场拓展

本世纪在对美国文论的引介过程中，中国学者并未囿于“拿来主义”，而是从中获得了诸多新启示，开始了将场外理论予以本土化转场的尝试，进而促使立足本土语境对美国文论进行诠释与阐发的著述相继问世。依据研究平台来看，相关专题网站建立，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相继成立，有关学术会议频繁召开，且相应专题访谈渐趋增多。例如，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以及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有关中美及中外文论的学术活动及出版物等。与此同时，中国有关当代美国文论的研究呈现出探讨空间日益拓展、内容深广度与成果丰厚性不断提升的发展态势。具体而言，针对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有关文学理论流派的考察，业已出版关于当代美国文论层面的新批评派、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与生态批评的数种著述。例如：有关女性主义批评的著述包括综合研究论著《后殖民理论》《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以及《后殖民主义：人物与思想》5，依据文学研究本体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以及基于中国具体语境的《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6等。又如，有关新批评派研究的论著包括：基于整体研究与重审批评的《重访新批评》《英美新批评派研究》，针对文论层面的《“新批评”之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以及依据文类层面的《新批评诗歌理论研究》7等。此外，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则主要表现在有关相应文论家与批评家的考察，涉及关于爱德华·赛义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哈罗德·布鲁姆、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苏珊·桑塔格、希利斯·米勒、卡勒、保罗·德曼与霍米·巴巴的数种论著与专题论文。例如，有关詹姆逊的研究论著涉及基于社会文化视域的宏观考察（如：《詹姆逊文化理论探析》《詹姆逊的文化批判理论》《詹姆逊文化批判思想研究》与《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研究》），依据西方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阐释学等视角的微观剖析（如：《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美学》与《詹姆逊的阐释学研究》），以及立足文学本体批评角度的研究（如：《詹姆逊文学批评思想研究》）1等。上述诸多著述偏重于对美国文论的长篇累牍式系统梳理介绍，但尚乏深度批评与深刻反思，多以移用他者的评判为主，尤其是悬置其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其缺憾与不足。

尽管21世纪的十余年来，中国针对美国文论的接受成果颇为丰厚，但其中的问题无疑也是显而易见的。依据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当代美国文论的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而言，大致体现在如下层面：一是接受中的盲视、误识。21世纪以来，中国对当代美国文论的接受过程中存在着拘守其理论、机械搬用术语的硬译或寻章摘句式的误引以及缺乏有效甄别的完全照搬等现象，对其文化机制、学术渊源、价值观念、理论取向、方法抉择与操作实践等方面的弊端辨析尤为不足，进而严重欠缺有益于国内相应研究良性发展的接受范式的探究，因而不免出现盲视或误识等问题；二是接受中“冷”“热”不均。随着美国文学理论界诸多专家学者的频繁来华或其著述中传，各种美国文论思想纷至沓来，对中国学界而言有目不暇给之感，从结构、解构到建构，从现代、后现代到反后现代，从审美、反审美到超审美等，广涉文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层面的诸多领域。因外部研究相对内部研究而言，偏“热”偏“新”，故从美国传入的文论中，文论外部研究成果居多，文論内部研究成果相对显少，而融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于一体的扛鼎之作尤为少见，致使相关译介中无疑尚存过度追新猎奇的缺憾与流弊；三是接受中总体性把握不足。依据当代美国文论在新世纪中国的引介情况而言，虽然到目前为止，已有多种译本问世，但相关译介中重理论轻实践等现象较为突出，因而尚未对某些相应文论派别的体系建构模式及其诸种关键问题予以科学、深入、系统与全面的阐发研究。上述问题无疑在某些层面影响了美国有关文论成果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广泛程度与反响力度。鉴于此，应全面关注相关文论派别与有关批评家的具体研究实践，进而予以多元与纵深考察。endprint

二、对当代美国文论的接受反思

21世纪以来传入中国的美国文论，虽并非都生成于新世纪，而是大多发端于20世纪，总体而言呈现出繁杂发展的态势，其学术原动力主要得益于对待理论既承续又超越的深刻批评，从而使美国文论发展保持着诸种特质。对此，中国文论界在接受中，可谓全面而深入，自身所受影响也是不言自明的，可以说是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延时共振与同时共振并存的现象。换言之，面对美国文论中的一些问题，中国文论领域在对其予以接受的过程中不免生成自身的相关问题。因此，面对21世纪以来美国文论繁杂难辨的发展态势，中国需仔细甄别、合理借鉴、不断扬弃。

（一）客观评判当代美国文论的多元特质

美国文论对当代西方社会病的揭示较为新颖有力，由此亦显示出其功能的多变性，可能正因如此也招致对其是否越界的臧否，但其价值亦于此彰显。譬如，德里克厘定当今资本主义为“全球资本主义”，其主要特征为“弹性生产”，从而呈现出复杂的跨越国别的“阶级”关系，并与种族、性别等关系犬牙交错在一起，进而提出实行“弹性社会主义”的反抗策略；例如，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确有其缺陷与内在矛盾性，但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分析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新的无深度性”“‘拼凑成为普遍性的文化策略”“意义表达过程中的‘精神分裂”以及“后现代式的崇高”等特征，显示出其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詹姆逊自己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明历史分期的概念，不能视为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这对于国内的某些文化批评生搬硬套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作法不无警示意义；又如，斯皮瓦克在其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通过解构的方式，不仅深刻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被发达国家野蛮殖民、掩盖超级剥削的历史真相，而且进一步阐明了女性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遭受压制的深层原因；再如，虽巴巴对于殖民与被殖民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不置可否，但他还是在揭露殖民话语的内在矛盾时有所贡献，例如运用“类型”“模拟”“模拟人”与“杂交”等概念，对殖民者的复杂心理予以了深刻揭示。上述种种针对当今资本主义批评的文论不应否定其价值合理性，却也存在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或者政治批评所代替的趋势。基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美国文论的多样性和批评内容的广泛性，其实是美国文化在“多元”与“中心”的抗争中所造就的，对于反对文化霸权、抵制文化“等级”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造成了其文论“众声喧哗”而不知所向。对此，中国文论的发展应恪守客观公正的原则，立足本土与现实语境，理性汲取与扬弃，从而有效协调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创新以及阐发与建构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准确把握当代美国文论的本体特征

针对当代美国文论的总体状况而言，其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模糊化特征，其实质是一种问题式批评，还是一种基于其他学科方法论的批评？其文论自身的主体性何在？上述问题对于美国本土学界来说不无争论，多元文化主义对该国文论的深刻影响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诸如，在美国本土生成或引介后得以发展的新批评派、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与生态批評等批评派别，其批评理论与实践广涉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地理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而该国文论自身却越来越丧失其学科的独立性。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美国文论已经“终结”，恰如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康奈尔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与中国学者对话时所说，“文学理论不再是崭新的、革命性的物什，而是已与文化研究等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1质言之，美国文论的流动易变性愈益明显，带来的严重后果是造成文论的学科独立性几乎丧失殆尽。尽管美国文论业已陷入“终结”之争，但我们应该看到，实际上其整体发展状况至今仍日益庞杂繁新，颇具学术活力。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派别，中国学界的认知与接受亦应选取合理可行的相应策略。

（三）批判与借鉴并举中汲取当代美国文论

美国文论针对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式不断予以突破，由此其形态显现出多样性，同时也给对其实质予以理解带来了难度。譬如，新批评派文论是一种对受益于欧洲的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背反，进而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虽因其明显脱离文学生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等局限性而在当下美国文论领域显得落伍，但正因其此种局限而造就的独特成就却始终为中国文学批评领域所倚重并延续至今，其基于文学本体、语言与构成等层面的文学本质观、划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文学研究范式对于文学研究仍大有裨益；譬如，美国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其缘起是针对历史批评而言，后拓展至为文学批评所用、直指文本的“话语”“转义”“虚构”与“叙事”等范畴，从而使其“历史诗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可谓美国文论领域的一次大胆而成功的跨学科移植，但其致命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其认为历史与文学难舍难分，从而走上历史虚无；譬如，墨菲的生态批评理论，基于文学视域对自然和环境问题的考察，引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思考，进而体现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密切关注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同情，但生态批判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纠偏，但因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之间关系问题等方面的阐释乏力而频遭诟病；譬如，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是基于读者阅读程式的理想化主观预设（即其所称的“文学能力”或“阐释能力”），通过读者阅读活动内省地呈现出文学的一定形式和意义，从而实现对文类本质的探求从文类主体之身到读者之身的理论立场转变，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经典结构主义之抽象与普遍的结构缺陷的拯救与超越；譬如，在米勒的解构批评理论那里，认为语言具有“施行”的特征其能指多样，通过揭示小说的重复现象观察文本，从而使文本于语言、心理活动、情节、主题等的多重重复中呈现出复杂表达而意蕴无穷，通过对文本的不断解构阅读，强化文本的隐喻性和修辞性，这种对文本进行消解式的研究方式，确也别开生面；此外，虽然乔姆斯基自称是运用“科学”“理性”“逻辑”的方法进行研究，因其普遍语法理论旨在揭示人类语言本质的宏大理想，特别是因其有关“人类语言能力是天生遗传的”的假设论证而长期饱受争议，且其语法理论统领语言学近半个世纪之久，最近仍受到美国新新闻主义鼻祖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大张旗鼓的讨伐，后者针锋相对地指明语言不是进化的结果，但本质上是人类发明的表述技巧，是一种记忆辅助工具，使人类能够储存信息，然后和最新掌握的信息比较，最终得出结论：语言器官、普遍语法，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对此，笔者认为，美国文论在研究范式方面的不断突破是体现其创新性的难能可贵之处，但仍要警惕其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其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凡其尚待验证之理论主张均需慎重对待。更为重要的是，在激变与论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当代美国文论尤为值得密切关注与着力甄别。endprint

三、中美文论互动引发的启示

中国当代文论需要吸收借鉴什么样的美国文论？或者说中国学界需以何种自为姿态对待美国文论？这是当下中国文论领域理应关注的重点。毋庸置疑，美国文论极具丰富性、开放性和强烈的批评精神，特别是其广泛吸纳他者文论思想以及其他学科研究范式的态度与能力，其在吸纳他国文论为己所用中进而建立自身文论的主体性方面，可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与发展带来极大影响与诸多启示。与此同时，在批判与反思中合理与有效地接受当代美国文论，是当下中国文论促进自身发展与赢得新创获的必然选择。针对中国学界而言，相关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大致如下：

（一）针对文论评判标准的厘定

针对美国文论而言，无论认为其处于“虽生犹死”的状态，还是将其视为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力量，都应以合理汲取其长而为我所用为导向，既要看到可供借鉴之处，又要对不适合中国文论语境的观念与范式保持应有的批判与反思。构建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文论，使其充分彰显继承性、民族性、自主性与创新性等特征，就是不仅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予以继承创新，而且要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在此，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论务本开新，必然离不开对西方文论的批评吸收，故步自封固然不对，全盘接受也不可取，关键是要对包括美国文论在内的西方文论辩证看待，应确立评判原则，坚持以我为主、有所取舍，从而做到为我所用。中国当代文论对包括美国文论在内的西方文论如何取舍，针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原则而言，笔者认为主要应注重以下层面的问题：一是吸纳西方文论当能促使中国当代文艺繁荣发展，推动建设文艺高峰，以充满崇高人文理想和高度文化自信的文艺作品赢得世界理解和声誉，通过借鉴西方文论为创造出既丰富自我又汇通中外的文学艺术发挥促进作用，从而拓展中国当代文艺的世界向度；二是借鉴西方文论当能对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论有所裨益，特别是通过掌握跨语际策略，深入挖掘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等优良传统的普遍意义，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终致其得到普世认可，从而做到“中为洋用”；三是借鉴西方文论当不颠覆国人对文艺的根本审美方式、鉴赏趣味，而应是对国人文艺审美的有益促进而非根本改变，应是对国人文艺审美的增益而非损伤，更是对国人精神的丰富而非贬低。概而言之，即在坚持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前提下，极大丰富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品质，与世界文论接轨，终而实现中国当代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大融合、大发展。总之，批评借鉴西方文论，是为了发展中国当代文论，不应成为书斋中的束之高阁之物，而应是对中国当代纷繁文学实践提出的问题能够有所回应与答复，并能为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世界走向有所指引。

（二）基于文论边界问题的探究

针对新世纪以来美国文论（包括中国引入的称之为文论的诸多理论）的现实状况而言，卡勒说，“我们被告知，‘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过说这话的人指的不是文学理论，不是对于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的系统解释。”1的确，对文论的界定在美国也存在争议，该国相关成果中真正深入文学本质的思考委实不多，而偏离“文学性”的非文学的探讨却不胜其数，正在向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以及心理学等诸多学科位移。美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认为，“……大量美国英文系出产的最有见识的著作都以米歇尔·福柯的思想为核心。米勒、伊夫·科索夫斯基·赛奇威克和斯蒂芬·葛林伯雷以及许多追随葛林伯雷的所谓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们都从福柯那里找到了最重要的灵感。有人说，文学研究已经步入了米歇尔·福柯时代。”2与之相应，相关领域诸位学者相继发出“理论之死”的感慨。对此，卡勒认为文学理论不会终结，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所以“这种死亡是充满了新的可能性的”3。此外，基于美国文论的批判维度来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赛义德就曾在其《对美国“左派”文学批评的反思》一文中对美国文论领域论争不休的状况进行了批评，斥责美国文论沦丧为学院学术而活，脱离实际及一般读者；的确，这是对文论本体功能的异化，是对文论本因文学而生的本原的严重颠倒。与之相反，对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有美国学者执赞赏态度，如拉尔夫·科恩认为这是基于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为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寻找新的出路。还有彼得·威德森认为“大多数当代理论流派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在分享彼此的要义”4。颇具意味的是，美国文论界的此种关于理论终结的论争与反思，还在中国文论研究领域引发出有关文论边界问题的讨论，支持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者主张“文论扩容”，而反对者则呼吁抵制“文论越界”。亦有学者认为，“一味强调理论独立于文学的观点以及全然抵制理论的观点，都是极端片面的态度”5。上述论断各抒己见，相关评判可谓不无道理。暂且悬置相关争论观点的孰是孰非不论，中美文论领域各自的内部论争以及两国之间的互动与影响的确共同展现出对于矛盾中前行的本世纪文论的本质界定与发展取向等方面问题的探索与争鸣。笔者认为，文论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都应该有所突破和扩展，只有外部研究的一路高歌，而没有内部研究的突飞猛进，只會使文论的发展失衡。更为重要的是，文论不能随其发展而走向对自身的反叛，由此寻找文论的内在规定性与独特发展空间业已成为相关研究者必须正视且需长期承担的责任。

（三）中国对自身文论未来发展的预设

在中美文论对话中，中国不宜仅热衷于引介有关美国文论的著述与论文，也不能停留于表面、亦步亦趋地对美国文论进行阐释，更要避免置自身于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未来的发展路径何在？这必然引发诸多中国学者的深思与研讨。客观而言，直至目前为止，中美两国文论与批评领域仍未实现真正的对等交流，总体而言双边关系基本仍处在美方“输入”而中国“接受”的单向度交流之中，“美强我弱”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对美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学术著述、论文及其相关理论观念与批评实践的关注程度与借鉴力度已在前文阐述，而反观美国对当下中国文论的关注则呈现出较大的反差，当代中国文论在美国的译介数量与接受程度仍相当有限。毋庸讳言，其间的社会、历史、经济与文化因素颇为繁杂，但对于当代中国文论而言，尽快“走出去”，与国际文论领域接轨无疑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鉴于当代美国文论在世界文论领域的重要地位与特殊媒介作用，中国在对其予以接受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将当代美国文论以及中美文论关系置于世界文论总体发展链条中予以把握；另一方面，则应不断完善自身理论体系与批评范式并丰富相关批评实践，同时逐渐加强对外传播意识与执行力度，这无疑是当下中国文论实现合理与有效发展的必经之路。具体而言，应梳理本世纪以来中美文论各自的发展状况并辨析双方的交流情况，考察其与国际文论格局的历时嬗变与共时态势的关系，进而力争不仅把握相应诸种新兴倾向与趋势，而且合理预测双方在未来的学术交流中可能生成的互涉空间。endprint

綜上所述，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当代美国文论的接受呈现出过程繁复、实践成果丰厚等发展态势，从而既有助于他国文论在中国的引进，又有利于中国文论自身的渐趋发展与成熟，进而提升其国际声誉与影响力度。鉴于中美文论皆尚处世界文论整体体系的动态嬗变中，当代美国文论的中国化过程与双方的相关互动实践无疑仍将继续发展。由此，针对合理与有效借鉴当代美国文论在当下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经验并摒弃其偏颇与局限而言，尚有大量深入而精细的工作有待完成。与之相应，本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等领域的研究应立足当下，选择沟通中美且融会中外的综合创新之路，进而实现中国当代文论在对外交流中由“外在输入”到“内在输出”的重大转变，此乃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李亦婷）

The Chinese Accep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Inspiration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Since 21st Century

Hu Yanchun

Abstract： At this centu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in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world literary theory system， while the direct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the literary theory of Chine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has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theory，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has diversified impact on China by the unique intermediary position and important academic status. Accordingly， China's acceptance of the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at the new century showed partiality or shortcoming， and emerged various exploring space and the complicated academic relationship， including impact and response，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etc.. The direct and pervasive acceptance can be discovered by summarizing the propagation path， the media space， the acceptant situation and the influential circumstance of the academic works， theses and the relative idea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eorists and critics. Based on this， inspecting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nd limitations and seeking the enlighten value on the present problems following criticizing and absorbing principle simultaneously ar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all of the above not only ensur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but also effectively assist to absorb other theories. Accordingly the equal dialogue will gradually be realized.

Keywords： Chinese and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Acceptance and Introspection；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Problem and Enlightenment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