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圣伦

中国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近百年来我们对西方文论乃至西方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西方化到民族化两个极端之间的大幅度摇摆。在当今全球化与本土化激烈冲突的时代,文化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冲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民族性”则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在文艺研究领域同样不能例外。在目前学界关于民族性问题的论争中,代迅《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中华书局2008)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论争,但是作者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中,从历史的回溯出发,探索了20世纪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三次大规模输入和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本土化机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两次现代转换过程中西方文论的作用进行了探究,系统研究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之间的“中国化与西方化双向逆行”的互动过程,突破了学界在中西之间二元对立僵硬模式下流行的一些定型化观点,提出了关于新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的思考,书中包含了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为中国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开拓出了新的领域,具有学术前沿性。限于篇幅,笔者仅就《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中论述的“民族化”问题加以评论。

代迅在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的梳理中,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聚焦于近百年中国争论不休的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民族性问题,寓学术论争于扎实的学术史研究之中,坚持论从史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了大而无当的空泛之论,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严谨学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中有一个贯穿全书的观点,即认为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流动和开放的概念。就文艺理论研究而言,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论传统?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中国古代文论”混同于“中国传统文论”,代迅指出,这种观点妨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论的正确理解,阻碍了中国文论的未来建设,他强调应当区别“中国传统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这两个概念,“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已经凝固了的静态的概念,中国传统文论则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概念,中国现当代文论同样构成了我们的传统,而且是活着的更为重要的传统”(《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第156页,后面引自此书只注页码),代迅的这些论述,不同于时下流行的复古主义论者,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论,正确认识在西方文化的示范和影响下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论的价值,以及寻求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代迅考察了西方文论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认为“中国文论经过先秦的萌发与奠基时期,再经两汉魏晋的继承与弘扬时期,到隋唐两宋兴起大规模的文学复古浪潮,已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了“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论断裂”(第6页)。中国传统文论的终结,以及中国文论的发展需求,为西方文论的入境提供了必然性。另外,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之间存在着的巨大时代落差,这赋予它不可抵御的强大理论魅力”(第9页),而“不同区域、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是对等的,其主要流向总是从先进流入落后,其流向与流量大小与两个区域、民族与国家之间先进和落后的程度成正比例关系”(第8页)。代迅的这些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了西方文论登陆中国的自身发展逻辑,而这种逻辑并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对于国内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倾向,即在研究中外文论交流时,完全放弃“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以“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取代“真理性”和“客观性”概念,无疑是一种警醒,有矫正流弊之效。

事实上,近百年来国内学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要么不顾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以一种革命者的姿态,全面接纳西方理论,坚持以西释中原则;要么唯传统为尊,力争重新建构中国传统文论的支配地位,在学术范式上争夺民族气节,把学术研究变成民族主义的讲台,结果形成了一种关于中西之间僵硬的二元对立观点,这种观点阻碍了我们对中西文论传统的正确认识。代迅不是追求调和与折中,而是站在更高的文化立场来重新阐释这种文化的交流,认为随着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捷,人类文明已经彻底摆脱了在相互隔绝状态下仅限于某一区域发展的局限,“一种文化便不再从属于某个特定的区域、民族和国家,而是作为全球的共同财富而为人类所共享”,“中国文论的现代化是近现代世界文论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为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跨越和包容了东西方文学经验的世界文论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9页)。代迅对文化交流的这种评判,不同于时下流行的对西方文论怀有恐惧和敌对心理的弱国文化心态,而是超越了地区和民族本位的价值判断,把世界每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事实看成了构成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因子,其内在的交流则是一种良性的互补,目的是为了促进世界整体文化的发展,这是作者在著作中的所表现出来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包含了一种具有极大阐释容量的世界主义话语。

代迅认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源头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一是西方文论,而这两大源泉滋生的中国现代文论又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基础。作者不同意仅仅把百年中国文论看作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西方文论的“无主体”进程,他并没有对中国现当代文论进行构成要素的静态分析,更没有把构成现当代文论的中西因素进行简单的优劣价值评判,而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进行历史的还原和辨析,突出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扬弃过程,彰显了西方文论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而进入中国文论历史的基本特征,应当说,代迅的研究不仅更符合客观事实本身,而且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苏联文艺理论家是上个世纪西方文论入主中国的主导性资源,从鲁迅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接受了“科学文艺观”开始,普列汉诺夫的功利主义艺术观激活了中国崇尚政治性、追求意识形态的文艺批评。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立足点也充分表达了中国对普列汉诺夫文艺观的肯定。卢那察尔斯基“以外在的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标准本身之上,或者说干脆就取代了艺术本身”(第47页)的文艺观也得到中国文艺理论的接受,而强调艺术是情感表达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文艺观却在当时的中国备受冷落。这些历史事实表明,当面对外来文论的时候,中国文论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既着眼于一种功利需求,也充分体现了本土文化的容括性,这一过程也就是对西方文化的民族化改造的过程。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中国文论的这种现代性经验对于其他后发展国家,也具有丰富的启迪意义。

在《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中,代迅还辨析了人们往往习焉不察的“民族性”概念所包含的基本价值体系,清理了中国现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中的含混不清的“民族性”问题,否定了一些虽然流行但实际上是对于“民族性”的价值体系的不正确理解,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民族性”概念并据以进行文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对中国文艺批评以至于文化活动中关于民族性的一个习惯性认识进行了反思和批判,那就是文化的民族性理所当然地等于具有独特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问题。代迅认为,“民族特征并不总是必然地和优秀的民族文论或文化传统相联系,也并非必然地代表着该民族的文论成就,相反,它有可能夹杂和混合着陈腐、僵死的东西”(第4-5页)。这一观点与把民族性作为评判民族文化的优先价值的习惯性认识完全不同,民族性不能先验地成为价值评判的优先标准。代迅认为,“民族特征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论成就的主要依据”,“真正优秀的民族文论必然是超越了民族文学经验的狭隘范围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第4页)。所以,文论的民族性不是文艺价值评价的首要标准,也不是唯一的标准,更不能将本土文化作为学术市场上廉价的商业标签,在代迅看来,“我们评价近百年中国文论乃至任何民族国家及时代的文论时,首先应当使用的标准不是民族特色,而应当是在世界文学经验及其理论中具有共同和普遍意义的东西”(第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事实上往往为我们所忽略的标准,唯其如此,才更应当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其实民族性的东西里面可能既包含了进步的健康的东西,也可能包含了消极乃至腐朽的内容,女人缠小足和男人蓄辫子就是如此,因而需要仔细地辨析。而国内学界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而且在时下还颇为流行,就是对民族性的认识态度往往是单一的,不假思索地认为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必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东西,甚至以为代表了先进的内容,在我们的文艺研究中,民族性一直是评判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作者对此进行了逻辑上的辨析与剥离,照亮了我们存在着的理论盲点,对于我们当今正确地认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