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姚婧

谁与话情诗？诗情话与谁？

—〔南宋〕张孝祥《菩萨蛮·寓意》

一九六五年二月，夏济安遽然去世，夏志清匆匆赶去旧金山料理哥哥的后事。结束后，夏志清带回了两本夏济安的日记和大批的书信。这两本日记，主要记录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九月底，夏济安对大一女生R.E.的日夜痴想，苦苦相思。夏志清后来将日记整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夏济安日记》，充分展现了夏济安浪漫而多情的一面。

有趣的是，若干年后，日记中的女主R.E.（李彦）现身说法，深情回忆夏济安老师，坦言从来没有想到，夏老师竟然对她有过那么一段痴恋的感情。夏志清说，夏济安“对R.E.的那种一往情深的苦恋，可能代表了真正浪漫主义的精神。他的浪漫主义里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不仅济安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都带有一种宗教的悲观”（《夏济安日记·前言》）。这样一个浪漫多情，却总是以悲剧结局的夏济安形象，在夏氏兄弟留下来的六百多封书信中，不断地得到印证，也不断地得到延展。我们可以看到夏济安如何在颠沛流离中，不断汲取情感的力量，又如何用力过猛地在情感的漩涡中深陷不出、难以自拔，上演了一段又一段的情感纠葛。一段段看似大同小异又令人无比唏嘘的情感故事，拼凑出夏济安一生的“爱情传奇”。

令人惊讶的是，夏济安的感情故事中，几乎没有一次是男女双方情投意合，两情缱绻，相反，他往往一厢情愿，备受折磨，很难获得自己所期待的回应。他总是过度解读爱慕对象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语，也总是“乐此不疲”地对自己所谓的成功或失败进行深入的心理剖析，文人的自恋与自负，掺杂着稍些窘迫的自卑，时而孤芳自赏，时而消极哀伤，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他内心如荒野孤狼般的巨大孤独。

一九四七年夏济安在北平期间，身边有两个关系亲密的女性—李珩和董华奇，他无意向李珩求婚，所以不愿与她牵扯到爱情，更多的是一种应付态度，而对与自己年龄差距悬殊、年仅十三岁的董华奇则一反常态地情有独钟。董华奇是夏济安父亲的老板董汉槎的侄女，夏济安在北平期间与董家私交甚笃，甚至成为董家的干儿子，所以与董华奇的关系也相当亲密，亲如家人。谁也没想到，已经三十岁的夏济安却被小姑娘的活泼与年轻深深吸引，沉溺于对董华奇热烈却隐秘的爱恋与想象中，生生上演了中国版的亨伯特与洛丽塔的故事。

“她虽然从没有热烈的response，但就是这点亦够回味、够鼓励、够陶醉的了。”（致夏志清，1948年5月21日）他举手投足间不断传达或暗示自己的爱意，但是因为两人之间悬殊的年龄差距和文人敏感的自尊，又怕被流言所累，所以始终处于自我徘徊阶段。终于有一天，夏济安半开玩笑地透露了自己的真心，却被董华奇讶异而动怒的态度猝不及防地泼了一盆冷水，甚至收到来自董的一封绝交信，这让他颇受打击。他虽然割舍不下，但还是主动向董华奇致歉，希望能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只是，随着时局的动荡，两人的关系渐行渐远，这段感情无疾而终。我们在书信中，看到的全是夏济安的感情态度和心理状态，对董华奇的所思所想几乎一无了解，但显而易见，夏济安更多的只是一种单相思，这种单相思的模式也几乎贯穿了夏济安全部的情感史。

一九四八年七月，与董华奇的关系进入冰点时，刘璐出现了。刘璐本是南开西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因嫌南开不好欲转学至北大三年级，由夏济安的好友程绥楚介绍与其相识，夏济安对这个美貌的女子显然没有抵抗力，加上程绥楚的撮合、助攻，两人的关系在前期还算进展顺利，甚至到了让夏济安考虑求婚的地步。

他很高兴地报告弟弟夏志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懂得什么叫courtship，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正式地享受到feminine intimacy。”（致夏志清，1948年8月1日）然而，夏济安似乎并没有完全放下对董华奇的爱，董华奇的影子仍然若隐若现，他一再强调对于刘璐，自己并没有真正fall in love。不等夏济安下定决心，刘璐却在此期间选择去灵修，加之转学考试成绩不理想，刚刚升温的感情又很快冷却下来，最终随着刘璐的返津，这段感情也画上了句号。“我追求总是很难成功，因为第一我的ego太敏感，太容易hurt，因此常常化‘爱为‘憎；第二我的独身主义倾向还是很强，总舍不得丢弃独身生活的自由。何况放弃这個自由之前，还要使ego受很多次伤。”（致夏志清，1948年8月18日）夏济安对这段感情的自我反思，又在后来的情感故事中不断得到应验。

即便时时受伤，也无法阻断夏济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一九四九年初，因局势变化，夏济安从北平辗转来到香港。其时生活困顿，难以为继，一度甚至想与宋奇（淇）一起做化肥生意来赚钱。当时，夏济安主要通过给富家子弟补习英文来赚取生活费，由此认识了摄影师秦泰来的堂妹秦佩瑾—一个纯朴善良的十九岁少女，很快陷入了对她的爱恋之中。那位秦小姐，热爱文学也多愁善感，常常和夏济安在创作上相互鼓励。夏济安在她的鼓励下勤于创作，完成了《火柴》等小说的创作。

然而，面对济安的求爱，或许碍于年龄的差距，她总是说过两年再说，始终只愿和夏济安维持师生关系。等夏济安离港赴台，和秦小姐两地分隔之后，两人之间只有通过书信来联络情感了，这种相处模式似乎满足不了夏济安的期待：“我们这样维持通信的关系，我认为是不正常的。……也许上帝需要来磨炼一下我的patience。”（致夏志清，1950年11月25日）初到台湾，夏济安生活无着，深深尝到了经济拮据的滋味。对当下生活的不满，也严重影响了他许下的耐心，无形中消解着那份激情。夏济安面对自己未卜的前途，对这段感情犹豫不决，难以决断。这段感情终究还是没有逃过开不了花结不出果的结局。

当然，他们仍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一九五四年秦小姐要申请去美国留学，夏济安还请夏志清“量力而为帮助她”。在爱情的世界里，夏济安就像一个永不言败的悲剧英雄：“我有很强的renunciation的倾向，恋爱是件很困难吃力的事，我常常有点怕再去碰它，想独身就算了，但是更常常地，我似乎也不甘心就此算了，我还想在恋爱中得到人生的快乐。”（致夏志清，1952年壬辰元旦）endprint

一九五五年二月，夏济安乘泛美航空公司航班，經夏威夷、旧金山，来到印第安纳大学所在地的伯明顿。他是受美国新闻处资助，来印大交流进修。到了美国后，夏济安全身心投入上课、学习、写作之中，很长一段时间感情处于空窗期。这期间先后出现过殷小姐、Kathie Neff，但都只是短暂停留，不了了之，直到在印第安纳大学遇到一个叫露丝（Ruth）的女青年，济安再次坠入情网。

有一天，夏济安在食堂遇到露丝，乍见之下，惊为天人，开始创造各种机会与其接近。由于有了之前那些惨痛的经历，这次自始至终，夏济安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期望从混熟而友谊而爱情，在细摩细做上下功夫。之所以此次夏济安要表现出较低的野心，或许亦与前路未定有关，毕竟此次在美国时日有限，且不知何时能够重返。露丝对他抱持着美国式的亲切和友谊，常常让夏济安心生希望和幻想，甚至产生恋爱的错觉，当然，他时常又借自己的理智给自己泼冷水。但依照夏济安的性格，即便如此，还是容易一往情深。

暑假期间，他竟然没有预先告知，就悄悄地跑到露丝所在的小城埃尔克哈特（Elkhart）看望露丝，希望给她一个惊喜，一个明确的信号。露丝是门诺派（Mennonite）的忠实信徒，教会的信义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深远，济安为了能够进一步接近和了解露丝，甚至尝试主动融入其教会活动。但生性热爱自由的他，终究无法对这个限制人生自由的教派产生认同，实在是难为他了。这段感情最终又是随着济安的返台而无疾而终，就像一朵乍开即败的花朵，重归尘土，化作尘泥。

此后，夏济安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入情感的“听天由命”时期，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很少提及与自己情感生活有关的内容。这期间，夏济安一边在台大外文系任教，一边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和刘守宜、吴鲁芹三人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文学杂志》，以“文学”为号召，大量介绍西洋文学，为台湾文学打开了一扇西窗。同时，发掘培养了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而这批年轻人，又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创造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辉煌。这段时期，夏济安经济富足，时间优裕，成天拍照、饭局、读书、编稿，日子过得充实而逍遥，可偏偏没有什么感情的波澜。

一九五九年三月，夏济安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再次来美，从此留驻美国，未曾返台。他先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进修，六月又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陈世骧的中国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

一九六三年五月的一封信中，夏济安终于告知夏志清，有了一个稳定的约会对象—邦妮·沃尔特斯（Bonnie Walters）。这个宾夕法尼亚姑娘，同济安一道在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工作，认识两年，济安却在两年后才对她突发兴趣。不过，也得益于长久的相识，这次夏济安似乎表现得要比之前更大方自然一些。在他自己看来，此次追求没有采用像以往一样的莽撞方法，而更讲究循序渐进。其实，夏济安从来都是一个无比纠结的矛盾体，一面行动上希望放慢步伐，一面心理上又渴望对方的积极回应，因此还是时常陷入沮丧，以至于常常需要靠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寻求他所谓的“peace of mind”。（致夏志清，1963年5月17日）

邦妮出身比较贫寒，也比较脆弱敏感，曾经因为失恋而想自杀，还需要定期看心理医生，济安一直细致耐心地陪伴和照顾她，绅士般体贴入微地同情和安慰她。但爱情终究不是一个人的事，邦妮似乎自始至终都是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当夏济安向她表明心迹后，得到的回应不出意料，仍然是直白的拒绝。或许夏济安包容与稳重的性格总还是吸引人的，这些女友既不愿与他男女朋友相称，却也不忍失去这样一个可靠的朋友，可这也常常给夏济安带来持续的困扰，放弃还是继续，总是这样纠缠着他，除非此时出现另一个使他能够转移心意的对象。

弟弟夏志清一向提倡在感情中积极主动，早日确立关系，对哥哥此次采取的策略稍显不以为然，信中的关心和劝告也遭到了夏济安一反常态的抗拒，甚至在一封信中用较为激烈的言辞表达了这种抗拒：“我在第一封信中，就说明，怕的一是你的关心，二是你的劝告。果然是你大为关心，而且大进劝告。因此我大感乏味。越跟你讨论strategy，便越觉乏味。在你是一片好心，但这就是人生的cross purpose也。我当然想做到孔子的‘不迁怒，不二遇，但是没有你的那些劝告，我的态度也许在目前还要积极一点。你的劝告越多，我就越退缩。我本来就已经有很多顾虑，你又代为给我添了很多顾虑……你再来劝告，我就要跟她一刀两断了。”（致夏志清，1963年6月12日）

济安有着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强烈的自尊和自我意识，如果最亲密的人都无法对自己的选择和做法表示理解、认同和支持，这将对他的自尊和自我意识造成极大的打击：“我自己是不怕失恋的，但我很怕关心我的人因我的失恋而难过，我好像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因此对不起关心我的人似的。”（致夏志清，1963年6月1日）

从邦妮那里攒够了失意后，一个与夏济生的生活毫无交会可能的菲律宾舞女安娜（Anna）偏偏走进了他的生活。两人结识于夏济安的酒肉朋友萧俊请客的饭局，虽然是个舞女，夏济安却被安娜的年轻貌美、谈吐不俗深深吸引着。追求邦妮失败的阴影在安娜这里逐渐被扫除，我们看到了一种游戏的心态悄然而生。“对于Anna，我从未感觉到什么强烈的感情，但爱情是一game。半真半假反而有趣……”（致夏志清，1963年9月14日）虽然对安娜的情感不如对邦妮那般深切，但这话出自对每段感情都一往情深的夏济安之口无疑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回首他太多的失败经验，产生这种想法似乎又情有可原，他是如此渴望爱情却又害怕受到伤害。在见过他这么多爱情故事后，我们知道这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言论，因为在实践过程中，他常常又不可避免地完全付出了真心。“总算在Bonnie之后，我又找到一个红颜知己。我如用力追求，也许会同她结婚。她真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女子……”（致夏志清，1963年11月2日）endprint

然而，对邦妮更胜一筹的爱慕和跟邦妮之间的藕断丝连，让他对邦妮和安娜两者都割舍不下，于是保持着自认为的“有两个女朋友”的风光旖旎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在爱情中长时间求而不得的虚荣心，并且自以为在追求双方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可以实现互补。可是，夏济安善于自我反思的性格也使他很快意识到了这种“虚假繁荣”，长时间的double date终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Bonnie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希望将来能去尼泊尔，而这个规划里显然没有他的位置，夏济安终于决定死心；安娜因自己的steady date而拒绝了夏济安的邀约，也让他萌生退缩之意。最终，这段关系随着安娜回洛杉矶陪伴丧夫的姐姐而开始急转直下，同样直白地拒绝了夏济安的心意。虽然在两方均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夏济安是个讲究风度又爱面子的人，依旧与二人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邦妮在即将离开中国研究中心前向夏济安推荐了新来的罗克珊（Roxane），希望自己走后，她能取代自己在夏济安心目中的位置。随着与二人关系的由浓转淡，美丽的罗克珊很快占领了夏济安的心。“Roxane之美可比Gina Lollobrigida”，Gina是他们兄弟俩喜欢的电影明星，夏济安倾心于罗克珊的美丽、善良、和善、大方，与之相比，邦妮和安娜瞬间黯然失色。夏济安自认为，自己聪明体贴，只希望对方好，总有水到渠成的时候，到时再求婚不迟。所以，他不表达爱意，不露出半点想占有的意思，希望对方“一天一天发现我的好处”。

他很满意于他们的交往，每次约她，她总欣然答应，电话聊天可以长达半小时乃至一小时，她还会做饭请他一个人到她住处去吃饭，这些都让夏济安心生幸福和幻想。然而，夏济安的情路似乎被上了魔咒一般，注定不可能平凡而顺当。一九六五年情人节前两天的聚会上，夏济安精心准备了一本送罗克珊的书《艺术中的日本史》（A History of Japan in Art），还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张小卡片表明心迹，完全是从朋友的立场显示了不一样的亲昵，并没有表达爱意。没想到，却遭到了罗克珊冰冷的拒绝，甚至要把书退还给他，这给了夏济安最致命的一击：“这个晴天霹雳我毫无防备，一切潇洒归于泡影。”（致夏志清，1965年2月14日）

罗克珊拒绝的主要原因是其前男友查尔斯·维特克（Charles Witke），查尔斯决定离婚，想和罗克珊重修旧好。夏济安知道他跟罗克珊的感情，可还是一厢情愿地维持与罗克珊的友情或感情。失败之后，又自我安慰，强调自己并没有陷入爱情，“我相信我没有真正爱过R”，所以不特伤心，还觉得有点尴尬，“想不到这么大年纪还在风月场中颠倒，一笑！”（致夏志清，1965年2月14日）这是他给夏志清的最后一封长信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这段感情的最后的句号，无限感慨更无限遗憾。就在写完这封信的几天后，夏济安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他的工作室。这个骄傲又执着、敏感又悲观的浪漫主义圣徒终于没逃过现实的打击，轰然倒下了。顺便提一下，这位罗克珊，后来果真嫁给了查尔斯·维特克，成为著名记者罗克珊·维克特，一九七三年曾访问中国。

纵观夏济安的情感史，我们不得不感叹性格对命运的魔力作用。夏济安把恋爱和婚姻奉为神圣，对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深信不疑：“我是个monogamist（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人），只想求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成立一个家，这是人的责任。我并不是不考虑结婚，事实上，我把一切男女关系都归结到婚姻关系。”（致夏志清，1947年12月17日）每遭遇一段爱情，他都过早地陷入对婚姻的展望。然而，矛盾的他在渴望婚姻的同时，又格外留恋自己单身的自由，所以时常陷入纠结之中，或许也正是这种“精神洁癖”与自相矛盾注定了他坎坷的遭遇，使他至死都孑然一身。

夏济安的情感经历看似纷繁复杂，我们却无法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滥情之流，因为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每一段感情，他都出之于单纯，对待爱慕之人的态度亦是同样真诚。正是出于对兼具激情与责任的爱情的执着向往，他才没有因为不断的失败和失望而停下追求的步伐。然而，他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情感历程。他是自恋的，他对于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有着极高的自信，他也清晰地知道自己的自恋。这种自恋的情结大概多数文人都或多或少地具备，学识的丰赡使得他们具备了敏锐的眼光和思维，带给他们别样的自信，但也不可否认地存在盲点，即有时容易陷入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套。也正是这种自恋使他对一般男性追求女性的手段表示不屑甚至鄙夷：“男人以追求者的姿态出现，其不可爱有如女人太着急找丈夫显得不可爱一样。”（致夏志清，1963年11月22日）因此追求女生时，他是极为自律的，期望以平等的朋友的姿态为始。

与此同时，济安十分在意自己的名声与地位，几乎在每段感情里，他都有着对失败和流言的顾虑。在追求的过程中，他似乎总是“端”着的，过分执着于展示自己绅士而潇洒的一面，克制着内心火热的激情，更是常常因害怕失败而优柔寡断，因畏惧流言而备受折磨。带着这种种隐忧去追求，夏济安的内心估计从来就没有轻松过。

同时，夏济安又是自卑的，对待感情采取的“未算成功，先算失败”的策略正是他悲观精神的主要表现。进展顺利时他容易盲目乐观，但更多的时候，稍有不如意便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失败的可能。夏济安早年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长期接受西式教育，深受基督教思想的浸润，基督教的精神深入他的生活，融入他的性格，进而影响了其学术实践乃至人生观。在书信中，我们可以时常看见他“听天由命”的言论：“在你的人生观中，人生似乎还有positive happiness可以追求；我是把人看作待宰的羔羊的（Pope的Essay on Man中也用过同样的譬喻）。我这种人生观，即使错误，但是根深蒂固，也改不掉了。”（致夏志清，1958年6月24日）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文人在情感选择上具有了极大的自主性。鲁迅、郁达夫、徐志摩那一代新文化领军人物，起初还都是家中包办婚姻，后来都追求婚姻自由，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婚变。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当年背负着世俗的訾议，内心想必也是焦灼不宁的。

可是，夏济安面对情感的犹疑、矛盾所表露出来的焦灼，要远远超过一般的现代文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的性格与心理问题。夏济安的一生都被自恋和自卑裹挟着，深深沉溺在对情感的遐想和自我的分析中，以至于常常“想”多于“行”，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矛盾而延宕的哈姆莱特，又像歌德笔下浪漫又悲观的维特，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却在行动上踌躇不前，宁愿私自不断揣测对方的心意，却很少有勇气展现更热烈的行动。这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巨人”，写信的时候，他似乎时时刻刻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和自我分析中无法自拔，然而这是一种并不彻底的自我分析，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弱点，却始终拒绝改变。他对自身的反观非但不能给予他行动上真正意义的引导，反而成为了一种无形的桎梏，使他不断在感情上重蹈覆辙。面对弟弟的时时劝谏，他也逐渐由最初的感激变为略显不耐烦的排斥，追求的不断失败使他更愿意蜷缩在自我分析的世界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自我分析和反省还是狭隘的，而依然牵引着他的行动的还是那点残存的不甘与不灭的幻想：“我还想在恋爱中得到人生的快乐。”

回顾夏济安的情感史，耳畔时时响起陈淑桦的《梦醒时分》：“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这句歌词，似乎就是为夏济安这样的人而唱的，明明不是一个轨道上的人，夏济安偏偏义无反顾地全情投入，总是没有梦醒的时候，最后落得个遍体鳞伤。有时候，命运总是爱和这样执着的人开玩笑，像夏济安这样虔诚地渴望歸巢的人偏偏终其一生身心流离，就这样“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余光中《欢呼哈雷》），令我们扼腕叹息，却也同样肃然起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