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天强

沈雁冰是谁？

都知道那个如雷贯耳的“茅盾”，他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而不管后人对他作出什么样的褒贬，有什么样的争议。如果说诗歌是文学中的钻石的话，那么长篇小说当然就是文学中的王冠了。沈雁冰就是现代文学史中这座王冠的第一个获得者，当然是以“茅盾”的名义。当“茅盾”这个名字走红上海滩的时候，当人们捧着《小说月报》痴迷地追逐着静女士、强连长等人的故事的时候，人们同样在追问：“茅盾是谁？”当“茅盾”的风头因为一系列小说的发表而逐渐淹没了沈雁冰的时候，沈雁冰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尽管这个名字曾在文学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也尽管在中国现代革命中，他曾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但大多数人依然只记得那个名叫“茅盾”的人。

幻灭、动摇

按照沈雁冰后来在《我走过的道路》中的叙述，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国共之间的矛盾爆发之后，沈雁冰被迫爬上庐山。遵照指示，他本来应该和董必武、谭平山等人一样前往南昌，因为他身上携带有一张二千元的抬头支票，这张支票对于南昌即将发生的事情十分重要。就在这紧急关头，沈雁冰在庐山上突然爆发了腹泻，腹痛不止，难以行动；他不得不在庐山上养病，以待身体好转。事情到了八月中旬，一切已经晚了。沈雁冰不得不和好友范志超一起返回上海。一路上也是惊险不断，在镇江，他将原本用于起义的支票收买了一个看破了他身份的军警，得以逃命。到达上海后，因遭到通缉，又不得不隐姓埋名，直到第二年七月出逃日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至于那张支票，由于挂失及时，并未损失，交回给了党组织。

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不得不让人审视大革命剧变中沈雁冰的精神状态，而沈雁冰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在亡命日本之后的一九二八年十月，他以“茅盾”的名字发表了那篇有名的长文《从牯岭到东京》，这篇文章一直被视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史中十分重要的文献，却也展示出了这位作家矛盾而复杂的一面。多年以后，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沈雁冰这样解释他所作出的选择：“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沈雁冰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有种痛定思痛的苦楚，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惘，他无法接受红色革命的形势瞬间被白色恐怖摧毁的现实，这种经历迫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反思革命的前途到底何在？他需要观察分析所发生的一切。

多年以后，沈雁冰如是追忆那极为血腥的一幕：“这些反动大联合的残酷，真是有史以来所仅见；他们杀人如芟草，又挖眼拔舌、刳肠割首、活埋火焚，甚至以绳穿女同志乳房，驅之游街。”这种直击残暴的震撼，恐怕是难以从一个人的记忆中消失的。也因此，精神上的幻灭甚至动摇接踵而至。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沈雁冰说，在革命尚未到来之际，渴望、兴奋，似乎黄金时代就在眼前，而转瞬之间，“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废票，而新的痛苦却一点一点加上来了，那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不禁叹一口气：‘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来了幻灭。这是普遍的，凡是真心热望着革命的人们都曾在那时候有过这样一度的幻灭；不但是小资产阶级，并且也有贫苦的工农。这是幻灭，不是动摇！”沈雁冰说，幻灭的人一旦看清这现实，就会把它一脚踢开，但踢开以后怎么样呢？却是不知道的。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否发生过这种变化，而是在即使经历过这种巨大的波动之后，他的最终的抉择。

至于为什么开始写作小说，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沈雁冰十分坦然地说，自己因遭到通缉无法公开身份，只能蛰居家中；同时妻子孔德芷小产，身体诸多不便。一时间在上海景云里，一家人的生计成了问题。于是卖文求生成为不二的选择。也是这个时候，好友郑振铎为避通共嫌疑而出走英国，叶圣陶开始主持《小说月报》，并向他约稿；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沈雁冰于是因为经历了人生而开始写小说了。于是《幻灭》《动摇》还有《追求》相继出现在了《小说月报》上。既然是卖文为生，就不得不顾及市场需求：大革命失败的题材，波诡云谲的现实剧变，女主人公富有浪漫色彩的个人经历，再加上隐晦的性暗示，小说一下红极上海滩。这正是沈雁冰不同于其他左翼作家的地方，他在彼时的写作，是有着一定的市场意识的。写作的成功部分地缓解了沈雁冰的紧张情绪，而严格的写作计划，也让他无暇顾及自己有些杂乱的思绪。也是在这些作品发表传播的过程中，一位名叫“茅盾”的作者诞生了。尽管“茅盾”的诞生出之于偶然，它却是真实的时代反映。这也让“茅盾”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名字，它是高度政治化的隐喻。

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沈雁冰亡命日本之后，因了在日本孤苦的生活，大革命失败受挫的情绪，还有对正在执行的政策的不满，它们逐渐积聚了起来，并表现在了此一时期的散文中。对沈雁冰来说，这是痛苦的延续，而此段时间中的文字，也可以说是愁云满布，它们略显抽象，富于象征色彩，与沈雁冰在小说中一贯精微细致而准确透明的刻画方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散文《卖豆腐的哨子》的结尾，作者写道：“我猛然推开幛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了些什么呢？我只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而在《雾》中，沈雁冰更直截了当地说：“我诅咒这抹杀一切的雾。”《叩门》中，作者说自己在夜间听到了频繁的叩门声，然而跳起来观看时，发现的却是“什么也没有。镰刀形的月亮在门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樱树，裸露在凝冻了的空气中，轻轻地颤着”。而在《严霜下的梦》里，形象更为直接：“——好血腥呀，天在雨血！这不是宋王皮囊里的牛羊狗血，是真正老牌的人血。是男子颈间的血，女人的割破的乳房的血，小孩子心肝的血。血，血！天开了窟窿似的在下血！青绿的原野，染成的绛赤。我撩起了衣裾急走，我想逃避这还是温热的血。”

有意味的是，这些散文的冠名是“M.D”，即茅盾的字母缩写。此前沈雁冰的文章，冠名比较多的是“玄珠”“郎损”，但现在因为政治形势的紧迫，这些名字都不能再用了。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茅盾”这个名字被紧急构想了出来并不断传播出去。而伴随着“茅盾”诞生的，还有新的文学观念。沈雁冰曾经是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他曾多次详细介绍过自然主义的文学观念，自然主义中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精神更是给沈雁冰以深刻的影响。沈雁冰在解释《蚀》三部曲的创作过程时，也一直在强调自己所写的是对现实的忠实记录，此外别无他意。但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沈雁冰又完全否认了自己是自然主义文学观念的信徒，当然，这一否认是挂在“茅盾”的名下的。那么《蚀》三部曲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呢？彼时初出茅庐的“茅盾”说，他的观念更接近于托尔斯泰，即因为体验了生活而去创作。但“茅盾”自始至终也没有说明他的创作方法是什么。多年以后，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名满天下的“茅盾”明确表示，“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endprint

显然，“茅盾”和沈雁冰并不完全一致。

文人与作者

沈雁冰是有着明确经济意识的一位作者，这从他在回忆录中十分清楚地记录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就职过程中的工资待遇可以见出一斑。大概与他特殊的背景有某种关系，沈雁冰的起薪并不算好，当然也不算差，这让坐在他对面的同僚感到有些诧异。他的第一位同僚是个十分油滑的编译，老于印书馆内的各种事物和小道消息，这位编译的学历要比沈雁冰低一些，薪金自然也就比自己的新同事要差一些，当然也就不得不对沈雁冰另眼相看了。但沈雁冰更多的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他在出版、写作和翻译上的天赋让他一出手就与众不同，而他非常现代的西方文学知识背景也成为他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他在人情世故上的精明谨慎也让他游刃有余于印书馆内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沈雁冰很快获得了重用。到了一九二一年，因为主持《小说月报》的工作，沈雁冰的工资已经是每月一百元了，此外他每月还有不少的稿费收入。他的母亲曾十分奇怪，自己儿子的工资待遇已经不低了，干吗还要拼命写文章挣稿费？但看一下沈雁冰每月的开销就可以明了，他不仅把母亲和妻子从老家接到了上海，租了一个一楼一底带过街楼的房子，还雇了一位女仆，专门负责为家里洗衣买菜，而他的妻子孔德芷到了上海后就进了女校。此外，沈雁冰还将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各种中外文书刊报纸。这些开支还是很大的，而那时的沈雁冰才不过二十五岁。

经济上的成功为沈雁冰思考文学独立性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现代作者自我独立的前提。作者之所以是作者，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与文学有关，更是指他要以写作为生。而这种以写作为生的生活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文学及其相关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大众化。这正是现代作者与传统文人的根本不同之处。通过自己文字上的才华可以求生存于一个世界中，这为作者提供了一种自由身份的想象，也成为现代作者获得传统文人身份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文学也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的审美想象。罗兰·巴特说过：“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在与英格兰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和个人对改革的信仰一起脱离中世纪时，发现了个人的魅力，或者像有人更郑重地说的那样，发现了‘人性的人。因此，在文学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与结果的实证主义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罗兰·巴特以为，在现代世界，作者成为了写作的中心，而写作的过程似乎总是隐含着作者自身的某种秘密，写作也成为作者精神的折射形式，甚至成为作者证明自我的材料。但无论如何，巴特十分正确地指出，我们今天的所谓作者的观念，实际是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伴随着伊恩·P. 瓦特所谓的“小说的兴起”，作者开始在这个世界上风行，而站在他背后的，則是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的影子，当然更少不了一个全新的以作品为商品的等价交换的资本循环过程。

然而，这些靠市场生存的作者的求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文学可以给个体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这并不是一件让传统文人能够在短时间内接受的事情。当传统的文学观念依然强大的时候，对文学的认知，显然是会对以写作求生的文学状态予以贬斥的。一九○六年，也是在上海求生存的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第一三九号上，发表了《文学小言》一文，明确提出了对所谓“餔啜的文学”的抨击。王国维认为文学是一种游戏的事业，是人的生存竞争之余力的产物。而且在所有的学术门类中，只有哲学和文学以追求真理为最终目标，这决定了哲学和文学不是以现实利害为宗旨的。也因此，“餔啜的文学，绝非真正之文学也”。那么什么是“餔啜的文学”呢？“以文学为职业，餔啜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显然，以文学为职业者，即以文学为生存依靠，这就涉及现实的利害，涉及个体的利益，而这绝非真理之文学所能容忍，也当然不见容于“专门的文学家”了。但市场写作的喧声正日渐逼近，王国维不得不承认，“今餔啜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王国维顽强地维护着传统文人写作的尊严，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新的以写作为生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巨大冲击是难以阻挡的。后来在章太炎和鲁迅那里，文学成为生存闲余的产物，一个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人，哪里有什么精力去搞那些精致的文学？章太炎和鲁迅的观点，恰恰忽略了文学生产空间的根本变化——正因为无法果腹，所以才来弄文学。文学生产场上所潜藏的巨大的利益回报，它给个人带来的巨大声望的可能性，都刺激着许多后来者勃勃的欲望。

一九二二年的一篇散文《一个女校给我的印象》中，沈雁冰谈到自己接受了几位住在松江的朋友的邀请，前往松江县城拜访，“久住在工业化的新式都市的我，暂时的又看到了旧式的城府，真觉得有说不出的异样的感触了”。松江县城的恬静平和激发了这位初获文名的作者的“怀乡”情，现代都市生存的紧张繁忙与乡野田畴世界的悠然自得，工业文明对物质利益赤裸裸的追逐与农耕文明貌似超然物外的精神体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让这位年轻的作者颇觉得“有味”。这篇不长的散文本来是要赞颂松江城中那些努力办学的朋友的，但开篇的那几笔风景描写，不仅显示出这位年轻作者自得的心境，也透露出他颇有些居高临下的心态。也难怪，彼时的沈雁冰不过二十六岁，却已经因为主持《小说月报》改版的成功而蜚声文坛了。这样成功的经历，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又有几人呢？在这位作者身上，作为传统文人的身份被激发了出来，而“怀乡”情就成为这种身份的表达方式。但这一切，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在农业社会中的生存体验了，他是依靠写作求生存于“十里洋场”的现代作者，他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再是传统世界的科举功名，他生存的语境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世界。新的世界，也就是沈雁冰所感慨的、长时间居住的“工业化的新式都市”，这个都市尽管在彼时中国庞大的农耕文明中颇有些类似于孤岛，却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它已经在俯视整个农耕世界，并将传统世界的文人情怀当然地视为自我精神的一部分了。endprint